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改革与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

司法改革必须对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予以正确评估。当事人选择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受传统、纠纷的复杂程度、纠纷所要解决的事项是否合法和纠纷解决所需要的成本大小等因素的制约。司法改革必须对两者的分工及影响分工的因素予以仔细的考虑、权衡,对两者都充分加以利用。在当前,司法改革最应该利用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是以名声作为基础的预防性和威慑性的系统。     

我国劳动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困境与创新之维

现行的劳动纠纷解决机制在实施过程中的效果并不理想,未能发挥该制度最初构建时的目的。因此,从司法实践的视角对现行机制的结构进行补充和完善显得更有必要。在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方面:要加快建立企业劳资双方的平等协商机制;对多形式的调解体系结构进行完善;进一步提升仲裁对案件的分流作用。在诉讼纠纷化解机制方面:要尽快对小额诉讼建立速裁制度;调整劳动争议诉讼收费机制;规范劳动争议案件诉讼代理制度;完善劳动争议案件的执行程序。另外,要促进裁审统一,进一步实现诉调对接,充分延展审判信息的辐射功能,从而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并形成对处理结果的认同意识。     

农民工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因素

人们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诉诸或回避法律的原因一直是法学界、法社会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以农民工群体为例,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探讨农民工选择的四种纠纷解决方式(忍着、自己找对方解决、通过第三方解决、诉诸法律途径)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对农民工诉诸或回避法律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在纠纷解决中诉诸或回避法律的因素有法律知识水平、经济收入水平、权利意识、对法律功能的认知以及对人情与法关系的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法律知识假设、法律的资源代理假设、权利意识假设和司法腐败假设.     

劳动争议解决机制评估：基于指标体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现实国情和法理,可以确立由效果、效率和成本等一级指标和若干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作为对劳动争议解决机制评估的基础。通过采集数据对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进行定量或定性的分析,从而对“效果”一级指标进行综合评估。通过数据分析或其他实证分析的方式来评估“劳动争议解决的时间”、“调解、仲裁和诉讼程序衔接程度”等二级指标,从而综合评估“效率”指标。劳动争议解决机制运行的成本涉及到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平衡,在对“劳动争议解决的个人成本”、“劳动争议解决的社会成本”等二级指标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对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运行成本做出评估。     

论知识产权案件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知识产权诉讼的专业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反衬出ADR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上的灵活性、互利性和快捷性等优势,美国、欧盟、日本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既有实践也证明了知识产权ADR的重要意义。因此,我国应当围绕立法衔接、组织构建、行业协会、诉讼调解、国际交流和实践探索等若干方面建构和推行自己的知识产权ADR体系。     

论消费者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构建

消费者纠纷属于民事纠纷的一种,但有自己的特点。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纠纷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解决方式得以化解,但多元化的解决途径其实并不多元化,尤其是具有迅速、便利和准司法性质特点的仲裁机制的作用没有被发掘出来。对此,需要制定统一的《消费者纠纷仲裁条例》,明确消费者纠纷仲裁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性质和任务,详细规定组织原则、处理消费者纠纷的仲裁程序,等等。     

论国际能源署争议解决中心的能源纠纷解决机制

国际能源署（IEA）关于《国际能源机构争议解决中心章程》,为能源争议的解决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解决机制。文章对能源争议解决机制的基本框架作了简要论述,并对该机制进行了评价。     

论现代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社会要稳步发展,就必须高效地、公正地解决社会纠纷。在司法资源相对不足的状况下,审视当前社会纠纷的新特征及民众对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对于探索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纠纷解决方式择选应考量的因素--“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法院的作用及其发挥”系列论文之一

法治社会全面推进及和谐社会塑造情势下,各种不同纠纷方式构成一个完美匹配、相互联系、功能互补的系统。针就某一具体纠纷,当事人在择选经由何种具体解纷方式解决自身纠纷时,应该综合考量纠纷性质、纠纷解决的社会影响、纠纷当事人间关系的现状及其未来趋势、纠纷解决的目的及纠纷解决的成本耗费等诸多因素,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做出理性的选择。     

