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新儒学"儒佛合一"说之检讨--兼论思想的兼容与创新

宋明新儒学实现了“儒佛合一”之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共识”,因为无论是就本体论思维、修养方法,还是心性论方面,都足以说明宋明新儒学没有达到“儒佛合一”;而宋明新儒家对佛教的态度,尤其表明所谓“儒佛合一”只不过是某些不求甚解者编织起来的一个美丽梦幻。这一错误的“共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在思维方法上的混乱和盲从。思想发展一般表现为思想的兼容,思想的兼容有载体兼容、补位兼容及诠释兼容等形式。思想兼容不等于思想合一,更不必然等于思想创新。     

中西哲学对话中的认知、方法与立场——以王船山论利玛窦为例

在异域文化相逢时,究竟以正统观统摄对方,还是以"借鉴"视角来观照自身,不同立场决定着如何处置不同文化中的根源性概念,以及与其相伴生的知识体系及开放的世界.明清之际,儒耶相逢,王船山、利玛窦都试图捍卫拱顶石般的理念(天),为各自的意义秩序提供知识性证明.借鉴儒学相关观念,寻求儒耶之间相似之处是利玛窦"适应"策略的重要内容.王船山注意到利玛窦所传播的知识及其影响,沿用"华夷之辨、圣学与异端之辨"的正统观思路,遵照亲亲尊尊的原则对"天主"概念进行了驳斥,在知识层面辩驳"地圆说"与以往经验不相符之处及其解释某些关键问题时的失效.船山之误判并非简单地因个人固陋,而更多是其知识传统下的系统性"剧场假象"所致.依据现代人的生存经验来苛责船山的守旧,过于简单化.二人所代表的文化在当时中国所处地位的迥然有别,使得他们相遇时在知识、理念层面作出固守与适应的不同选择.这种基于正统或借鉴立场的选择在现代中国哲学与西学之间的对话中有所延续.     

秦朝法律思想形态的构建与瓦解——“儒法竞合”的意识形态话语解释

昔秦以法家立国称霸,承商君之刑统,采韩李之法术,构建一套法家化的意识形态。这一法律思想体系展示了“事统上法”的政法理念与统一化制度体系形影相依的法权格局,以“皆有法式”为合法性叙述,呈现出显著的“法治”面相。然而,及秦国进于秦朝之际,其政权神圣性话语失之疏阔,法治的兵刑修辞激化仇恨,于权力转化、政策转型、文化关怀方面均有疏失,未能有效解决法统困境以致重刑而亡。而在法家思想居于意识形态至尊,佐成秦治之际,儒家之学则弘扬品行德目,浸润世风,成为政法实践的一般知识与思维方式,显露儒学话语的生机,预示后世儒法合流之态势。秦朝法律思想形态的话语分析,既描绘出周秦汉之际“儒法竞合”的思想发展,亦透射着传统思想随皇权政治亦步亦趋的经世旨趣。     

儒耶互动的诠释

杨廷筠作为第一代天主教的中国皈信者,在对基督教重要观念的理解上,既与其传教士老师如利玛窦有相同.又有不同.不同在于他的独特的儒耶互动方式.具体体现于他对天主观念、理气观念及"天命之谓性"命题的诠释上.     

先秦儒学起源巫史考

本世纪初,章太炎作《原儒》探讨儒的起源。30年代,胡适发表《说儒》。而后,郭沫若作《驳〈说儒〉》,与胡辩论,冯友兰则写了《原儒墨》,就儒、儒学的起源展开讨论,然此一讨论未能深入下去。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儒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而儒与儒学之起源仍是一个疑案,鉴于当前对儒学再思考的需要,弄清儒学之起源,已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在中国上古时代,巫史原为一体,其后,“史”从“巫”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史官文化体系。孔子正是在继承与扬弃巫史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先秦的儒、儒学和儒家学派的。     

