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能人主导的村庄经营性管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新兴农村经济能人迅速崛起并积极参与基层政治生活,甚至主导或主政村庄治理.一些经济能人主政后,将经济运作中的经营理念引入村庄治理领域,以经营村庄为村庄治理的核心理念,以创业发展为村庄治理的工作重心,以利益导控为村庄治理的主要方式,以务实理性为村庄治理的策略选择,建构起独特的经营性治理模式.经营性管理是一种特殊的村庄治理新模式,是增强村庄集体能力的一种现实路径.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能人治村"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作用探析——以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水石村为例

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如何发展起来,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也是难点."能人治村"作为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模式选择,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而欠发达地区的实际与村民自治的制度与体制环境,又使得"能人治村"模式具有很强的可推广性.     

“能人治村”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作用探析——以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水石村为例

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如何发展起来,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也是难点。“能人治村”作为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模式选择,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而欠发达地区的实际与村民自治的制度与体制环境,又使得“能人治村”模式具有很强的可推广性。     

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政治从来离不开精英,乡村政治尤其如此,这种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政治文化的选择,政治从来不可能超越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文化是乡村精英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也是规制乡村精英政治行动的软环境,如何规范乡村政治文化来规制乡村精英促进乡村治理的发展,是目前我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从村治过程看乡村关系

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之后,乡村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集中统一的行政管理转变为行政领导与行政指导相结合。本文从村治过程的角度分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所得出的结论是:乡村关系既包含行政管理也包含行政指导;乡村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乡镇政府;乡镇政府的违规的行政干预对于村民自治是十分有害的。     

村治研究的三大范畴及其进展评析

村治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在不同时期,根据政策与实践的需要,村治研究分别形成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三大范畴,“村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研究目标上看,村民自治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追求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化.除此之外,三者在产生时间、研究缘起和研究重点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庄研究回归与农民行为形态、农村社区治理的城乡关系维度构成了当前三大范畴最新的研究趋势.但是,自治单元下沉的合理性、村庄研究的深度、农民形态的准确性以及城乡关系维度的泛化,仍然是制约村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以浙南XF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国家权力主导阶段,乡村民主萌生阶段,家族文化复兴阶段,经济能人村治阶段。但是,这四种村治模式都不是理想的法治型村治模式。当前,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就要做到:加强村委会选举的法制建设;大力发展农民文娱组织,消解村落家族文化影响;通过政治社会化提升农民素质;整合和扩大农村政治资源,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家庭、村庄与国家：妇女治村生成机理的三维分析

当前,越来越多农村妇女迈向村治舞台的中央,成为体制内精英的重要组成。沿循“家庭、村庄和国家”的研究思路对华北F村妇女治村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妇女治村的生成源自三维结构性因素的合力作用。它既发端于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所引发的妇女家庭地位提升,又形成于村庄在应对社会流动和公共性流失时的内部调适过程,还受到党的妇女解放事业及乡镇政府目标任务变化的双重影响。妇女治村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可行之途。各地可以引导更多农村优秀女性加入到乡村振兴干部队伍中,也须保障妇女治村的良好运行。     

富人治村:机制与绩效研究

近年来,我国中部各省农村出现一种十分普遍的趋势和现象,即村干部的商人化与富人化。文章通过富人治村的兴起机制及其治理绩效的调查研究,发现后税费时代的资源下乡政策和乡镇治理能力的衰弱共同推动了中部农村富人村治的兴起。富人治村与传统乡绅的"简约治理"绩效不同,富人村干部很少积极主动地回应村庄内部公共服务需求。基于此,国家应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建设,注重对富人村干部进行培养和积极引导,使富人村干部成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一支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力量。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村级治理新型人才的重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级治理方式在不断地发生变迁。与此相适应,村级治理人才的需求标准也发生了从＂对上级的忠诚＂与＂有人际网络关系＂到具备较强协调能力,再到＂头脑灵活＂、＂执行力强＂的转变。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背景下,原有的治理人才需求标准的缺陷与现有的治理人才由于年龄、文化程度、政治思想、管理技能上的不足,使当前的村级治理陷入了困境。为此,成立专门的机构对村干部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加强＂本土化＂村干部后备人才队伍的选拔与培养,在条件成熟的相关院校开设＂城乡治理＂专业集中培养适应农村基层组织发展和城市社区管理的专门人才已迫在眉睫。     

农民专业协会、乡村治理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农民专业协会有效地实现了农民、市场与政府三大行为主体的利益对接,体现了承载其上的服务属性和管理属性,成为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云南省元谋县的农村发展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协会、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解析这种关系有利于探索西部欠发达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路径。     

会首组织：羌族传统自治组织的现代恢复——以阿坝州茂县松坪沟乡岩窝寨为例

羌族村落岩窝寨是一个农牧二元经济、地方会首自治、发达的家族以及村落社区生活、以及虔诚的多元信仰体系共同维系的极具自治色彩的羌族村寨,这里的百姓一直都生活于自治共同体中。改革后生产队的解体及市场化等因素致使村落分化。但是,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元对立,相反,现代恰恰激起传统的保护性反应。1984年,遭遇现代影响的的岩窝寨村恢复传统的会首组织,其通过介入村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开始从昔日的全面治理村落转化为与正式权力共存,而成为整合村寨社会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会首组织一方面对于村寨秩序有所裨益,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府管理成本。尽管会首组织在变迁时代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它依然对今日的农村组织建设有所启发。     

论旅游业发展在西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基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实证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未来一个时期解决“三农”问题新的政策目标。西部地区具有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条件和市场需求,旅游业的产业关联效应能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收入结构的调整。因此,西部旅游业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     

新农村建设与农民道德素质的提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深刻的历史变革.实现这样的变革,呼唤农村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农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在新农村建设中,要求塑造农民爱国爱乡、遵纪守法,崇尚科学、言行文明,勤劳致富、诚实守信,珍惜耕地、保护环境,勤俭节约、合理消费,尊老爱幼、和睦互助的道德素质.促进农村科学发展奠定道德素质提升的坚实物质基础,督促农村党员干部和乡村教师率先垂苑成为道德示范样板,创新道德教育形式养成良好道德习惯,健全完善约束机制规范塑造农民道德素质,应当成为实现农民道德素质从传统到现代提升的有效路径选择.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并就法治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法制"到"法治"的升华,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转折。法治中国建设首要而基础的任务就是保证宪法全面有效实施,而只有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才能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守法用法才能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韩国新村运动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

韩国新村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勤勉、自助、协同。这种精神力量支撑了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成就了韩国的新村建设事业。韩国新村运动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的乡村关系调适

随着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加速,传统相对单一、封闭的乡村变得更加多元、开放,迫切要求治理重建和农村基层管理创新。各地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表明,在乡村社区重构管理与服务平台,建立新型的乡村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给传统的乡村关系增添了新的变量。在国家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的博弈中．组织重构使乡村关系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乡村关系的发展趋势将走向合作共治。     

新社会阶层参与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使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愿望。“善治”理论强调协同治理,主张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与合作。通过引导、调控,逐步形成一个以新社会阶层为主体的呈橄榄形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从而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新社会阶层有序的社会参与将有效促进社会政治力量整合,推动国家政治制度完善和社会管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