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新论之商榷

最近一篇关于商战思潮的新论认为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重视的是生产领域而非流通领域内的竞争 ,《辞海》中“商战”词条的解说违背了近代“商战”思潮的原意 ;而汪康年的《商战论》仅有商战之名而无商战之实 ,以此来为解说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尽管新异 ,但有失偏颇。本文拟就“商战”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 ,它的原意以及郑观应“商战”思想的主旨等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说明尽管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已经颇具特色、颇有体系 ,但是如果要理解“商战”思潮的本意 ,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以及整个商战思潮进行整体、全面地把握     

“得风气之先”与“开风气之先” ——郑观应早期思想演变与上海

郑观应(1842—1922年)作为人们所熟知的改良主义先驱之一,他的一系列时论经由后人的反复考论,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常识. 郑观应撰写于19世纪60年代左右的《救时揭要》和成书于1880年的《易言》36篇本是夏东元先生《郑观应传》第二章《初期的维新思想》中的主要论析对象.在这里.夏先生将郑观应初期维新思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 ,勾勒出一条非常消晰的线索.而拙文《论郑观应早期思想的演变》,则仍以《救时揭要》与《易言》作为考察郑观应早则思想的主要资料,展示他贯穿其中的视野、语言、心态、观念方面的变化轨迹.然而,自《救时揭要》到《易言》,郑观应对时局、对世界认识的惊人变化竟然从他的笔底流向当代,流向人们心中.这种流动的特殊节奏极易使人联想到郑观应当时的生活环境——他居住的城市上海,在近代史上曾经有过的快节奏变迁.正是这个城市不同寻常的文化氛围,使郑观应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的散发又使走向现代之路的当代人怦然心动.     

“商战”的原意究竟是什么——与《辞海》“商战”条作者商榷

二、三版《辞海》将“商战”诠释为一指商业战争 ,二是“商业竞争的形象性比喻。”本文认为 ,以上诠释从头至尾有误。首先 ,“商战”仅为中国近代史所特有的一个特定范畴 ,原意在其最先的提出者即清末戊戍变法运动的重要思想先驱郑观应那里 ,指的是要在当时充斥中国市场的10类洋货的生产上与资本主义列强一决高下。其次 ,二、三版《辞海》将汪康年虽有“商战”之名但无“商战”之实的短文《商战论》硬塞进“商战”词条 ,将“商战”的提出者与因袭者作了不适当的相提并论 ,会误导读者以为郑观应的“商战”涉及的仅仅只是些流通问题。与“商战”一样 ,马克思愤怒谴责过的“商业战争” ,也是一个有着特定外延、内涵的特定范畴 ,不能简称为“商战”。     

论《救时揭要》与郑观应的早期思想

郑观应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他以编撰《盛世危言》而享盛名。如果我们要探讨他的思想形成与演变过程,还必须研究其早期代表作《救时揭要》及《易言》。本文试图就《救时揭要》(以下简称《揭要》)一书,评介郑观应早期的主要思想,以求正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孙家鼐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的思想则渊源甚早,如早期改良派郑观应、冯桂芬等均说过类似的话,《盛世危言》中就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不少文章都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是出于张之洞的《劝学篇》,其实《劝学篇》中虽有“中体西用”意思,但并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文。这点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过。还有的     

郑观应的商战论

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也是当时著名的爱国的工商业资本家。在他一生的社会实践中,主要从事的是经济活动,因此,经济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集中表现在他的《盛世危言》这部著作中。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提出了“商战论”。“商战论”的产生,是由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郑观应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剧变的时代。在这期间,外国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民族灾难日益深重。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     

郑观应研究论文集编介

<正> 对编辑一本论文集着墨渲染,想必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笔者“犯忌”,乃因编辑《纪念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感触特异,聊以记之。 一曰价值之特殊。郑观应为近代中国早期的维新思想启蒙家和创办民营实业践行家之一,或格于他晚年“思想落伍”,未见其叱咤政坛之躯,致身后80年研究论作仅160余种(含论著3种),平均每年才2种,且散于     

郑观应与孙中山关系析论

19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郑观应同孙中山有过颇为密切的交往。他们之间无论在家庭、教育、经历乃至年龄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他们都诞生于商品经济发达与对外开放的珠江三角洲,较早地从故乡走向中国和世界。他们都满怀爱国救亡的热忱,中法战争及其失败给予两人以极大的刺激和策励。这种差别和相同,决定了他们之间只能是短暂的友谊。郑观应称赞孙中山“少年英俊”,积极支持他北上投书李鸿章以实现改革救国的抱负。孙中山与时俱进,使他与未能同现存政权决裂的郑观应分道扬镳。他们后来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只是郑观应晚年曾经斥责袁世凯以御用的《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可算是其友谊在20年后的唯一回声。     

郑观应与香港

郑氏一生过往香港9次 ,驻埠不足1年。他在香港的活动可分成两类 ,一是操持军务 ,一是主办商务。军务与商务密切相关 ,他出色的军务乃是借助其在商务中建立起来的地缘、人脉与才干的优势成就的。香港是郑观应参与抗击列强侵略的舞台 ,揭开了他从商、从军“两条腿”报国的人生新篇 ,这令他引以为豪 ;香港是郑氏蒙拘半年的“伤心”之地 ,又令他刻骨铭心。本文认为 ,香港蒙拘进一步陶冶了郑氏矢志救国的品格 ,催生了《盛世危言》的撰写。就此意义上说 ,香港“情结” ,促成了郑观应登上“三位一体” (从商、从军、立言 )报国成就的高峰     