儒耶佛耶:赵秉文思想考论

关于金代学者赵秉文的思想属性,现知主要有两种看法:一说其阳儒阴释,始作俑者为刘祁,《金史》及《宋元学案》皆受其影响;一说推其为金季儒宗,时人杨云翼、元好问力主之。孰是孰非,此一问题不仅关系对赵氏本人思想的定位,也影响到对整个金代儒学面貌的认识。赵秉文在《滏水集》中的确不以出现与佛老有关的文字为忌。推其缘由,乃是因为他并不觉得语涉佛老就一定有违儒家立场。赵秉文对佛老的批评、对儒家的认同大量体现在他的论说中,按其文集可知。无视这些文字,而只盯住他的若干言行,就无法对其思想属性作出准确的判断。事实上,大多数金代士人并不斤斤计较于儒佛异同,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金代儒学的特色。对赵秉文这一个案的考察也使我们看到理学发展的另一面相,与两宋道学相比,这一面相也许更接近于原始理学。     

中国世代推崇儒学之原因探析

儒学是统一中华民族思想心理的正统理论体系。统治者的利用和人民大众的接受使之具有政治性和世俗性,也使得中国世代自上而下烙上了“儒化”印记。从民俗学角度追溯和探析儒学世代为统治者所推崇之原因,并审视儒学构造终极价值信仰的历史影响及其积极意义,有利于提升社会政治德性和世俗伦理生活。     

亚里士多德形质说在晚明的引入与发展：从《天主实义》到《寰宇始末》

亚里士多德的形质学说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并在中世纪通过经院哲学家而获得了更加系统性的表述。16—17世纪,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耶稣会士将其引入中国。利玛窦初步介绍了形式因和质料因,而最终高一志对形质说有比较系统的介绍,肯定物理世界的重要性,甚至意识到形质说对中国思想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天主实义》《寰有诠》《性学觕述》《万物真原》和《寰宇始末》展示了晚明耶稣会士为适应中国思想对形质说所做的调整。     

张之洞在晚清儒学没落过程中的卫道活动

张之洞是晚清文化转型历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其一生以“儒臣”自诩,以卫道自任,为挽救儒学的衰亡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其举措却恰恰加速了传统儒学的没落,如《劝学篇》“独特”的卫道思想实际上宣告了晚清儒学复兴活动的失败;他将“保国”视为“卫道”的前提,为此而大规模地兴办学习西学的专科学堂,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极大冲击;由他主持的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则拆去了儒学的社会基础,给儒学以致命的一击.他晚年对此有所反省,并力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儒学的没落,卫道活动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文化来说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对张之洞来说则是一场悲剧,而由此反映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更是发人深省.     

儒学再兴与西学汲取--贺麟不赞成"本位文化思想"

《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 ,时至今日 ,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层累过程 :缘起于孔孟 ,成功于朱、王 ,发展于民国。思想的“层累”主要指因新时代递变 ,社会新阶层迭出 ,各时期思想家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当代新儒家是陆王心学的现代殿军。陆王心学是孔孟心性学与佛学的“化合”产物 ,民国心学是融会佛学、结合西学的结晶。再次融会佛学以熊十力等人为代表。结合西学 ,开创“新心学”则以贺麟为代表。更新儒学 ,必须依靠西学 ,否则徒劳无功 ,为此贺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 ,甚至认为中国儒学更新当重视对基督精神的汲取。“西洋文化之输入 ,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 ,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 ,大关头” ,则说明他实质上已在警戒文化建设中的中国式“原教旨”倾向。     

析汉语景教经典的改写译经思想

改写译经思想鲜明地贯穿于汉语景教经典对《圣经》的翻译中。这种翻译思想可大致体现为“形”与“壳”和“灵”与“肉”的改写策略。该思想与景教在唐代宗教、政治、文化多元系统中的边缘地位和翻译主体的文化立场息息相关。景教的改写译经思想与最终的译文效果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只有通过“改写”才能使景教在汉文化语境中获得生存空间;而一味附会于儒、释、道的“改写”最终使景教丧失了立身之本。     

