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圣与世俗之间——以新都“木兰会”为中心

神圣与世俗是世界存在的两种基本模式,每一个人都可视作是宗教的人,穿梭在神圣与世俗之间,体验不同的经验。庙会是宗教活动、民间信仰活动与民间物资交流、娱乐活动相融合的一种民俗形式。本文通过对成都客乡木兰庙会的考察,旨在为深入研究客家文化洞开一扇透视之窗、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一个个案的参照。     

神圣还是世俗——朝圣与旅游概念界定及比较

圣俗关系在社会整合中扮演着基础性作用,从圣俗二元分类探讨朝圣与旅游的关系,有助于认识与解构当代社会.从概念界定人手比较朝圣与旅游的内涵可以发现,两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诸多共性与相互联系.就内在根源而言,朝圣与旅游也难分圣俗,朝圣并非生而神圣,旅游也非一定世俗;“神圣”之朝圣蕴含着“世俗”成分,生而“世俗”之旅游也包括“神圣”内容且表现出神圣性,两者共同构成移动世界的新隐喻.朝圣与旅游的传统概念界定,除表明双方与宗教的关系差异以及宗教神性的最初区别外,并不足以在本质上区别两者的真正内涵与圣俗关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朝圣与旅游的圣俗内涵.     

宗教的神圣与世俗

神圣是宗教的核心,没有这种东西,宗教就不再成其为宗教。神圣是超经验、超世俗的存在,它是超越了有限的语言和形象的无限。但人们还是力图通过有限的、世俗的方式作为中介来体验神圣,认识神圣,甚至达到神圣,这些中介也就是神圣的自我表证。如果没有神圣的这种自我表证,人们对神圣将会一无所知。神圣与世俗的内在张力,决定了人们不可能通过世俗的中介认识真实的神圣,这就是神圣与世俗的二律背反。     

中西宗教中“神圣与世俗”关系的异同比较

＂神圣与世俗＂的关系是所有宗教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从比较宗教研究的角度看,传统的基督宗教主要在神圣与世俗二元对立的模式中来处理这一问题。而传统的中国宗教,特别是中国本土宗教儒教、道教和中国化的佛教,其主流倾向是在神圣与世俗统一协调模式中来处理这一问题。中西宗教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彼此互补、交叉跃迁的可能。神圣与世俗的关系是处在动态的变化发展之中,现当代社会的中西宗教,其主流倾向均表现为宗教服务人间的大趋势。保证宗教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协同并举是中西宗教共同的使命。     

神圣与世俗的先验根——试论先秦性情思想

：神圣与世俗是对生命世界的不同理解,而先验情感乃是作为神圣与世俗的生命世界的先验根基,这是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批判,以及受其影响的西美尔的宗教哲学的重要启示,在 《 性自命出》和 《 中庸》关于人性和情感的思想中,也充分蕴含了这种考量。“ 性”作为使情感成为情感、使天命得以澄显的先验性和形式性本原,是理解儒家和道家之宗教哲学思想的核心,而自由是这种先验 情感的本性。     

《雅歌》——宗教文学的一朵奇葩

《雅歌》在《圣经.旧约》中是独特的一卷,通常被称为“歌中之歌（Song of Songs Son）”。它是古希伯来时期宗教向日常生活渗透的产物,与希伯来宗教观念和文化特质是契合一致的。独特的流传过程使得《雅歌》的宗教文化蕴涵日益增强,爱情与宗教的异质同构关系又赋予《雅歌》以超越单纯的世俗情爱之上的宗教文化属性。《雅歌》实现了文学向宗教的转化,并取得了非同寻常的神圣性。     

