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赵树理的小说《福贵》

赵树理说过,他写小说总是有感而发的。“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遭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①“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②同样的理由,赵树理写了《福贵》。福贵是一个被旧社会逼的流入下层社会的所谓“下等人”,不但地主阶级歧视他,而且连村里人也都说“他是一个招惹不得的坏家伙。”赵树理写这个小说的目的是:“那时,我们有     

山西味很醇的普通话——从赵树理的语言谈起

著名作家汪曾祺说:“据语言学家称,赵树理的语言是决挑不出一点儿毛病的,盖过鲁迅。那小说是山西味很醇的普通话……”汪先生一语道出了赵树理语言的特点:他的小说语言是“山西味很醇的普通话”。这种语言是相当规范的,“决挑不出一点儿毛病的”,而且,这个定论是以研究语言为职业的专家认定的。这里,汪先生讲的“山西味很醇的”语言,大概就是赵树理语言独特的艺术风格;所说的“决挑不出一点儿毛病”的普通话,当属赵树理语言的准确、纯洁的特征。如果把赵树理说成是当代的语言巨     

赵树理与现代人性问题

赵树理是解放区作家 ,但是他不是通常说的通俗作家 ,他的书也不是民间文学。他的作品中具备了五四精神 ,是五四精神结出的硕果。仅从最具五四时代特点的“现代人性改造问题”论题入手 ,分析了五四以来各时代问题小说各自不同的表现重点 ,认为赵树理也是致力于人性健全建设的 ,他表现的是农民的人性变化史 ;表现的是个性主义精神在农民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赵树理写农民意识觉醒比较着重于通过外因激起人物内心的变化 ,从而塑造一大批有血有肉的农村人物。     

论“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的创作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赵树理以善于写问题小说著称于世。他不仅明确地把自己的小说称之为问题小说,还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努力遵循这一创作主张,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以说,问题小说的概括,大致上能反映出赵树理创作的特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赵树理问题小说的研究是很不够的,不仅对此缺乏系统的论述,有的甚至还把问题小说与“赶任务”、图解政策混同起来,贬低了赵树理小说的价值。这种现象是不公允的。我们认为,恰当地评价     

赵树理小说里的方言词汇

赵树理是用加工提炼了的晋东南方言进行文学创作的[1]。赵树理小说里的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相比较,基本上都属于“同词同义”的类型;由于汉字的超方言特点,赵树理小说中的词汇,大体上也都是“普通话”的了。赵树理的小说,具有浓郁的乡土风味和鲜明的地方色彩,除了其它原因外,这跟小说中吸收(也可说是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明显地带有地方色彩的方言词汇是分不开的。     

赵树理小说人物外号的艺术性

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外号,是他作品人物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最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之一。他的作品人物外号,据不完全统计有几十个之多,特别是主要人物差不多都有。赵树理十分喜欢并擅长运用“外号”这一修辞方式。有次记者采访赵树理时提出,您小说中的人物外号又多又很有趣,它们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说:外号啊!有人说太多了。不过我想外号这东西很好,它便于人们记忆,譬如水     

从比较分析看赵树理作品的生命力

近年来,在崇奉现代主义的风气的影响下,重视继承民族传统的赵树理,是比较受冷落的。理由之一是他“过时”了。某些评论文章举出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农村题材作品做对比,以证明“过时”之说。毫无疑问,新的农村题材作品没有停留在赵树理的水平上,达     

论赵树理创作中的民间宗教思维模式

民间宗教是赵树理生活经验中重要而独特的一部分。他的创作借助民间宗教思维模式弥补了启蒙与民众之间的裂缝。由于民间宗教思维模式与正处在实施阶段的“革命”要求之间的重合,赵树理的尝试得到了“革命”的强大支持。而在对待苦难、判断权威、组织方式方面它们又存在差异,因此当“革命”开始叙述其成功经验时,赵树理的小说便受到了冷落。     

论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

作为五四现实主义的重要支脉,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与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同。在文艺大众化进程中,一方面,歌颂了新社会、新农村、新农民,另一方面,又从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层面剖析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历史沉疴。     

赵树理小说的语言艺术

通俗简朴的说唱语言是赵树理小说成功的一大因素,他在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找到了最佳的语言结合点。从语言的基本特性即审美性、情感性和文化性三个方面对赵树理小说进行探究,以便于更进一步深入理解赵树理小说的艺术价值。     

俗、雅两种不同韵味——赵树理与汪曾祺作品审美特色

赵树理作品主要受中国俗文化、民俗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熏陶,形成了“俗”的审美韵味;汪曾祺作品主要受中国雅文化、地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影响,形成了“雅”的审美韵味。“俗”、“雅”是不同的特色,但它们都是通过作品结构、人物描写、语言运用等艺术方法来显现的     

