论后羿射日神话的产生与演变

后羿射日神话从产生到定型,经历了从史前时代到夏、商、周、汉这一漫长的时期,融入了宗教、政治、伦理因素。在商代以前,羿本是神话时代帝俊神系中的英雄射手;战国时期,屈原将远古之羿与夏有穷之羿合而为一,给后羿蒙上了荒淫的恶名,为后代演化的后羿悲惨结局埋下了种子;秦汉之际嫦娥奔月故事的出现,丰富了后羿神话传说的内容,也使后羿悲剧的原因有了政治的和神话的两种不同的解释;至后代,在民问,后羿神话被再创造,人民心目中的后羿仍然是至高至大的英雄形象。     

约瑟福斯的历史叙述

约瑟福斯作为第一位引起非犹太世界注意的犹太史家,他的历史叙述一直力图在犹太文化与异族文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实际上,无论是约瑟福斯在《犹太上古史》中所表现出的不明态度、在《犹大战争》中的双重标准,还是在《反阿皮翁》中自相矛盾式的论证,都是一种文化冲突在史学家心中的深层次反映.     

先秦夷夏桑林崇拜与空桑地望考

桑既是农业作物,还是夷夏文化中阴阳、男女关系的象征,根源于早期的生殖崇拜。桑林崇拜投射于上古地域命名的典型例子——空桑,是先秦早期东夷信仰中心,在中原和东夷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传世文献中多有空桑,其地望大致在黄河北折以南至山东丘陵一带,是上古夷夏文化的交汇的重要地点和东夷民族研究的关键。     

东夷与东夷文化

<正> 近年来,治东夷与东夷文化的专著及论文时有问世者,虽撰述时所取角度不同,但认为东夷族非炎黄族、东夷文化与炎帝黄帝所从属的华夏文化亦非同源,而为一独立的文化体系之观点则比较一致。本文拟从纵的方面,即从东夷族活动的史的方面作些论述,指归在于探讨东夷文化在文献中泯灭之原因。才疏学浅,谬误之处望专家正之。一、释名与地望夷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泛指古代东方之人,但又别于古代的炎黄族。周时,立此称呼以马戎、狄、蛮比类,含有贬义。《周礼·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大戴礼·千乘》:“东辟之民曰夷。”《说文》:“夷,东方之人也。”然周之前,夷字已在甲骨文中     

山东东部古国史学术讨论会举要

<正> 山东省历史学会举办的山东东部古国史学术讨论会于1983年7月23日至29日在黄县和长岛举行。与会代表34名。会议就莱夷、莱夷文化和莱、(巳其)、纪、齐、莒等东部古国历史进行了讨论。今将讨论的重点问题举要如下: 一、莱夷与莱夷文化问题。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古代有许多部族,人们总称之为东夷。其中居住在今胶东一带沿海的一支强大土著部族叫做莱夷。莱夷历史悠久、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在古东夷文化、甚至在中华民族古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自周秦以来,受“万世一系源于黄帝”、“中原     

屈赋中的“羿”、“夷羿”辨

《离骚》:“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天问》:“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又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身矢)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身矢)。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爱谋。(?)羿之(身矢)革,而交吞揆之?”历来以不辨“羿”、“夷羿”,对屈赋原文众说纷纭。或把“羿”、“夷羿”视为同一人,曰:“羿,有穷之君,善射。”“夷,羿氏也。①或注曰:“夷羿,夏时东夷族的首领,名羿。他曾夺取夏后相的帝     

夷夏之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夷夏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主题之一。夷夏的概念以及夷夏之辨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夷夏之辨含义有三:地理意义上的夷夏关系,血统意义上的夷夏关系,文化意义上的夷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夷夏之辨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华夏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以及与他族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如影随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始终。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是文化的优劣之辨、先进性之辨、主体性之辨,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是古代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体上看,夷夏之辨不仅没有阻碍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反而与民族融合的浪潮相互鼓荡,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愈发明确,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清晰。     

试论近期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变异——以“五四”小说中的母亲形象作参照系

本文从哲学基础、情感态度、文化成因三个方面,以“五四”小说中的母亲形象作参照系,考察了近期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变异现象。文章认为,无论是以怨恨为核心的母亲形象,还是令人厌恶的非常态母亲形象以及放纵生命的母亲形象,究其实,都是对“五四”小说中母亲形象的一种逆向补充。     

形似而神异:中西人文精神之比较

一、概论由于民族特性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差异和需要解决的时代命题迥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概而言之 ,中西人文精神的相同之处表现在 :(1 )都以人为指向尺度 ;(2 )都体现出对反人性的批判意识。不同之处表现在 :(1 )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土壤不同 ;(2 )虽都注重对人的关怀 ,但西方的人文精神注重关怀的是作为个体的人 ,而中国的人文精神注重关怀的是作为群体的人 ;(3)虽都有批判意识 ,但仍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发端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 ,它以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为口…     