郑观应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言

郑观应在 1 9世纪 70 - 90年代首倡君主立宪制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言。他的这一思想在其三部著作《救时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其中《盛世危言》更是其思想发展的顶峰。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言在郑观应整个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何晏的玄学与医学

魏晋名士—何晏(190—249年)是玄谈和服药的祖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不是祖师尚待进一步证实,但玄谈和服药之事却是有的。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已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颜氏家训·勉学篇》)《晋书·范宁传》也说:“时以虚浮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与何晏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就指     

应璩诗论略

应璩(190——252),字休琏,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县东南)人。其祖应奉,字世叔,“才敏,善讽诵”,世称“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卫二刘傅传》裴注引华峤《后汉书》,“后”字原脱,据《隋书·经籍志》补);从父应劭,字仲瑗,博学多识,撰有《风俗通》、《汉书集解》等书,为世推重;其兄应(王易)(?——217),字德琏,“学优以得文”(《文心雕龙·才略》),建安七子之一;其子应贞(?——269),字吉甫,“善谈论,以才学称”(《晋书·文苑传》);汝南应氏,真可谓“世济文雅”(张溥《应德琏·休琏集题辞》)了。关于应璩的生平,本传(附见于《魏志·王粲传》下)极为简略,但从裴松之所引《文章叙录》中,我们可得一梗概:     

释叚

甲骨文有“(?)”字,写如下图。此字少有人释读。孙诒让“疑是报字”、“又疑为设之省”(《契文举例》下一四);王襄“疑古酌字”(《(?)室殷契征文》考释《典礼》一二);郭沫若“疑是毁字”(《卜辞通纂》考释八九);陈梦家“疑是霓,即雌虹”(《殷墟卜辞综述》247页);孙海波《甲骨文编》(1965)收入附录,编号3661:于省吾释为     

试论郑观应的启蒙教育思想

郑观应(1842-1922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他的振兴实业、以实业为后盾与西国进行商战的“商战论”,他的要求改变中国当时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英国式民主代议制的“议院论”等反映时代要求的见解,为近代史家所迭书。但对他的革新教育,培养人才以救国的启蒙教育思想则少有论述。本文试对郑观应这方面的思想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志。     

说《诗经》中的“言”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通论部分把“言”全都解释为“句首语气词”或“动词词头”。查余冠英《诗经选》,新近出版的《辞海》,杨树达的《词诠》,北大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也都是解释为助词的。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诗经》中的“言”,不全是助词,在句中的“言”有不少应解释为代词“我”,而在句首的“言”则全都应理解为代词“我”。理由如下:(一)《小雅·彤弓》:“彤弓召兮,受言藏之。”《诗经注疏》     

从“中体西用”看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史学界公认的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但是,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八年这段时间内,不仅是洋务派,同时包括早期改良派、顽固派,乃至外国侵略分子,对“中体西用”思想都进行议论和阐述.一八六一年,冯桂芬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首先这样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继之,薛福成在批驳顽固派攻击向西方学习是“用夷变夏”时指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写道:“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里的“本”“末”就是“体”“用”.一八九八年,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则写道:“新旧兼学,     

郑观应与道教关系及其“道器”观

(一) 郑观应,自号待鹤山,道号教昌、一济。他“自幼好道,尝究身心性命之学。”及至青年时期,博览群家道经,醉心于道,并且“寻真访道遍遨游”,“凡有道之士,靡不执贽求教”。北至京奉,南至闽浙,东至芝罘,西至巴蜀都留下他修炼的足迹;他曾七次到江西、江苏等地入室修炼。仅江苏的一次竟达十年之久。 郑观应除修炼以外,还从事道教经籍的整理和道教的社会公益活动。他整理道教经籍以丹鼎     

山城光景尽供诗——陆游荣州诗词三题之三

清人赵翼《瓯北诗话》评说陆游“凡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入诗”。游陆的创作主张和实践,都非常注重生活阅历、游观体验,从中获取诗料和灵感,从而创作出好诗来。《与杜思恭书》云:“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虽前辈负大名者,往往如此。愿舟楫鞍马间,加意勿辍,他日绝尘迈往之作,必得之此时为多。”在评价萧彦毓的诗中也说:“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题萧彦毓诗卷后》)而自谓更多:“江山好处得新句,风月佳时逢敌人”(《遣兴》);“诗思长桥蹇驴上,棋声流水古松间”(《冬晴日得闲游偶作》);“一事犹堪慰孤寂,锦囊倾佳俯新诗”(《晚兴》);     

《文心雕龙》“太极”辨析——兼论“道”和“神理”

“太极”一词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但对它的理解却涉及到如何评价刘勰的世界观和文学理论的问题。现在各家对它的解释并不相同,这就有辨析的必要。当前对“太极”最流行的解释是沿用汉儒的“元气”说。刘歆《钟历书》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郑玄注《乾凿度》“孔子曰《易》始于太极”云:“气象未分之时,天地之所始也。”虞翻曰:“太极,太一也。分为天地,故生两仪。”郑玄又引《星经》曰:“太一,主气之神。”可见汉儒是训太极为元气的。现在不少同志都是据此而引申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如周振甫同志释为“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气”(见《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页);陆侃如、牟世金同志说是“指天地混沌的时候”(见《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出版上册第5页);郭(扌晋)稀同志干脆译为“远古”(《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甘肃     

郑观应与清季“官督商办”

19世纪80—90年代，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全盛时期。也就在这个时候，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赞扬过“官督商办”，他说：“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贵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另外诛求；则上下相谁，二弊俱去”①。这似乎成为郑观应竭力主张在中国发展官督商办企业的依据。其实，作为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郑观应在这里主张的“官督商办”，与当时洋务派官僚所主张的“官督商办”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的主张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