农村妇女翻身解放的生动记录——浅谈赵树理小说里妇女形象的典型意义

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是妇女解放问题.这个问题是一直为研究社会改革的人所注意的.鲁迅先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在他的小说、杂文里曾多次接触到这个问题,他深感妇女是社会不幸人们中的一部分,因而用各种形式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客观生活中这一重大主题.赵树理同志同样是一位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的作品是“问题小说”,“在作群众工作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在伟大的社会变革之中,他看到农民的精神面貌的变化,农村     

论赵树理小说中婆媳关系的民间叙事

婆媳关系是赵树理小说所涉及的女性解放问题中特别被关注的一个侧面。有关革命的、新政权的叙事话语使其小说具有了叙事的合法性 ;而他自觉的民间叙事立场又使其小说自溢出相悖于证“名”的叙事空间 ,呈现出真实的女性关系     

寂寞的守望--评朱庆华《赵树理小说新论》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赵树理的小说“畅销”于华夏乡土间,可谓盛况空前。赵树理的文学风格与创作模式也一度成为文坛的方向,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山药蛋派”,并引起国外研究界的关注。当代文苑时时呼唤的“大众文学”,在赵树理那里曾经有过最为成功的诠释。然而,这个曾经标记了一个时代的人物,如今却随着那个时代的渐行渐远及其特定读者群的变化消失,被人们冷落在了记忆的角落里。就在赵树理小说及其研究寂寞跋涉的时候,朱庆华先生的《赵树理小说新论》作为浙江省教育厅立项课题,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丽水学院出版资金的资助,这无疑…     

民问：从破碎到沉潜——赵树理小说的一种解读

赵树理的小说,表现了中国北方农村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历史变迁,战争、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是文本的基本框架。但在历史的波涛和底层中,又隐含着一个广大的、复杂的民间社会和一种民间文化形态。作家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逼真而深刻地描绘了民间世界从破碎到沉潜的悲剧命运,从中也折射出赵树理从“辉煌”到“末路”的人生轨迹。     

相同的婚姻道路与不同的灵魂剖析─—从三仙姑与小飞蛾思想性格的异同谈赵树理对妇女心灵的展示

也许是有意为之，也许是生活的发展使然，赵树理建国前的成名作和建国后的第一篇作品都是描写农村婚姻问题的小说，小说里都有一位饱尝封建婚姻之苦却仍然干涉女儿婚姻自由的母亲，两位母亲又都有绰号，一个叫“三仙姑”，一个叫“小飞蛾”，赵树理的这两篇作品就是曾经给文坛带来很大震动的（小二黑结婚）和（登记）。关于这两篇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的个案分析，以往的评论界有过很多评价，它们是赵树理坚持文艺大众化原则、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笔法反映农民心声的优秀作品；但是将两篇作品中的人物提取出来作一比较分析，并从中窥探赵树理…     

革命话语遮蔽下的个人叙事——赵树理小说重新解读

赵树理一直被认为是解放区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自觉探索者和实践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开拓者,并且被定为"赵树理方向",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一面旗帜和榜样。并把他的小说看成是"政治宣传"小说的典型。在强调他的作品中对现实歌颂性、宣传性的同时,对他小说中的批评性、否定性的方面给予淡化和遮蔽。本文认为赵树理作品在叙事的表层上与革命话语相切合,本质上小说却保持了现代人文精神和理性批评的风格。     

赵树理小说的母题探析

赵树理的小说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时至今日仍拥有自己的读者,究其原因,是因为赵树理小说主题包含有诸多母题,如家庭母题、婚姻母题、斗争母题和成功母题,这些母题是人类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审美形式,赵树理对之进行了独特的艺术表现,所以他的小说至今仍可在读者中引起共鸣.     

赵树理小说中的反讽艺术

反讽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和文学批评概念,它包括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等不同的形式。赵树理的小说无论在言语层面,还是在小说情境与小说结构上,都具有反讽艺术的特点。在此以赵树理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为例,分析他小说里的反讽艺术,企图从这一的视角打开展示赵树理小说艺术魅力的另一个视窗。     

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

运用对比方法,探讨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认为创作立场、创作目的、时代环境、个性才情等因素之差异,鲁迅、赵树理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反向互补特性:前者旨在救赎灵魂,后者重在观照问题;前者力求洋为中用,后者刻意古为今用;前者为形而上的描神,后者是形而下的画形;前者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后者洋溢出扑面而来的喜剧情调.鲁迅、赵树理所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可谓是物之两面,反向互补,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