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林顿《大洋国》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哈林顿的代表作《大洋国》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早就被许多西方学者所肯定,特别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三方论争的展开,哈林顿在《大洋国》中表现出的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倾向备受关注。但我国政治学界对哈林顿及其《大洋国》的理论价值不甚重视,缺乏研究。如何客观评价哈林顿政治思想的历史地位以及如何吸收借鉴其政治思想的合理成分,应该成为我国政治学界关注的问题。哈林顿借助《大洋国》表达其反对专制建立共和国的理想,在当时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意义;善于批判吸收则使哈林顿的《大洋国》呈现出近代共和主义的价值取向;而哈林顿在《大洋国》所触及的个人自由问题也已成为近现代政治哲学家反复讨论的论题。     

权力的集中:城市显贵控制佛罗伦萨政治的方式

1282年建立起来的佛罗伦萨政府,确立了一套政治制度和政府组织原则,这套基本体系一直被沿用了250年.从1382年到1480年,佛罗伦萨经历了一个持续的权力垄断过程.城邦中的显贵家族借助一系列集权措施--尤其是控制选举程序、成立临时特别权力机构巴利阿--在佛罗伦萨逐渐建立起了寡头政治.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寡头的集权需要和权力过度集中所产生的特权家族却形成了一对矛盾.二者之间的对立不仅引发了1458年危机和1466年共和运动,更成为寡头集团在1494年之后频繁发动革命的内在原因,并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最终衰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及其价值

强调自我治理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根据这种理念，公民身份的根本目的是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公民个人的诉求，也是共和国的理想，只有在一个自由共和国中，个人自由才有可能；维持自由不仅需要混合均衡的共和制度，还亟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自我治理；而要确保共和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公民美德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德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在自由主义话语大行其道的今天，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对于克服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权利为本位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倾向以及矫治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市场化和弱化具有重大的价值。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共和政治对文化的影响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佛罗伦萨成为其文化的中心.本文从政治角度出发,分析了几个时期内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对文化的影响,阐明正是因为它充满生机与创造力的共和政治,使个人与社群之间很好的结合起来,造就了绚烂的文化景观,体现出佛罗伦萨共和政治对其文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共和主义史学派对美国革命和立国的解读——兼论共和主义范式的得与失

20世纪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革命和立国曾先后出现了多种解释范式,其中20世纪中叶出现的共和主义史学派强调古典共和主义和启蒙运动对美国革命和立国的深刻影响。共和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学术界的重要思潮之一,它在当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和美国宪法学等领域都获得了重要话语权。但是,对共和主义的重新概念化也具有一定局限性。     

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及其价值

强调自我治理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根据这种理念,公民身份的根本目的是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公民个人的诉求,也是共和国的理想,只有在一个自由共和国中,个人自由才有可能;维持自由不仅需要混合均衡的共和制度,还亟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自我治理;而要确保共和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公民美德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德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在自由主义话语大行其道的今天,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对于克服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权利为本位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倾向以及矫治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市场化和弱化具有重大的价值.     

公民身份与民主陀螺——共和主义的视角及其启示

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目标,但如何使之良性运转起来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在,共和主义的复兴和公民身份议题的回归为化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有益思路。在共和主义看来,公民身份意味着政治自由、宪政共和国、积极参与、公民美德和公民教育,共和主义关于公民身份的这种融会贯通、深思熟虑的理解,对于克服过分强调消极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弱势民主无疑具有重大的价值,对于改善国人对公民身份的认识,培养新时代合格公民,促进民主强健运转起来,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研究

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理论既是在理性人对自我利益认同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也是在政治人客观的社会认同需要、自我价值展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了实现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目标,共和主义建立了一套自洽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实现机制,即通过榜样示范,促进公民美德的发展,提升全社会增进公共利益的意识与能力。通过责任政府,建设合作社会,多种机制共同促进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提升公民身份的含金量,增强共和国的吸引力,促进民众对共和国事业和公共利益的认同。通过论辩与协商沟通民意,提升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论权威与“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是在我国经济改革进入困难阶段,一些改革措施失灵,社会和经济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政治主张。新权威主义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只能在政治集权的条件下实现。因此,当前在政治领域中的改革不是推行政治民主化,而是实行必要的政治集权和政治垄断。通过集权政治来发展商品经济是中国改革必由之路。用一句话来概括,“新权威主义”就是这个主义的倡导者们所说的实行“开明专制”,实质上就是新专制主义。     

让公民直面"res publica"——当代共和主义塑造积极公民的战略性选择

在当代西方,克服公民唯私主义综合症和政治参与冷漠症,是共和主义所面对并着力解决的一大难题。这个难题的化解之道,可简要地概括为如何塑造积极公民。为此,共和主义必须作出战略性选择:让公民直面作为公共资产、公共领域和共和国的“respublica”,使之成为享有共和权利、富有公共精神、认同和热爱共和国的共和公民,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一种以共和权利为行动依据、以公民竞争为激励要素、以公民的爱国情怀为情感动力的“三位一体”的驱动机制。这种驱动机制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活力之源,也是当代共和主义塑造积极公民战略性选择方案的实质内容。     