《神圣家族》中群众史观的逻辑论证——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隐喻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群众史观的理论原点。《神圣家族》中群众史观的论证逻辑与“神圣家族”讽喻的三重批判逻辑具有同构性：第一,“神圣家族”隐喻的宗教批判逻辑推翻了概念较之于现实的绝对地位,戳穿了精神创造历史的谎言,进而打破了所谓基于创造批判精神来确定历史创造者的标准,与之对应,也就消解了精神与群众的对立;第二,“神圣家族”隐喻的政治批判逻辑重释国家与群众的关系,指出生活在去宗教的世俗国家中的个人虽然可以在政治层面摆脱宗教束缚,进而作为虚构的政治国家成员获得抽象的形式自由,但在现实生活中,个人依然无法逃脱被压迫的不自由状态;第三,“神圣家族”隐喻的经济学批判逻辑揭露了道德教化论和阶级调和论的思辨本质,反对离开社会经济基础空谈所谓思想变革,指出消除群众贫苦处境的根本路径是消灭私有制。     

从涂尔干到戈夫曼:仪式与秩序观念的继承发展

涂尔干的社会学是戈夫曼的重要思想来源,两者存在明显的关联性。戈夫曼基本上采取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尽管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者。涂尔干对戈夫曼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后者将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视作一种仪式,这种世俗仪式观主要源自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戈夫曼还通过不同的维度探讨互动系统的道德性,诸如运作共识、自我及其神圣性、无关联性原则以及个体的自我救赎等,这些都表明戈夫曼的社会学充满人文与道德情怀。涂尔干主要探讨规范性的制度秩序,而戈夫曼探讨的是面对面的互动秩序,他们在不同层面回答了"秩序何以可能"这一经典社会学问题。倘若涂尔干是为社会学学科立法,那么戈夫曼则是为面对面互动领域立法。     

论元代爱情剧中宗教观念的世俗化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元代爱情剧中的宗教观念有着鲜明的世俗化特征。其中形神二元的宗教观念被借为实现世俗现世愿望的工具,当中的神灵形象带有明显的世俗化色彩,而宗教圣地和佛寺长老等也被揭下了神圣的面纱,烙下了世俗的印记。剧作这一特点映照出当时的文人被迫远离权力中心,接近下层普通大众,因而具有独立文化品格的生存状态和直面世俗欲望的文化心理。     

伊斯兰文化与世纪之交以来回族小说的叙事伦理

世纪之交以来的回族小说,以伊斯兰文化为价值底色,构建着“保守主义”倾向的宗教性叙事伦理,主要表现为以“清洁精神”伦理拯救世俗诱惑和道德沦陷困境中的人性之真与心灵之净,以“彼岸意识”伦理探寻生死相通和现世苦难追问中的轮回运转与超越解脱,以“神圣体验”伦理参悟万物有灵和宗教神祗领域中的幽冥哲思与神秘图景,以“母族皈依”伦理重觅精神漂泊和文化无根突围中的身份归属与本土诗意,伊斯兰文化孕育的叙事伦理,蕴含着对以“现代性”为价值主导小说叙事的宗教式反思与审美式批判。     

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原则演进的思想史逻辑及路径

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宗教批判。这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思想演绎和历史发展的始终。像之前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一样，他们试图通过宗教批判，将异化为天国的“神圣世界”还原为人间的“世俗世界”，把“神性”还原为“人性”，以彰举“世俗生活”的基础性地位和价值。在此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原则也历经演化，呈现出由“宗教是团体无意识的神话表达”到“宗教是个体自我意识的主观虚构”，再向“宗教是‘类’本质的自我异化”演进的逻辑特征。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逻辑所展现出来的“滤洗”基督教教条中的超自然成分、否定基督教历史的一般合法性和颠覆神圣世界的理性支柱，亦即把“人的世界还给人”的激进历程，不仅为青年马克思走向科学的宗教批判开辟了道路，而且为青年马克思由“宗教批判”经“社会-政治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迪。     

犹太教一神论的“神圣帷幕”之作用--基于彼得·贝格尔的宗教定义

犹太教作为最早的一神教,其一神论思想的确立有着自我选择和发展的历史进路。一神论思想的确立为当时在多神信仰和泛神论并存情况下导致的无序、分散、对立的世界通过上帝的惟一性、终极性与绝对性给出了神圣秩序构建的回应。这与彼得·贝格尔关于宗教的定义--用神圣方式秩序化人类活动有所契合。贝格尔认为宗教发挥了神圣帷幕的作用,为人类提供了神圣秩序。而犹太教一神论中的上帝在空间世界与时间世界两个人类认识前提的维度构建了神圣秩序与意义,发挥了贝格尔宗教理解意义上的神圣帷幕的作用。     

