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理论范式演变与制度转型创新

政府责任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创新和转型发展的核心议题.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理论有两个主要范式:工业主义范式认为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的建立是对家庭和社区功能的孙充;公民权利范式主张公民接受社会福利权利和政府社会福利提供责任呈对应关系.中国在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实施的是政府高度干预社会、小政府责任的补缺型社会福利,是典型的工业主义范式.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转型要从工业主义范式转向公民权利范式,建立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论补缺型福利制度的特征

文章从学术和实践角度阐释了补缺型福利供给方式的特征、政策形态和社会背景,以及补缺型与制度型、选择型与普惠型福利政策的相互关系,说明未来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包含着两重涵意:(1)制度定型:从残缺型到补缺型福利体制;(2)福利提升:从补缺型到以生活质量为目标的混合型福利。     

迈向“适度普惠”时代：中国社会政策的理性抉择

中国传统社会政策偏向补缺型。它是在中国威权主义、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传统福利文化、法团主义薄弱的背景下形成的。这种补缺型社会政策面临诸多挑战,迫切要求其向“适度普惠”转变。文章从“公正发展”的基本理念、政府责任、筹资制度、立法、政策能力建设等方面阐释“适度普惠”社会政策的构建途径。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困境与转型研究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自1997年创建以来,在改善居民生活、缓解城市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制度设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这种维生型的低保制度遭遇了诸多发展困境:政策设计存在缺陷、管理体制不合理、制度的功能异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传统社会福利理论的反思、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提出和低保制度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为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与现实可能.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要构建普惠型、中间型与发展型救助相融合的救助制度体系,创新社会救助与就业发展的联动机制,优化低保制度的管理体制和执行机制.概言之,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价值理念是发展型,制度取向是普惠型,救助水平是中间型,这三者要有机融合,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以构建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符合福利发展规律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救助体系.     

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反思与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消除了计划经济下福利主体单一、平均主义和低效率等种种弊端,主张福利与服务的主体多元和民间运作.它也是我国社会福利改革与创新的正确方向.然而,改革伊始,政府和企业纷纷将福利保障职责推向市场,忽略了社会公正,诸多偏差造成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建设长期徘徊不前.因此,反思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以社会化为目标构建适度普惠型福利,将是今后我国社会福利创新与发展的主要内容.     

构建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误区与路径

当前普惠型社会福利建设存在忽视现实国情、误读普惠含义、重投入轻绩效、陷入泛民生化等误区。构建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既要统一规划又要因地制宜,实现增量发展;既要"扩面"也要"提标",实现协调发展;既要公平又要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既要规模也要质量,实现质量发展。阶梯式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融合了公平与效率两种价值,追求福利理想又立足现实国情,优先照顾弱者又兼顾普惠全民,合乎社会福利本义和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发展方向。     

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内地与香港的三维比较

残疾人社会福利是中国内地社会福利制度转型到适度普惠型制度的重点之一。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包含三个维度即残疾人社会福利政策、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和残疾人社会福利服务。本项研究以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为研究对象,以制度安排三个维度为分析单位,使用内容分析的方式来剖析内地与香港的残疾人社会福利。研究发现,内地残疾人社会福利正在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型,而香港实施的是普惠型。两地残疾人社会福利具有三个维度的异同:(1)社会福利政策维度:内地和香港的政策框架基本相似,但内地缺乏操作性的政策。(2)社会福利机构维度:香港机构和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机构管理水平也高于内地。(3)社会福利服务维度:香港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其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在服务类型、内容、人力资源等方面领先于内地。综上所述,中国内地残疾人社会福利应该在三个制度安排维度上进行改革和发展,以解决8000多万残疾人困境,提升他们的福祉。     

浙江农村社会福利发展状况调查与经验分析

浙江农村的福利总体还是一种制度补缺型福利,随着浙江经济发展,部分农村地区向普惠型福利发展,供、养、助福利体系基本形成,在社会救助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福利服务等方面,政策引导、开展广泛,结合实际、动态调整,基本形成政府、社区、农民共同参与,推动浙江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局面。     

合法性机制转型与我国政府福利责任承诺变迁

通过对建国以来56项社会福利制度文本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不同时期执政合法性机制不同,政府的福利责任承诺也大相径庭.建国初期,依靠“意识形态+政绩”的合法性机制,政府承担着“广覆盖、低水平、有等差”的福利责任,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1957-1977年,国家转以“意识形态+克里斯马”合法性机制为主,福利责任受到忽视;1978-1989年,合法性机制又自意识形态转向政绩,政府恢复福利责任以激励经济重建；1990-1999年则主要依赖政绩合法性机制,强调个人通过市场获得福利；2000年以来,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我国逐步确立了“民生为本”的合法性机制,政府责任趋强,福利模式亦从补缺型转向适度普惠型,并鼓励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福利责任.     