晚明时期利玛窦传教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晚明时期利玛窦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调和中西方文化,进而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传播,这些方法和手段对当今的汉语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本文从实现传教士的中国化与当今海外汉语教师的素养,展示欧洲文明的"西洋奇器"与当今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建立《天主实义》儒学化理论与当今海外汉语教材的"本土化",天主教传教于"无形"与当今中华文化传播策略等四个方面探讨利玛窦传教对当今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林希逸以儒解庄及其原因

林希逸是南宋庄学家，有《庄子口义》十卷，此书是宋代庄学的代表作。由于历史环境、思想学术背景的变化，因而他解庄采取了与郭象、成玄英完全不同的解释视域与解释策略，使《庄子口义》呈现出独具的特色与魅力，他也继郭象、成玄英之后成为《庄子》阐释史上的又一重镇。林希逸开创了《庄子》阐释史上“以儒解庄”的传统，南宋特殊的历史语境与他正宗的儒家学术渊源以及理学家的身份，都促使他从儒家角度解释《庄子》。     

19世纪新教传教士对太极说的批判与吸收

明末清初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儒学立场是:认同古儒,反对近儒。但是,在宋儒太极说的问题上,晚清新教传教士的态度已不像耶稣会士那么强硬,而是多少表现出愿与宋儒靠近、对话和调和的倾向。很显然,这些尝试与探索突破了利玛窦的局囿,拓宽了耶儒对话的空间和领域。     

"似非而是"还是"似是而非"——《天主实义》与《畸人十篇》的一个比较

从<天主实义>到<畸人十篇>标志着利玛窦传教重心的改变.前者力图调和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的矛盾,重在"以理服人";后者突出非理性的信仰,重在宣讲来世的存在.利玛窦自称<畸人十篇>为"似非而是"之论,实质上却是"似是而非"之言.     

论《淮南子》中的儒学批判

《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调,杂取儒、法、兵、墨等诸家言论,故而此书既反儒,又拥儒,还有中和儒、道两家的主张,显得比较复杂。就其反儒言论来看,《淮南子》批判儒学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刘安和他的宾客们认为儒学是大道沦丧之物,为衰世所造;儒学是一曲之学,并非治道之本;儒学背离人的性命之情,是舍本逐末;儒学顽固守旧,不能与推移。《淮南子》批儒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显示了学术独立的可贵,同时也宣告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终结。     

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孝观重构

晚明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在梳理了中国传统孝道思想以及分析了利玛窦对中国孝道思想的批判后,最后详论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孝观的天主教化改造。文章认为这种改造后的孝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论宽猛相济思想的流变——以汉代酷吏为视角的考察

反者,道之动,武帝酷吏政治是汉初黄老无为的反向运动,儒法合流则是酷吏政治的反向运动,儒、道、法三家思想的激荡、融合构成汉代法律思想演变的主线。法家思想先是蛰伏于道家黄老,随后勃兴,进而又受制于儒学,终汉之世被笼括于一个更高层面的价值体系之内,宽猛相济,应世而变。酷吏是汉代法律文化的承担与创造主体之一,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思想的演进有着密切关联。因此,以酷吏为视角考察汉代法律思想的流变能够动态地阐明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进程。     

宣颖解《庄》方法研究——以《南华经解》为中心

宣颖的《南华经解》是“清人解《庄》中不可多得者”。在解《庄》时,宣颖主要运用了两大方法：一是以文解《庄》,强调“由文理而及义理”的注解方法,力图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庄子》的基本宗旨;另一种方法是强调以儒为宗,通过融会儒、释、道,揭示《庄子》的思想内涵。     

以儒解庄：王安石学派的庄子学阐释

王安石学派是庄学史上特有的治《庄》群体。此派自觉地以王安石为宗,并在王安石庄子学思想的基础上,表现出了鲜明的儒学化特色。他们彻底消解了庄子与儒家的对立,将庄子思想颠覆,使儒道二家合二为一。这种以儒解庄的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