圣母艺术形象变迁的文化解读

《新约》福音书描绘的玛利亚是一位纯洁善良的女性和慈爱忍耐的圣母,并未被赋予神性。从基督教早期延续至今的“圣母子”题材艺术作品,刻画出不同的玛利亚形象,经历了从神圣、人性、世俗乃至地方化的演变。圣母艺术形象的演变折射出基督教产生以来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演变,反映了宗教与艺术的发展轨迹。     

史诗时代的正当性——基于神话的研究

神话作为一种政治叙事,具有赋予正当性的功能。神话的正当性功能是藉由一种＂二元秩序观＂来实现的：世俗秩序的正当性来源于神圣秩序,并且在其运行过程中要符合神圣秩序。然而,神圣秩序本身的正当性来自于何处呢？诉诸神话文本,不难发现神圣秩序的正当性根源存在于基于血缘关系的家长制伦理当中。     

论当代世俗崇拜

文化学可将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化,归结为宗教文化与非宗教文化(亦即世俗文化)两部分,“‘世俗’的这个概念,其内容经常是通过同神圣化的宗教相对而言的。”在人的一切现实关系与社会文化总体结构中,宗教虽远离世俗,却绝对没有力量将现实世俗精神抽离与过滤干净,宗教的“心灵”决不能割断与世俗的一切精神联系;世俗现实也不可避免地融渗着一定的宗教精神。所谓“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帝”的说法,某种意义上说明     

神圣与世俗——傣族的“听经”风俗

大凡佛教民俗 ,一般都要在佛寺进行 ,有僧侣来操办。但流行在德宏傣族地区的“听经”风俗 ,可以在家庭里举行 ,而且没有僧侣的参与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和一个固定的地点。这些现象都不符合佛教的常规 ,但是那些“有着宗教体验的人”运用了“非宗教的理性方面”的手法 ,去圣化空间 ,圣化家庭 ,圣化民间故事 ,从而把“听经”风俗神圣之地———佛寺 ,引进了世俗之地———家庭     

莫言小说中的寺院意象

莫言小说中经常出现寺院意象。寺院里的“神”和“圣徒”等宗教象征符号被创作主体消解和颠覆,摧毁了神圣的宗教情感和宗教尊严,使“神本位”回到“人本位”,甚至“人体本位”。     

重思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利维坦之死为视角

目前学界主要从世俗主义与公民宗教的进路来理解霍布斯政治哲学与基督宗教的关系,但这两种理解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霍布斯称利维坦为“必死的上帝”。相反,我们必须在霍布斯基督教神学描绘的历史图景中理解利维坦之死。霍布斯本质上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神学家,在他的理论图景中,宗教神学并非隶属世俗政治,世俗政治却是其神学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霍布斯对世俗政治与神学关系的处理难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     

耶稣形象在西方美术史上的变迁

宗教与艺术的关系至为密切。耶稣形象在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最初的表意符号到神圣的代言者,再到饱含人性的光辉形象,进而到颠覆与超越的组合体,这一系列变化是随着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而不断演变的,这也与人类艺术精神由神圣到世俗、再由世俗到理想的发展方向是相一致的。本文通过梳理分析西方美术史上的耶稣形象,以期实现艺术、宗教和文化的互文性研究。     

神圣与世俗之间--从宗教世俗化趋势看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作为始终关注着神圣的彼岸世界的宗教,最终难以摆脱世俗的现实社会。中国宗教始终继承着其入世的传统,通过世俗化的方式,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变迁的需求,积极寻求着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有效途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宗教发展的内在要求。处理好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达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们的重大社会课题,将宗教纳入社会系统,从世俗的层面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宗教按照自身规律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