普惠时代的社会福利漏洞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进入到普惠型社会福利时代,社会福利资金损失即福利漏洞则迅速增加,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福利漏洞可分为不同的形态;福利漏洞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诸如福利管理相对粗放、政策设计不合理、违规行为惩罚力度较小以及文化惯习的负面影响等;福利漏洞造成了新的不公平、引发福利资金紧张以及制度信任危机等问风险;治理措施包括福利制度的一元化和网络化、对违规给予相应的惩罚、完善建立福利标准以及改善运行机制等.     

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的构建

社会福利法律制度是对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所有关于社会福利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在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下,我国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存在一些缺陷:缺乏体系性、普遍性、组织性和监督性。我国在发展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过程中,要构建发展性、正当性、需要满足型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形成在《社会福利法》统领下单项法和专项法组合在一起的综合性法律体系。     

民族福利建设中的制度风险及其规避——以鄂伦春族为例

民族社会福利建设中存在着由于民族福利制度自身功能发生偏差而产生的制度风险。它以民族福利制度与民族经济社会制度及福利文化传统之间的制度冲突为发生基础。制度冲突尽管以有限理性与制度变革为生成根源,但其风险化的关键在于是否在民族福利建设过程中维护了合理的民族权益。因此,风险的规避在于根据确保民族合理权益的原则进行制度协调,改进民族福利制度。当前,尤其要据此原则将民族福利制度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市场化、平等化改进,以化解其现实风险。     

参与式福利理念的提出与构建

参与式福利理念是在全球化的扩张和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理念下把福利看成是一种资源和能力,注重公民及社会组织在福利体系建设中的参与性行动,以构筑＂政府、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其他个体＂的帮助网络来推动福利社会化建设;并强调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以解决能力贫困,促进公民能力的全面提升;还强化了公民的福利责任,主张变福利依赖为积极创造福利,变消极福利为积极、能动的福利。参与式福利理念的运作机制强调的是优势视角下的增权;助推福利社会化的发展;解放性实践与对话沟通;构建积极福利与发展福利。     

公共权力与公共福利保障——兼论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诉求与保障

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以公共权力自利性膨胀倾向与公共福利保障之间的悖论为核心,指出了公共权力的双重属性对公共福利产生三种作用:促进、阻碍以及促进和阻碍的混合状态;探析了社会个体福利诉求何以整合为公共福利,并指出公共福利诉求不能仅仅为社会强势集团所垄断,应从社会整体繁荣中普遍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福利;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应在平衡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福利诉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福利。     

从社会分层看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

建设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的福利体系是我国新的社会福利体系的构想,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在社会福利方面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和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的财力只能维持一个基本的、低水平的福利全覆盖。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阶层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社会分层对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影响。针对不同阶层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制度安排,对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福利中的阶层问题研究

通过阶层理念、阶层福利、转型中国、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价值、社会保障的“阶层化重构”,六个角度切入社会结构,可以得到社会福利为核心的阶层分析新视角。从理论模型上,运用“阶层”与“社会福利”两个变量分析“阶层的社会福利”问题,并通过分析得出中国各阶层福利分配不合理的结论;为使社会福利的“天平”平衡,为社会保障的健康、有序、科学、成功的发展,须对社会保障进行“阶层化”调整,而阶层化调整的成功要素就在于“中间阶层”的扩大和其社会福利的加强,使之成为中国人口的主体和社会保障所保障的主要方面,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完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目标。     

基于参与式福利理念的中国福利制度建设之启示简

在全球化扩张和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下．参与式福利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福利理念,主张构建积极福利与发展福利。以该理念为指导,中国福利制度建设应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变福利济贫为教育培训,解决弱势群体能力贫困,提高其发展能力,增强社会适应性,减少福利依赖;注重公民“心理利益”的培育,提高民众幸福感、成就感与满足感,变工作与生活负担、风险为机会与福利;提供机会提高民众在福利政策中的参与性,以提升中国的社会质量,共同促进福利改革;重视家庭、开发并扶持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多元主体、多元福利内容的提供,加快感性实践与感性选择下的福利社会化发展,从而建设一种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满足公民多元福利需求的特色福利体系。     

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学术思想初探

1978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社会福利发展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思想、观点和理论,构成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学术思想。以重要性和创新性为标准,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学术思想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福利的价值理念论、发展目标论、发展模式论和体系构建论;这些思想不仅丰富了当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体系,而且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因素。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与绩效浅析

北洋军阀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及维护其所代表的阶级的既得利益,虽然被迫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有关社会保险、救灾、福利与救济、优抚安置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使得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对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生活安全的保障方式、保障内容、保障政策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诸如,社会保险制度开始建立,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救灾、救济福利机构,制定了优抚安置计划等等,但是,由于这些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实施和执行不力,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太少,保障项目不全,待遇偏低,加之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状态,致使劳动者和社会成员从中所获取的收益甚微。民国时期,真正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两汉社会保障制度初探

我国汉代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大体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我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典型代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相比,汉代社会保障制度还相当粗放,具有保障水平低、只起辅助作用以及等级化、人治化等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