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新驱动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重大转型期,宏观上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要从数量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创新驱动路径是以科技创新形成技术创新支持体系,以产业创新形成新型产业支持体系,以制度创新提供激励导向,以战略创新形成战略支持体系,以管理创新形成有利的环境支持。而培育创新型企业,构建创新驱动主体;发展新兴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创新型经济,构建创新体系;推动制度创新,改善制度环境;推动政策转型,实现政策导向的转变等则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必然选择。     

福建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稳定快速经济增长的体制创新研究

21世纪初福建省有必要也有可能实现稳定快速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与体制创新是福建省实现稳定快速经济增长的基本保障与动力源泉.福建省经济结构矛盾的一个深层原因是制度创新的不对称与不互补.要解决福建省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体制障碍,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必须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实现非均衡体制创新模式向均衡体制创新模式大转化,努力做到制度创新中对称与制度互补.     

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化

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变迁和主流表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持久的动力源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创新的内涵十分丰富,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及技术创新等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强大推动。在创新中,高科技的产生和产业化极其重要,这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知识...     

发展中大国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要素的“黏合剂”,对转型期发展中大国而言,制度变迁更加复杂,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等特征.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内在逻辑性与辩证关系,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并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转型阶段应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构建一种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财政目标取向

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始终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符合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中国传统的投资驱动增长方武难以长期持续,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处于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时期.财政目标应从配合传统增长方式转移到创新驱动增长方式所强调的创新人才、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制度四个环节上来,为实现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持续增长

相对于新古典理论的"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包括制度和技术在内的"创新"引起的经济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制度经济学派承认,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同样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既可以选择单独一种创新,也可以两种创新同时使用。面对经济下滑的风险,我国需要通过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好的保障。     

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的制度成因与相关政策选择

现代经济增长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大变动与制度结构的大调整。造成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我国过去实施的非均衡渐进性体制改革模式所产生的制度创新不对称及由此而产生的制度不互补是其深层制度成因,为此必须在21世纪初实行均衡体制改革模式,努力做到制度创新中的对称与制度互补,以解决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体制障碍,从而促使经济增长模式的大转换。     

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以河南省为例

区域创新能力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以河南省作为区域研究对象,以1991-2010年为时间段,通过建立VAR模型,对河南省地区TFP增长率代表的经济增长质量与多层次的“创新能力”(包括创新资金投入强度、创新人力资本和创新制度能力)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创新制度能力对提升河南省经济增长质量效果显著;在长期,提高创新资金投入强度和创新人力资本对提升河南省经济增长质量效果显著.     

市场成长推动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

一般认为 ,经济增长分别来源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事实上 ,就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言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才是最重要的。本文实际验证了在中国 2 0余年的市场成长史上制度的良性互动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试图从一个方面说明这一观点。     

制度与体制通用的必要说明

目前，在关于改革路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探讨中，大量的经济学文献都聚焦在制度创新上，并把制度创新与否，与经济运行效率、经济增长质量高低联系起来，用制度变迁来解释经济增长和发展，强调制度创新作为自变量对增长方式转变的连带效应。值得指出的是，不少文章在行文上把制度创新与体制创新作为同义语相互替代使用，而没有对通用的范围作必要的说明。这当中，也有一些人接受了西方制度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没有原则区别的观点。①笔者并不否认，制度与体制在一定意义、一定范围是可以通用的，但是，二者之间并不因…     

论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法律规制

公用事业民营化是解决当前我国公用事业种种弊端的有效途径。但由于我国公用事业立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在民营化过程中出现了公用事业价格的法律规制不完善、政府规制的体制与手段不健全和民营化缺乏竞争机制的保障等问题。对此,我国应完善公用事业价格的法律法规,建立独立的规制机构以及公众参与的公开透明程序。此外,为了避免企业垄断的出现,还要建立相应的竞争保证机制。     

发展特色出版的对策探析

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阐述了当前中国出版业如何发展特色出版的问题。在发展特色出版的实践中,必须把遵循市场规律与坚持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统一起来,把握特色出版的正确方向;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到发展特色出版的具体途径,努力营造有利于发展的文化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第二轮的出版改革,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实现“二次创业”,走向新的繁荣。     

WTO规则与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之完善

我国入世在即,但我国现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在很多方面却与WTO的规则有相当差距.因此,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刻不容缓.     