中国旅游业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一带一路"为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然而,小额旅游纠纷频发,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影响旅游消费者体验,阻碍中国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相比诉讼,非诉纠纷解决(ADR)机制能够及时、高效、低廉地解决旅游纠纷。中国旅游业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初步形成体系,但相关网络平台尚未完全建立,各纠纷解决方式之间衔接性差、耦合性不强,加之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难以圆满解决旅游纠纷。故应加强旅游纠纷ADR方式间的耦合性;完善现有网络平台功能,构建旅游消费者中心网络,形成全国性旅游纠纷ADR网络机制;完善旅游纠纷ADR机制所依据的法律规则,细化航班延误规定,将定制旅游合同纳入《旅游法》;完善旅游纠纷ADR机构及其人员须遵守的原则和规则。     

论纠纷解决仪式的阈限及功能

纠纷解决仪式是解纷机制的外在载体,并直观地展示解纷机制的公正性。文章以维克多·特纳的阈限理论、符号理论和正反结构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把静态描述和动态场景结合起来,深入阐释了景颇族解纷仪式的场域,并分析了景颇族解纷仪式的法文化功能。景颇族解纷仪式对当今审判仪式的完善和民众法律信仰的形成具有重要启示。     

劳动争议调解：实证分析与改革建言

立法者的本意是利用调解的低成本和柔性特点来分流、过滤大部分劳动争议案件,缓解劳资对立.目前我国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实效,但远未达到制度设计的预期目标.本文主张将调解作为解决劳动争议的主要方式,最大限度地引导当事人选择这一纠纷解决机制,通过整合现行多元化调解资源,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以及增加制度的吸引力等改革措施,对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加以完善.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社会控制方式之一,对于巩固统治秩序和促进社会和谐不可或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下,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对现代多元解决纠纷机制的型构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论纠纷解决视野下信访制度的现代转型

信访制度由民主参与方式向多元功能的演进,是适应社会转型的正当功能扩容,但是信访制度的实践却使其处于去留两难的尴尬境地.民众高涨的上访热情以及执政者对信访的强烈渲染使信访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信访不再是化解民怨的地方,反倒是民怨产生和国家权威削弱之处.在此情境下,信访制度变革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亦由此产生了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建构措施.笔者认为,单纯政治话语中的信访强化会消解国家权威,而信访回归民意上通下达之本意则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将信访制度纳入纠纷解决系统进行制度设计应是当前信访困境化解可选择之进路.     

贸易纠纷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及其对策--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解决为视角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往往青睐制度外非正式设置的纠纷解决机制。长远看这一选择偏好极具社会危害性,它不利于正式机制自身的完善发展,有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体化进程加速及升级版打造,无助于中国和东盟各国法治建设水准的进步提升,损害了中国-东盟商贸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扭转这一选择倾向,必须在贸易区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做出应对,构建理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解决机制。     

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信访制度是我国的一种历史产物,近10年来信访持续升温,信访制度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对此,信访部门官员和学者们提出强化信访与取消信访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改革思路。通过把信访潮放到整个社会中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信访潮的涌起是契约社会的兴起与人治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矛盾,强化信访将把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引向人治。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农民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调查数据的分析,揭示当前农民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在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或策略上,优先选择村委会,而传统家庭及其它传统权威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逐渐减弱;调解依然是农村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人们之间的关系距离、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对纠纷解决方法的选择存在影响.     

论当前农村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以重庆东部某村落为例

当前农村宗族在纠纷解决中的权威性、在诸如村民讨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的交涉能力而带来的有效性以及低廉的纠纷解决成本而形成的村民对之的现实可及性支撑了农村宗族纠纷解决功能的发挥，也使得宗族在当下村民的纠纷解决资源布局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也形成了对国家纠纷解决能力不足的有效补充，进而促进了国家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也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而有限度的认可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就成为必要。     

论中国保险合同纠纷行业调处机制的完善——基于国际经验的视角

建立保险合同纠纷行业调处机制是应对保险合同纠纷爆炸式增长的有效举措,也是近年日益热门的非诉讼纠纷处理机制在保险行业的践行方式。比较研究发达国家保险业纠纷调处机制,建议通过提高立法位阶、改革双轨制纠纷解决机制、制定统一调处规则、完善诉调对接机制,进一步完善中国保险合同纠纷行业调处机制。     

阶层地位、法律意识与民间纠纷解决——基于六省市“法律与农村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利用全国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村居民纠纷解决方式的客观阶层地位因素以及权威认同、法律意识等主观因素进行考察和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高、关系网络资源丰富的个体更倾向于借助第三方力量解决纠纷;较高的法律知识水平对个体选择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并没有显著影响;个体选择司法途径有较强的工具主义色彩;另外,纠纷解决策略因纠纷类型的不同而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