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研究

目前,转基因技术正通过大量边缘学科相关行业的转化、吸收,迅速渗透到电子、信息乃至机电、环保等其他行业领域,成为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强大内动力。而转基因食品在一些国家不断问世,并且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它的应用领域之广、对人类的影响之深,是以前任何一项科学技术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基于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的态度,各国都在抓紧进行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开发,许多国家对转基因食品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     

中国涉农公务员群体转基因态度、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

由于特殊的职业属性与身份特质,公务员群体的转基因态度对社会公众具有一定的示范与引导作用。通过对全国3018名主要涉农公务员进行转基因态度及认知的问卷调查发现：公务员群体整体上对转基因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同时伴有一定的担忧情绪。在转基因议题上,公务员群体呈现出明显的个人行为态度与国家行为态度的二元分化。在个人消费层面上,公务员群体依旧抱有较为保守的反对态度;而在国家研发与管控层面上,公务员群体则表现出与国家政策方针较为一致的支持态度。此外,公务员群体整体基因科学素养不高,并倾向于对转基因阴谋论持有中立或认可的态度。心理风险感知是公务员群体支持或反对转基因最为重要的认知因素。因此,有必要针对公务员群体开展定向的转基因科普宣传,提高这一群体的基因科学素养、降低其阴谋论认知并对其心理风险感知进行有的放矢的干涉。这些工作有望改善公务员群体对转基因的态度,进而推动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的进程。     

基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公众风险认知研究

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转基因食品争论是否会对公众风险认知产生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根源,利用我国6个城市较大规模的随机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主要集中在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上,转基因争论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差异存在显著的影响;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对转基因食品争论、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而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缺乏沟通的程度、转基因食品本身的不确定性、食品问题的敏感性仅显著影响其健康方面的风险认知。据此,提出了从加大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力度、搭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平台以及建立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的建议。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理论与量表设计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对政府的转基因食品政策和转基因食品企业的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为考察转基因食品消费者态度的形成,采用文献研究法,分析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机制、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形成模型的演变与核心内容,提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消费者态度形成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由知觉利益、知觉风险所决定;而知觉利益、知觉风险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费者对技术的态度、对自然的态度、市场疏离和食品恐新等一般态度、知觉知识和信任程度的影响。在借鉴国外学者提示的量表基础上,经过对预调查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设计了一个用以验证理论模型的量表。     

信息沟通对转基因食品公众态度的影响研究

根据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信息学习法,对信息性质(单面信息或双面信息)对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进行了控制实验。结果表明:信息性质对公众关于转基因食品态度影响显著,但不同信息性质的影响不同;肯定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积极,否定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消极;否定信息对公众态度影响效果比肯定信息更加显著,双面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于消极。基于此,提出构建转基因生物风险信息沟通平台时,应充分发挥专家、政府和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有效整合传播渠道,科学选择传播信息,以助于公众形成对转基因食品的理性态度。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技术凭借其独有的优势成为农业史上运用和发展最迅速的科技,但是这项新兴科技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消费者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成为此项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我国北京、上海、深圳、重庆、苏州、武汉6大城市开展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情况的调查与研究。研究发现:由于主要依赖传统媒体和网络获取信息,科普活动参与度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偏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显著影响消费者认知水平;虽然信息传播、科普活动可以有效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晓程度,但不是提高认知水平的决定因素。提出了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科学认知,需要科学家、媒体以及政府部门的合力。     

转基因食品信息对个人态度和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接受他人的信息使态度发生改变,是大众传播学领域说服理论的内涵所在。采用控制实验的方法,通过让被试接触一定数量的转基因食品信息,来观察和测量被试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和行为是否发生改变。随机选取200名大一新生参加了实验,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要求观看一组转基因食品信息PPT材料,控制组用于对比观察。结果证明信息的态度倾向能够显著引起被试态度和行为的改变,而信息提供者身份在这方面的影响并不突出,态度改变与行为改变之间呈现弱相关的关系。     

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

美国转基因作物商品化已历经了14年的发展,2000-2004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了若干报告评估其对环境及人类健康产生的影响。为了填补转基因作物对农场层面影响的研究空白,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起了这项研究,并于2010年发布了一个最为全面的评估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报告。报告仅针对科学问题发表观点,在对基于同行评议的文献研究基础上做出总结与建议。研究表明转基因技术为美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和经济效益,而有关社会效益的研究尚未被涉足。报告还阐明了转基因作物未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就如何发挥该技术的潜力从作物管理、未来研究方向和发展方面提出了建议。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调查与分析——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态度是我国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食品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与判断,探讨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评价、购买意愿、商业化及其各种效益的看法。主要结论：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程度不高,性别和成长环境对其认知程度影响不大,而不同文化程度和职业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与风险评价不是对等的;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支持态度略大于反对的态度,职业对商业化的态度影响较大;公众更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健康效益和生态效益,公众文化程度对效益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知识可以改变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吗?——探究科技争议下的极化态度

文章探讨了生物技术知识与公众对转基因态度之间的关系。通过检视不同时代、不同国情背景下的调研数据,发现掌握生物技术知识的程度在总体上并不能与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形成稳定的正相关性。相反,在不同国家以及转基因争议的不同阶段,生物技术知识和受众学历在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上作用似乎不同。通过系统探讨转基因争议的媒体因素与心理机制推断: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争议情景下,人们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性心理认知机制被激活,取代了他们利用知识进行理性衡量的认知手段。这一研究为理解科技争议与极化态度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被塑造的转基因态度：基于美国民意调查的分析

