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角下网络社会秩序生成机制探究

秩序是人类延续、社会进化的基础。伴随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社会秩序的供给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为探究网络社会秩序生成机制,论文首先阐明了社会秩序生成的传统分歧,指出以主体多元、协调互动为理念的治理理论成为研究社会秩序生成的新范式,治理与网络社会运行十分契合,从历时态看网络社会秩序的生成经历了一个从网民内生自治秩序、业界技术规范秩序到政府管制秩序的分层演化过程,就共时态而言这几种秩序同时并存、彼此耦合,共同构成了网络整体秩序;基于这一分析框架,论文深入分析了网络社会秩序生成的自组织机制、演化机制、管制机制和治理均衡机制,提出网络社会秩序的生成在于网民内部共识的达成、业界经济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发挥、基于国情的自治与管制之间政府定位的恰如其分选择,以及多元治理主体间按照协商民主原则展开的持续耦合互动;论文最后提出网络社会是由网民、互联网企业、政府等行为主体耦合成的复杂大系统,协同治理是复杂系统管理集成方法,网络社会的协同治理策略就是建构起主体多元,手段多样,机制自律、他律和互律相耦合的系统管理体系。     

有为政府与活力社会:数字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两大治理目标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基于“秩序-活力”的分析框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类型学划分,提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遵循“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推动形成国家高秩序和社会高活力的治理新格局。研究认为:国家有秩序意味着保持社会稳定、法治环境良好、公民权利得到保障,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借助数字技术打造信息共享秩序、构建跨域合作秩序、形成协作共治秩序来赋予国家治理新秩序,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基础;社会有活力则表现为社会创新能力、公民参与度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不在场行动的再嵌入、高流动社会的再整合和多治理主体间的再连结来激发社会治理新活力,从而确保社会整体更具活力和韧性。实现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是衡量治理有效的两个关键维度,在“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下,构建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是通过数字赋能促进秩序与活力相融,在顶层设计层面创新数字治理体制,在中层应用层面构建多元化数字场景,在底层框架层面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我们反思基于专家体制的决策风险及其发生机制。专家体制困境的重要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专家体制的出路是走出“政治技术化”路径下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危机,纠正政治权力对决策过程的过多干预,通过建构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与公民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均衡治理网络,实现专家体制合理有效的权力分配。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科技、商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与建构的过程中,专家体制也在不断改变其决策行动框架,降低决策风险。     

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是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该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对当下治理改革的影响，认为治理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要走出当下“中国式”治理的困境与误区，除了公共管理的团体施动者(政府)应当从角色定位、文化属性和组织偏好等方面予以重新建构外，在个体施动者(社会)方面，也应通过构建公民文化，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使公共管理活动获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政府治理

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是当今学术界的两个重要概念,属于两个不同的范式,从内涵界定上看,两者存在着相互依存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可以减少公共行政成本、加大公民和政府的互动力度、培养官民的互相信任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良好的政府治理有利于社会资本进一步发展。良好的政府治理,体现着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合作及公共权力的共享,催生合作、信任、规范等理念。从软实力的角度来审视社会资本,政府在社会资本建构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整合社会资本,着力培育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转变公共行政理念,改革公共服务方式,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以制度和法制建设为契机,构建法治型政府;打造诚信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以及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培育公民品德来培育公共精神。     

公共治理:经济法治理范式新选择之可行性分析

公共治理强调作为元治理作用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形成互动性的治理网络,以共同参与、平等对话、民主协商、互动合作的方式来应对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以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治理与社会整体利益存在的勾连关系表现为:公共治理实质上是政府让渡部分权力给公民社会,联合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具有多元利益需求的互动性的治理网络,通过“共治”的网络合作管理模式,促成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公共治理提供了两种层面上的思维性资源,一是实现主体上的多元化,二是干预手段上的柔化.将公共治理引入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其目的是为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社会整体利益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全新的治理范式.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社会治理是系统的社会工程

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相互协调共建社会秩序的活动,目标是建构新的治理“主体-体制-机制-机理-环境-架构-过程-秩序”的社会系统结构和运行模式。社会治理作为系统的社会工程活动,其基本内容是从社会系统整体出发,整合社会治理机构;培育社会组织,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形成“政府-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三级衔接的多类型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工程强调从价值、规律、情境出发建构社会模式的方法,为正在建设和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向:四维进路

欲使"治理"从流行"话语"转变为社会"实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向,必须区分基于控制的秩序、基于竞争的秩序及基于合作的秩序,把握社会互动过程中人的互赖性、能动性及人际互动网络的非中心化,实现社会权力的生成与运用方式从暴力、金钱向知识的转换及社会的组织化,推动政府从管治到服务、从顾客到公民、从命令到承诺、从集权到分权等方面进行变革。总之,重识秩序、合作网络、权力共享与政府变革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向的四维进路。     

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模式演进及融合——基于Q 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

公共治理不同模式之间的有机交融和顺畅衔接,有利于增强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对Q市“绿色出行”治理模式变迁的案例研究表明,公共治理的“新时代特征”、公共治理的“问题导向”与公共治理传统模式的“反功能”分别构成了转型演进的制度动因、体制动因和机制动因,而转型演进的结果则是等级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实现了公共治理在不同现实场景中的“区别性组合”,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和社会的作用,由此增强了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推进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以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同时,明晰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在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的同时,限制其“合法伤害权”;在对治理技艺进行边际改进的同时,避免陷入“技术依赖”陷阱。通过对Q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等公共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获得了实证检验。     