大陆儒学日本中世沉落端委考

大陆儒学在日本中世时期成为贵族阶级的消闲文化与风雅附庸。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律令制国家建设告停,使得儒学在日本政治功利作用不再。另一方面,由于用意于宣扬日本国威的《日本书纪》未能在海外一炮打响,从而削弱了日本贵族阶级曾以儒学为邦家经纬的信心与信念,致使大陆儒学在日本长期冷落,直到江户时期才又风生水起。     

试论18世纪英国的海外移民

18世纪 ,以英国为首的国家联盟击败了法国 ,建立起了大西洋贸易体系。英帝国的广大海外从属领地开始大量吸收本土过剩的人口 (失业者和穷人 ) ,也为流放的犯人提供遥远的监狱 ,以确保帝国战略利益的安全。 18世纪英国的海外移民 ,一方面为英国人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帝国内殖民地的经济发展 ,建立起了帝国范围内的经济和贸易体系。     

20世纪末以来欧美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新形态

20世纪末以来基督教文化与文学批评领域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追求的一致性,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存在而发出的精神渴望.一方面人与上帝成为一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场的关系结构",基督教试图成为一种平等的对话机制平台和满足人类共有价值的信仰体系;另一个方面文学领域强调的主客平衡的新思维及其实践活动.这二者共同规定了西方文学的新形态.     

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曾预言：　如果清朝统治长久持续,那么鞑靼汉语（北京官话）终将赢得汉语的正统地位。随着国门的洞开,一方面,外国传教士以及外交和商务人员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分别选取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作为学习汉语的对象,编辑了许多汉语官话字典和教材,北京官话越来越为外国士人所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士人夷夏之辨观念的逐渐改变和近代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北京官话越来越拥有政治优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终于取代南京官话的优势地位,成为清朝的国语标准,马礼逊预言成真。梳理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留下的有关汉语官话的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在中国人语言生活中的优势此消彼长的过程。     

论“黄祸论”的形成根源及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在西方社会喧嚣一时。它的兴起,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现实的根源。它一方面反映了西方一些反华分子根深蒂固的种族、文化自大狂心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西方列强为宰割中国、攫取一己私利而相互挑拨离间的丑恶嘴脸。这一谬论,严重玷污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毒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影响极其恶劣。     

14世纪的中国文学

14世纪,中国基本处于全国统一的态势。中国文学呈各种文体繁荣的局面。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汉文化圈的扩大,文学中心南移至当时的江浙行省东南沿海地区。当时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时期,民族融合和多民族汉文文学创作大量出现:小说、戏剧发展处于嬗变期,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品。文学发展中萌生新的因素、新的色彩。     

夷夏之辨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三

夷夏之辨是传统的政治理念。19世纪末顽固派以此作为拒绝向西方学习的挡箭牌 ,对历史发展起着阻碍作用。20世纪初革命派以此为推翻清廷统治的思想武器 ,对历史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夷夏之辨 ,是决定近代中国政治思潮演变的主旋律 ,是全方位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学术思想的主心骨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百年发展与互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间形成一种特殊的互动发展关系.一方面,社会学采借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包括田野参与观察法和比较法,并注重对小型社区的定性研究;另一方面,原本以异文化为研究旨趣的人类学则回归本土,介入了对汉民族社区特别是乡村社会的研究,二者之间因之形成一种相互交叉的局面.可以预见,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互动将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从而推动这两门学科的本土化发展进程.     

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拐点--析福楼拜现实主义的历史意义

福楼拜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一个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中。福楼拜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是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但他又被誉为现代主义“鼻祖”。他提倡的“客观化写作”为现代主义叙述中零焦聚的使用提供了范例。出于对现实和历史的厌恶，他在创作中非常重视描绘平庸的日常生活，这使得其作品在情节构造上出现一种日常化的趋势。这一创作手法也给现代主义作謇很大启发，并最终导致了“淡化情节”这种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出现。文章以客观化写作、情节的日常化为切入点，探讨福楼拜的作品和文论在文学转型时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论18、19世纪英国郊区兴起的道德推动力

在18、19世纪英国郊区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和宗教理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中产阶级希望使家庭与工作相分离,希望女性可以完全投身于家庭事务当中,远离城市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他们又服膺福音派的主张,认为城市充满诱惑和罪恶,而乡村有利于宗教美德的培养.中产阶级日益倾向于在城市中心区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同时,居住在环境优美、道德纯净的郊区.因此,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和宗教理想成为近代英国郊区兴起的重要道德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