中国古代夷夏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夷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演变紧密相联。据林惠祥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远古诸部落之间由于长期不断的争战,逐渐形成了许多民族,并把这些民族概括为华夏、东夷、荆吴、百越、东胡、肃慎、匈奴、突厥、蒙古、氐、羌、藏、苗瑶、罗缅等16系。华夏族在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农耕经济下先进的农业文明,与其他民族远离中原和游牧经济下落后的游牧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华夏族率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夏的建立,确立了华夏族在诸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标志着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初步形成。此后,用华夏文化中心观作为判断和处理夷、夏之间关系的标准,产生了夷夏文化观念。夷夏文化观念包含着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确定了以华夏族利益为准则来处理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原则,二是确立了华夏     

“曾国之谜”探微

曾和随是一国两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曾国和随国至迟在西周末就并立于汉东,这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能得到证实。曾侯乙的族姓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证,过去认为其为姬姓证据并不充分。从“上曾太子鼎”出土于山东的事实可以看到,两周之交山东与豫南、鄂北曾有过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对于“曾国之谜”的破译工作将是长期的,我们期待着将来更丰富的考古材料的出土。     

论易学源于山东——兼论汉以来山东古代学者对易学之贡献

作为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易学有汉易系统、晋易系统、宋易系统三大形态。有材料证明,这三大系统开风气之先的都是山东学者。汉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是孟喜,集大成者是郑玄;晋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是王弼;宋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是以孙复、石介为首的泰山学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得出结论:易学源于山东,有齐鲁文化背景。纵览文化轴心期以后汉以来山东古代易学史可以看出,山东学者对我国易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峨山彝、汉地名转换看民族语言、文化的接触和影响

峨山自古就是彝族聚居的地方,传承了众多的彝语地名,体现了峨山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随着汉族的迁入,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彝语地名或被借入到汉语,或被汉语地名替换,从彝、汉地名的转换,可以看到民族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融。     

周代朝会制度与夷夏融合关系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理念至少自尧舜以来已启其端绪,相应夷夏问题亦随之而起.周代虽有严夷夏之防的观念,但在政治上却借朝聘盟会制度比较成功地理顺夷夏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中原文化对四夷的主导地位,从而以"用夏变夷"的方法扩大了周文化的影响和一统局面的开启与巩固.周代的夷夏政策在较多方面时秦汉以下历代王朝有借鉴意义,同时也为周秦以下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启迪.在夷夏观念中表现出的强烈中华文化主体自觉意识,在今日中国应对世界文化新格局下的挑战时,仍不乏借鉴意义.     

游走在巫、医之间——敦煌数术文献所见“天医”考论

敦煌数术文献中的“天医”较早出现于东汉时期的道教典籍与宗教活动中,由于具备疗疾治病的信仰功能,故在魏晋隋唐进一步扩展到医学与占卜数术领域。古代中国“医、巫合流”的文化特质,注定类似“天医”等信仰因子要在占卜巫术与医学间游走,成为古代不同宗教学科所共享的文化资源。     

帛书易传《要》篇透露出的卦气知识及其成书年代

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中“益之为封也,春以授夏之时也”、“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一语,与汉易卦气六日七分说图式之损、益两卦所处的节气位序正相吻合,这表明帛书作者已具备汉易卦气知识。据传世文献看,二十四气的确立不会早于秦汉之间,汉易卦气说之形成当在汉初,故帛书《要》篇的成书,不会早于西汉之初。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蠡测——以《诸子略》为中心

《汉书.艺文志》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有关研究著作甚多,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后出转精。该著强调《汉志》是一部汉代学者校雠东汉以前文献后的学术编目,只有从社会政教的角度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对《汉志》的著录体例有透彻理解。如《汉志.诸子略》各家的书目著录便反映着各家的学术发展史,而小说家书目之著录突出了小说家与黄老道家和汉代方士的关系,符合汉代小说家特点和作品实际。因此,《通释》对于学习和研读《汉志》,考察东汉以前文献和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三纲”说与先秦秦汉之际的伦理道德转化新探

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思想,其直接来源是韩非子"三顺"说.董仲舒运用易学理论,援法入儒,反映了汉代儒学对其他学派的融合与吸收,与先秦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大不相同.而"三纲"说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汉代外儒内法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政体的确立,客观上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它的提出标志着先秦、秦汉伦理道德的转化.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李滉《心统性情图》研究

早在汉代,中国儒学便已传入韩国.到李朝时期,作为<易>学一部分的易图学研究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李滉的<心统性情图>,体现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继承中国的孔孟、程朱之学和朝鲜历来朱子学者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