自利、利他与经济学理性的层次

自利最大化长期以来构成主流经济学理性概念的核心,如此则排除了利他行为的经济学意义。但人类行为是复杂多样的,大量非自利行为的存在对以自利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学理性概念形成挑战,迫使经济学重新审视理性。经济学家试图增强理性概念的解释力,一种流行的方式是通过效用函数的转换把利他行为整合进利己模式,宣称利他统一于利己。这种方式其实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出路是从理性的形成入手,用理性统一利己与利他。经济学理性根植于特定社会的规则系统,是历史演进的产物,从属于具体的思维传统。理性内化了社会规约,根据内化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以自利最大化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可以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本文的理性模型中。     

论知识产权创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省际数据的检验

知识产权激励创新,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经济要转型升级,自主创新是关键,知识产权是核心。本文基于1997-2009年的省际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格兰杰检验、协整检验、固定效应模型对全国、东、中、西部的知识产权创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知识产权创造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存在地区差异。     

试论社会治理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法规制的基于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态系统内各自的功能及作用,是经济法规制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的认识直接导致了经济立法的体系构建与内容规则。经济法规制是国家实施经济治理与尊重市场调节的基本依据,也是施行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根本前提。所以,从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讨论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及制度生成条件,有利于真正建立和完善经济法规制的体系和内容,从而使得经济法治生态化地融入社会治理的结构体系内,达到优化社会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论证券市场国际化及其法律调整

证券市场国际化是金融乃至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是大势所趋。但现行国内证券市场运作系统的法律机制却不适应这一潮流的发展 ,现行国际法律机制对证券市场国际化也是障碍重重。为了更好地适应并促进证券市场国际化 ,签订统一的实体国际证券公约已势在必行。此项公约 ,就宏观而言 ,首先应明确其宗旨是 :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最大限度地维持证券市场运行效率 ;其次是统合各国证券法规和政策的实体规范。就微观而言 ,公约的重点应放在统一各国或地区有关证券立法和证券监管方面     

基于“3R＆I”原则的循环经济模式研究

我国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要求与有限资源和环境支持能力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实施循环经济是贯彻落实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有效途径,如何发展循环经济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目前循环经济的实施主要是依据“3R”原则,而这些原则有明显的不足之处。针对“3R”原则的局限性,提出基于创新的循环经济“3R＆I”原则。创新是实现“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循环的保证。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创新经济。     

论大额电子资金划拨系统规则的法律地位——以降低系统风险为出发点

系统风险不仅牵动着大额电子资金划拨系统运营者和系统成员的利益,更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安全与金融竞争力。就降低系统风险而言,资金划拨系统规则发挥着主导作用,立法应承认并鼓励系统规则的制度创新。我国大额电子资金划拨立法应该借鉴美国《统一商法典》第4A编和《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的做法,明确系统规则的法律地位。     

资本手段与人的道德责任

资本本身并不是具有道德属性的社会实体,而只是被人们用来实现其目的的经济工具。资本的掌管者在处理资本增值对他人与社会的影响时所具有的道德属性,赋予资本运行过程之中,从而使资本被承载了道德属性。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行为与结果既可能符合道德,也可能危害道德,这种道德上的结果取决于支配资本的人们的主观目的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否一致。谁对资本运行方式的支配权力越大,能够支配的社会资源越多,对社会上他人发挥的影响就越大,因而所负的道德责任也就越大,谁就越应当受到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制约。这是一条处理资本与道德关系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