转基因用于农业以来,全球产量迅速增长。作为转基因生产与消费大国,美国民众的态度成为市场销售、技术推广和政府管理的重要依据。基于对众多调查问卷的分析,积极支持、反对和缺乏明确态度,分别代表了民意调查的三种结论。由于知识与信息匮乏,美国人对转基因缺乏明确态度,极易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改变。民意调查受到不同社会力量的资助,具有不同的调查目的。调查机构会选择性使用技术和解释策略,并最终影响调查结果。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健康风险与生态风险认知实证研究

采用武汉市消费者抽样调查所获取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消费者对GMF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的认知现状,并利用有序分类的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大多数消费者对于GMF在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上持中立态度,而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涉及生物科技职业、对GMF了解程度、信息来源渠道、对GMF优缺点认识、对GMF食品标签关注度以及对GMF信任度等因素都对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产生显著影响。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用油的认知和购买行为分析———基于无锡市消费者的调查数据

文章以无锡市348名消费者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用油的认知水平,并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用油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调查结果表明,44％的消费者对是否购买转基因食用油持否定态度。在对影响转基因食用油购买行为的因素分析中,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家中是否有未成年人等变量均影响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用油的购买行为,其中以月人均收入相关性最为显著。     

医学生对安乐死认知态度的调查研究

医学生是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生力军,研究医学院校学生对安乐死的认知水平和态度,对树立正确的医学人文精神以及开展相应的医学伦理教育有很大意义。文章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对安乐死有基本的了解,但缺乏对安乐死清晰深入的认知。不同特征医学生对安乐死的态度存在差异。应加强对医学生的医学伦理教育和生命教育,并与临终关怀的宣教相结合,了解安乐死相关法律知识,引导医学生正确认识死亡,正确看待安乐死。     

澳大利亚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文化生态与风险认知

本文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理论参照,通过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棉花农场的田野调查,力图分析澳洲农场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文化生态和风险认知。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推广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过程中,研究人员-种子公司-农场主三者是共生的知识主体,知识本身具备了作为理论的知识、作为实践的效用和由此滋生的产权的三重特性;从三者对转基因作物的认知来看,知识本身蕴含的产权能得到各主体的认可和尊重;澳大利亚农民比较理性,普遍接受不可见的有效性,围绕种植转基因作物形成的社会关系和"最佳管理方式"是其棉花农场的实践模式。知识蕴涵的"理论-实践-产权"三重性与自下而上平等合作的实用主义取向是澳大利亚农场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文化生态,这种取向让他们将转基因的风险限定在食物和身体,而不是环境。     

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法治管理现状及对策——基于美国转基因稻米污染事件的分析

美国发生的转基因稻米LLRICE601污染事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美国健全的法律制度，使该事件的处理具有完善的制度保证。我国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过程中存在着制度缺乏和执法不严的问题。我国应构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安全评价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和救济赔偿制度，实现转基因作物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和接受程度--对昆明市消费者的调查与分析

转基因食品问世已近13年,但消费者对其的态度却不尽相同.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就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和接受程度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据,对我国今后如何加强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和宣传提出建议.     

信息可信度对消费者转基因技术应用态度的影响

有效的风险与收益沟通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判断能力。通过梳理转基因风险沟通与收益沟通的机制,构建消费者转基因技术应用态度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探讨信息发布主体和信息内容如何通过感知风险与收益进而影响消费者态度。基于城市消费者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专业可靠的信息发布主体越信任,抑或对具有积极属性的信息内容越信任,他们的感知风险越小,感知收益越大,进而消费者转基因技术应用态度越积极;而非专业可靠的信息发布主体和具有消极属性的信息内容产生的作用恰恰相反。此外,感知风险与收益还受到消费者一般态度、消费者认知的共同影响。     

中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争论研究——基于核心群体网络争论文本的计量统计分析

通过对中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争论过程中核心群体网络争论文本发布的计量统计分析,得出相关结论:(1)争论于2010年3月达到高潮,之后趋于平稳;除政府官员外,其他各核心群体一直跟进网络争论。(2)核心群体网络争论主题有四个:主题1——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主题2——粮食安全和主权安全;主题3——主体资格;主题4——利益倾向。对争论主题聚焦最多的是主题1,其次是主题2,再次是主题4,最后是主题3;主题1和2以及主题1、2、4作为组合被核心群体较多聚焦,其次是主题1和3组合以及主题1和4组合,其他主题组合被很少聚焦,主题3和4不被作为组合使用。(3)转基因产业科学家、新语丝网友、政府官员持赞成态度,形成一个争论联盟;环保人士、科学文化人、绿色和平(中国)、乌有之乡网友持反对态度,形成另外一个争论联盟;其他领域科学家总体持赞成态度,但也有一部分成员持反对态度,情况较为复杂。(4)在争论过程中,上述两个争论联盟相互转载网络争论文本以寻求声援,而且他们也有选择地从其他领域科学家那里转载网络争论文本,以寻求声援;以上各核心群体都从相关媒体转载大量持相同态度的争论文本,以寻求声援。(5)核心群体网络争论反驳型文本数相较于辩护型的文本要多得多,这表明本次争论的对抗性总体而言是很强的;政府官员和绿色和平(中国)辩护型的原创文本数相较于反驳型的文本数多得多,表明这两个群体并不热衷于直接参与争论。     

关于国内外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状况的文献分析--基于科学计量学的视角

转基因技术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带给我们巨大的震撼,一些学者更是将其视为继工业革命、计算机与电力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目前越来越多的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进入了人类的食物链,GMF安全问题备受关注,也成为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中国作为GMF消费大国,由于GMF安全评价和检测评估体系不完善、公众参与GMF安全管理的机会少,形成了公众对GMF的恐惧情绪。鉴于此,本文从科学计量学的视角,对国内已发表的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为主题的文章进行统计,分别分析学界、媒体、政府三个主体的认知态度,以此来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