中国政务微博发展对策研究--基于2014年的数据分析

2014年是中国政务微博发展的节点。总体而论,其规模、格局、政府参与度和信息传播效果等,皆超越往年,基本实现“软着陆”,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石。但是,治理理念相对滞后,区域、部门及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官民“互粉率”偏低等问题依旧存在。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政务微博的发展对策：一要提升认知水平,基于“国家公民”双本位的互联网政治新格局,明确主客体关系,重建治理结构;二要“去科层化”,超越传统治理模式,彰显网络技术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的功能意义;三要整合政治资源,增进专家治理的力度;四要妥善处理“国家社会”关系,优化治理生态,大力培育社会治理新元素;五要加紧升级农村硬件系统,缓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发展差距,力求均等化治理;六要根治现代公民的政治冷漠病,积极建构“政府公民”的互动互信关系。     

宪政治理与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宪政秩序下民主价值的体现。公民参与能够在宪政治理中重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进而实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间的平衡。因此 ,当前应积极探索多种有效途径以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民主化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民族乡村治理的秩序逻辑: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是理解民族乡村治理的核心维度。民族乡村的秩序均衡是乡村内生的自发秩序与国家正式的建构秩序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作用强度的差异,而在民族乡村呈现出不同的主导秩序。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引发乡村自发秩序与国家建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的双重失灵,造成了民族乡村的秩序危机。重构现代民族乡村秩序,其关键是实现乡村自发秩序、国家建构秩序与市场扩展秩序的融合统一。     

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共治理:前沿与展望

从现实中的治理情境来看,政府主导的治理强调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国家治理在传统的行政管理基础上,更加强调公共领域的互动、政府对民众的回应与责任;精准扶贫政策细化的具体解决方案,是社会治理在扶贫领域的具体实践;网络治理是近年来我国公共治理所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在党和政府不断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和实践下,环境治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都有所突破.公共治理未来展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共治理不断创新,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公共服务.     

网络食品交易的“数字利维坦”风险及其治理

网络食品交易与“数字利维坦”共存于虚拟网络社会中。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不断扩大的大数据海洋,为网络食品交易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暗藏着侵犯公民权利和反噬政府监管的风险,即网络食品交易的“数字利维坦”风险。在网络食品交易领域,数字信息技术在作为经济行为的控制工具时忽略了价值理性,存在以下问题：公民个人隐私受到侵犯,呈现个体镜像化;食品质量得不到保障,出现柠檬市场化;交易市场垄断当道,平台荒漠化;数字信息技术分配不均,公民与经营者因张力扩大而出现维权受阻;政府监管受数据驱动,个体化政府受到威胁。因此,政府应该完善数据治理的保障体系、明确经营者准入机制、限制网络巨头垄断、构建合作权益保护机制、革新监管治理体系,才能合理规避和治理“数字利维坦”风险,构建一个安全稳固的网络食品交易市场。     

论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建构方略

社会治理是社会共同体良序运转无法绕开的经典议题。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强调政治权力对社会秩序的刚性建构,呈现出鲜明的政府本位色彩。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治理的社会本位渐趋凸显,并暴露出传统社会治理政府本位的一些问题。不过,社会治理的社会本位,在实践中又常常遭遇个人中心主义的挑战。面对"权力中心主义"与"个人中心主义"的缺陷,我国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念。社会治理共同体摒弃单一中心主义,而以共同体主义为价值导向,寻求共同体成员的协同合作和普惠共享。为了建构中国气派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当前我国要不断激活公民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完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渠道,促进共同体成员普惠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从防御型治理到引导型治理——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的治理之道

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挤占公共话语空间、消弭公共理性和破坏政府公信力,已经日益影响到当下网络舆论生态的正常发展。以“防”和“堵”为主要特征的防御型网络治理表现为事后的介入和适应性调整,它将网络话语视为管制和防控的对象,不能化解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也不是长期有效的网络治理机制。与此同时,以“疏”和“导”为主的引导型网络治理方式,以保护公民网络话语权合法表达为前提,通过设立信息共享平台引导网络话语主体真诚平等沟通,能够引导形成多元主体自主自觉、合作共治的网络治理综合体系,所以从理论构建到实践运行都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网络时代的治理现代化:技术、管制与民主

网络社会管理与治理现代化主题同时出现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治理目标之中。网络社会是中国自由民主秩序进程的重要技术前提,但同样遭遇了实体社会的管制主义困境。随着中国互联网公共化与政治化的深度发展,官方与民间在该技术平台上的治理博弈将更加频繁和深刻,议题也将超出互联网本身而直接勾连实体社会。在自上而下的层面,一种寄托于传统治理逻辑的网络管制主义正在强势介入互联网秩序建构,典型表现是以"网言入罪"为代表的刑事严打策略和以"新浪删帖"为代表的管制外包策略。在自下而上的层面,地方治理主体和民间社会在公共行政改革与公民参政实践中逐渐呈现出一种适度开放的网络参与主义,形成中国公共治理改革的有益增量。未来的网络时代治理现代化将是技术日益发达背景下的管制与民主的复杂博弈与互动,有可能通过互联网治理创新反馈调节实体领域的治理过程,但也会继续受到实体治理逻辑的刚性限定。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从新契约到新秩序:社会治理的现代逻辑

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从方法论上转向现代社会危机的因果关系的分析。这种分析使得人们认识到现代社会危机的源头,乃是契约论知识基础上所形成的集体意识,它包括三个基本共识:政府应当为主权范围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利实现负责;政府应当执行公意;政府是公共权力的唯一合法主体。因此重新建构现代新契约的集体意识,既是现代社会危机的逻辑终结点,又是现代社会治理目标实现的逻辑起始点。这种新的集体意识必须包括三个新的基本共识:政府和公民共同为主权范围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权利实现负责;政府应当协调公意;政府只是公共权力的合法主体之一。基于这样的新集体意识,中国社会治理的"善治"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并最终能够成长为一种具有示范意义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