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治理的全球化境遇——读齐格蒙特·鲍曼的《被围困的社会》

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运动,它促进了人类社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对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这一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球化造成了国家与民族的分离,使社会治理赖以展开的民族国家框架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在此过程中,近代民主政治所确立起来的公民身份也受到社会治理现实过程的冲击,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都不再严格地区分公民与公众。这是因为全球化使人们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使人的共生共在成为一个最具有根本性的主题。在人的共生共在面前,对人们做出身份区分已经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再可能。这样一来,社会治理唯一可以选择的建构方向,就是走向合作治理。     

社会网络结构下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

沿着工业社会追求民主的思路,西方的一些学者们试图建立起民主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将实现民主治理的途径寄托于公民参与方式。这种实质与形式相脱离的治理方式,在工业社会线性结构下的确可以奏效。然而,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人类社会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陷入结构性危机当中。在后工业时代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下,只有积极探索政府、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等多元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才能走出社会治理模式探寻的困境。     

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及其治理

网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孕育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它在塑造了社会的网络结构的同时,也悄然实现了从“纯粹的虚拟”到“虚拟与真实兼备”的完美蜕变.网络世界的“虚拟与真实”属性决定了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治理不仅仅局限于对虚拟世界的治理,而是特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与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对互联网所链接的虚拟世界及其派生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合作共治.网络世界治理在实践中要达至既有的社会治理目标,必须遵循合作治理、更加注重伦理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实现社会的有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准则.基于此,政府在网络世界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亟须变“控制”为“引导”,充分重视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运用.     

论流动性提出的社会治理变革要求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运动中,我们基本上是立足于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构成的角度去寻求改革方案的,努力去改变结构、调整关系和界定各种社会构成要素的功能。现在看来,也许是因为我们忽视了社会的流动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等这些改革应当重视的维度,才在风险社会中越陷越深。事实上,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事实是社会流动性的迅速增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治理变革必须从这些基本事实出发。在流动性中,我们看到一切社会构成要素都是既独立流动又相互作用而处于互动和联动之中的,所形成的是社会的网络结构。基于流动性的社会治理变革就是要建构起在网络结构中开展合作行动的社会治理模式,这是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必须承担起来的任务。     

论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在主体、手段、实质、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将"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社会现代化的内涵,将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主要表现在社会治理主体、手段、过程、基础与路径等各个方面:一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域的关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二是要综合运用法、理、情的积极功能,基本实现国家治理手段的现代化;三是要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过程的现代化;四是要发挥科技与信息化作用,基本实现国家治理基础的现代化;五是要统筹治理创新与体制改革,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路径的现代化。     

论虚拟社区中的社会治理

虚拟社区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生活场域,与传统的社区形态相比,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结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民族国家至上而下的管制方式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虚拟社区中的社会问题,创造真正的网络文明,国家、社会团体、社区管理员和普通网民之间需要密切合作,共同治理.     

论家族社会资本及其治理

家族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家族社会资本包括家族内部社会资本和家族外部社会资本。在家族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家族社会资本具有不同的特点。随着家族和企业的繁衍,家族内部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增强,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家族外部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降低,个体社会资本与家族社会资本分离程度增大。建立并完善家族规则制度和相应的组织机构,定期组织家族大会和家族活动,建立并强化家族文化,有助于家族社会资本的有效治理。     

论信息技术人才的社会流动

从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的视角出发 ,对信息技术人才的社会地位进行了界定 ,进而对信息技术人才从低社会地位向高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在同等社会地位上的“水平流动” ,从高社会地位向低社会地位的“向下流动”的特性作了深入分析 ,揭示了信息技术人才多向社会流动的规律 ;针对我国当前信息技术人才社会流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误区 ,提出了实现信息技术人才社会流动正常化的对策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面临的现实利益矛盾和问题也更为多元、复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为一项重要现实课题。社会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社会参与的内生力不足、社会参与的制度平台功能缺失、社区志愿服务处境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核心在于“共”,需有效提升社会参与度。为此,要明确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强化社会参与制度和组织构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注重共同目标认同和满足居民需求的工作导向,增强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运用能力。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考察规则的功能

