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差序格局

本文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开始,指出他是在生活和文化这两个层次上论述了差序格局,但他对生活层次差序格局的描述过于简单,致使他的论述缺乏一个牢固的基础。因此,本文依据作者的乡土生活经验对生活层次的差序格局进行了更具体深入的描述,描述了它的结构、具体运作过程、运作原则并分析了它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也重新分析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区别,从而扩展更新了费孝通的这一概念。     

差序格局的结构及其制度关联性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是建立在中国本土社会资源基础上的,但却经常被简化为帕森斯的模式变量来使用,这一化约主义的误区主要在于缺乏对差序格局概念学理方面的分析,模糊了中西方的空间差异,纠正这一错误的关键在于从社会结构方面对这一概念作重新解读。     

差序格局的文化影响与关系社会的破坏作用——兼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在中国实施的困境

诞生于西方的治理理论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比较适合于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成熟的市民社会.中国要借鉴西方的公共治理理论,必须首先实现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治理理论的本土化不仅存在普遍性阻滞因素,而且也存在特殊性阻滞因素.普遍性阻滞因素有可能导致“治理失败”,而特殊性阻滞因素则可能导致中国的公共治理根本无法实施.阻滞中国公共治理的特殊性因素有五个方面：差序结构、关系社会、官本文化、集权思想和形式主义.本文仅就关系社会对公共治理的阻滞机理进行系统分析.     

“差序格局”思想的现代诠释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所描绘的乡土中国的社会机构状况和人际关系特征,是一组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与西方的“团体格局”区别主要体现在自我主义与个体主义的道德基础、儒家伦理与基督教的文化基础、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价值基础三个方面.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的“差序格局”,突出血缘和地缘在社会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差序格局”是与现代社会的理性原则相悖的,对我国的经济领域、人际关系、政治领域和法制建设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力,成为中国现代化前行的障碍.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及其发展

“差序格局”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其实质是家庭本位主义,“差序格局”的社会必然是“礼治”的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差序格局”从“农村版”走向“城市版”,“差序格局”的内涵在丰富,边界在扩大。     

试论差序格局对中国政治的消极影响

差序格局下,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政府在社会中起巨大作用,从而使得政府机构比较庞大;差序格局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差序格局下容易形成裙带关系、腐败现象.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使政府与社会、个人的权力关系得以重构;市场经济的实行,使我国基层社会家族制度中长期存在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解体,造就出具有“独立性”的人;构建法治社会,为社会团体的出现创造了法治条件;实行市场经济,使社会异质性成分增加.     

“重访”江村实验——差序格局性悖论及其克服

"江村合作工厂实验"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着力解析的一个变革性事件。该实验最终未获得成功,其原因既可归咎于外部市场,也可检讨工厂内部管理参与问题,但总体而言尚未见合理且系统的理论解释。通过揭示"差序格局性悖论"及其克服限制,可以重新解读江村实验的过程及其走向失败的原因。而自我主义驱动论题、关系理性约束论题、"差序格局性悖论"论题以及克服"差序格局性悖论"论题,或许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当今中国社会开展合作运动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条件。     

差序格局社会中的法治困境——以国民政府监察院“打虎”为例

监察院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是法治的实施机关。本文以监察院弹劾权行使的情况和监察院打虎失败的案例,探讨国民党统治下的法治困境。从差序格局的社会生态出发,阐述其差序有别的私伦理、情大于法和关系原则与法治所蕴含的公共、理性、平等、公正精神的根本冲突,以及对监察院监察实践的影响:执法者因私废法,不打老虎,专打苍蝇;违法者因情违法、恃情违法,凭借关系逃脱法律惩戒,令监察院打虎不成。     

信任的差序格局与民主价值

通过分析2012年最新一组数据,我们发现,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背景下,从家人、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到陌生人,中国人之间的信任呈现出逐步递减的差序格局。已有研究者指出,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与民主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基于社会交往同心圆内圈的特殊信任则与民主价值无涉。较高的普遍信任会促进和活跃公民的政治参与,而现有文献中呈现的中国人的高信任度绝大多数来自同心圆的内圈信任,使得信任与民主价值之间因果关系的链接出现断裂。本文的分析是社会资本理论跨文化应用的一次尝试。     

论中国近代文化变迁中的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古老的思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特别是在近代社会，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不断入侵，中国思想文化中原有的大同思想也呈现出近代特色——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大同主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和谐社会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蕴含了唯物史观的三个重大命题：实现社会基本矛盾的和谐运动；实现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和谐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关系。由于这三大命题都与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所以，和谐社会就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社会。     

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升级改造

熟人社会实际是由人们基于身份认同而具有共同利益基础的单元结构集合,它具有四大基本特征,其内在的道德框架是熟人社会秩序自我维稳的重要能量源。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熟人社会作为传统事物在现实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并且不同类型熟人社会的邻里互助、集体行动及道德维系等基本功能逐渐退化,其本身也由此发生了异化：道德滑坡、社会失信等现象层出不穷。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传统的熟人社会将得到升级改造。     

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

通过讨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可以了解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邓小平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方法论原则.     

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基础

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根本要求。当前社会公正在一定程度上的缺位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也对社会的安全运行造成了一定风险,对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造成了一定冲击。因而,采取得力措施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深远。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成功的价值基础。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蕴涵着丰富的中国文化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同时又根据时代的特点,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是对传统文化的超越和提升。本文仅选取“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和“刚健有为”三个方面对这种继承和超越进行分析。     

东北老工业基地“全民创业型社会与文化”发展体系建构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要打造"全民创业型社会与文化"发展体系.要实现这一点,应该将其纳入政府工作目标,建构全民创业国民教育体系、全民创业型文化及价值观,建成完善的创业协调机制和社会体制,编制创业规划、实施目标管理,创建全民创业的社会服务体系,大力开发全社会创业资源和创业环境等.     

社会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存在样式

社会真理既是人们对社会存在、过程及其本性和规律的正确揭示和合理把握,又作为社会演进的理论基础和存在样式贯穿于社会发展变迁的始终。客观合理地评价和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蕴含的社会真理思想,既是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的要求,也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需要。     

老龄化社会视阈中的孝文化传播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未富先老的社会中如何应对老龄化及由此而带来的问题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基于老龄化社会的视阈,孝文化的传播对个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对家庭和睦及社会关系的和谐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我国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关传统文化的弘扬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为孝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可能性。加强孝文化传播应充分挖掘孝文化的内核,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庭应加强孝文化的宣传和灌输,新闻媒体要发挥宣传和监督作用,同时要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