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规则对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工业社会时期将此发挥到了极致。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看未来,我们应当对社会生活、社会交往以及社会治理中的规则进行考察,以便规划未来社会的生活和治理。人类的社会治理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的,是通过组织的治理,其实,一切社会生活都需要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组织意味着人们在个体的结构中聚集起来开展共同行动,因而需要规则,规则是人们共同行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全球化、后工业化呈现给我们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种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社会治理,必然都是以共同行动的形式出现的,因而也需要规则。但是,规则的形式和功能都将不同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共同行动更多的是针对危机事件而开展的行动,表现为应急性的行动,从而要求规则必须是灵活的和富有弹性的。     

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之构建

农村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文章在梳理现代 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性演进基础上,针对我国现有乡村治理体制性困局,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命题,提出了面向公正发展中国农村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选择———构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的观点,并对农村社会治理生态概念、系统特 质、系统构建等核心内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给出了如何打造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系统的系统 建议。     

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张康之在《行政论坛》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20世纪后期,各国在政府和非政府的部门间建立起了一种合作对话机制,各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发展迅猛,他们以各种方式同政府部门进行协商、对话与合作,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变迁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     

全球化、治理失效与社会安全

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是与社会经济转型同步进行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面临的社会安全问题与许多国家并不相同。2003年突然而至的SARS危机突显了在全球化时代保障社会安全的重要性及传统的国家中心治理结构的根本缺陷。因此,如何改革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治理结构,在维持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培育和发展更多的治理主体,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互补性的互增强治理网络,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高社会安全水平,就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     

走向协同治理:社会治理的内涵解析及其创新前景——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论域

基于社会治理内涵的解析,分析指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战略布局可采取政府和公办社会组织主导、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格局,策略选择上应注重党和政府的引导策略与地区策略,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策略。现阶段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模式可以采用协同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     

流动中的农民异质化及其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自主权大大提高,日益频繁地流动于城乡之间,这不仅加速了农村社区的解体,而且为城乡二元、地域分割的封闭社会治理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保障农民流动合法权益,使其公平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与公共服务,针对农民流动性特点,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促进在乡农民安居乐业、在城农民融入当地、流动农民享受异地可衔接服务。     

论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中的辩证思维

习近平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治理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思想。他对社会治理的本质特征、理论基础、实现途径、依靠力量等基本问题都进行了唯物辩证的分析,所形成的社会治理思想中蕴含着辩证思维的本性。具体表现为社会治理系统与其子系统及构成要素的辩证统一、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社会治理目标实现与当下民生改善的辩证统一、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探析总结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中蕴含的辩证思维,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进人民福祉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全球治理、WTO与跨国公民社会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机构应运而生,跨国公民社会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双方的合作与冲突成为国际关系的新现象。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表明,性质不同的跨国公民社会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秩序建构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表现出全球化时代政府、市场与社会正在探索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跨国公民社会虽然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新兴政治力量,但不能对其作理想化和简单化的评价,必须理清其背后的各种社会力量及其政治立场。     

论领域分离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阅读张康之等所著《公共生活的发生》后,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于:领域分离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入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背景,它是社会管理改变传统路径,进行创新的出发点。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工业化进程中,随着非领地化进程出现的领域分离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及日常生活领域的分离。一方面,许多社会问题因无法及时解决而以群体性事件、危机事件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现有管理体制无法包容的新因素,社会发展中的非规则化现象日益增多。因此,正确应对领域分离后表达领域兴起的客观现实,正视社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打破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格局,寻求社会治理结构伦理化的合作治理是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创新。     

论数字社会网格化社会治理的优化

网格化社会治理是构筑在信息化、智能化基础之上,为满足流动性、有效回应的治理需要而孕生的数据驱动治理方式。网格化社会治理不是科层制社会治理的简单延伸,是全新的治理体系;不是通过治理覆盖社会,是以社会自治为基础;不是效率优于法治,是以法治作为支撑。数字社会网格化社会治理变革的难点在于从物理治理走向虚拟治理、人的主体性容易被技术遮蔽以及公平正义容易被算法替代,变革的重点在于自我反馈机制的构造、公共领域意识的重建和快速有效的法治保障。可从确立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价值底线、强化治理的回应能力和提高治理生态的研究层次三个维度出发,不断优化数字社会网格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