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己主义、理性与社会契约

伯纳德·格特在他最近的书中对托马斯·霍布斯的哲学进行了独特的解读。这些解读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被质疑：（1）即便霍布斯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利己主义者,他仍然像是欲望的利己主义者,对格特而言,这意味着人在每个行动中都至少是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2）虽然理性一词有多种解释,霍布斯对理性的理解似乎是以手段通达目的的计算,这些计算设置直接的目标,而理性自身则不设置最终的目的;（3）霍布斯的政治理论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契约理论,因为臣民之间订立契约授权主权者保护他们,授权的结果是臣民将他们的一些权利授予主权者,但是权利的赠与不是市民国家产生的核心要素。     

霍布斯社会契约学说评析

霍布斯社会契约学说评析陈咸瑜霍布斯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大师。在欧洲思想史上，他一直是个不易理解而颇多争议的人物。尤其是其社会契约理论形式的国家政治学说。把国家、政府视为契约的产物，这种观点源远流长，纵贯于整个西方自然法哲学说的历史。早在古希腊，伊...     

社会契约理论:霍布斯与洛克之不同

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在如下八个方面展现了各自的不同点：霍布斯没有区分,而洛克区分了“社会”和“国家”这两个政治学概念;在自然状态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霍布斯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狼的关系,处于战争状态,而洛克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和自由的,处于和平状态;在自然状态下的价值目标问题上,霍布斯关心的是人的生存,而洛克关心的是人的自由;在国家建立的目的问题上,霍布斯认为,国家建立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过和平的生活,而洛克认为,国家建立的目的是保障人们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权;国家建立时,霍布斯认为,人们转让了自己的全部权力,而洛克认为,人们只是转让了惩罚罪犯和要求赔偿的权力,而仍然保留了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权;在拥有人们转让的自然权力的国王或主权者是否是社会契约的签约人,是否需要遵守社会契约的规定问题上,霍布斯持否定态度,而洛克持肯定态度;霍布斯否认而洛克肯定人民拥有反抗和革命的权力;在理性王国的政治形式上,霍布斯主张君主专制制度,而洛克主张君主立宪制度。     

“不成功的政治理性主义者”——欧克肖特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批判性解读

欧克肖特采用一种怀疑主义的视角解读霍布斯的哲学,认为霍布斯不是一个政治理性主义者。霍布斯政治哲学思想中的意志主义成分更甚于理性主义的元素。欧克肖特进而指出,不是霍布斯意义上的寻求被统治的理性共识的契约公民,而是道德自主的自信的个人构成了近代英国政治社会步入和平发展轨道的主要支撑力量。     

理性与非效率行为分析

理性非效率行为是行为者为了维持或增加某种超越制度和契约规范、或在制度与契约规范不明或存在冲突情况下的收益所得而在理性统摄下发生或实施的非效率行为；理性非效率行为发生的依据和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一定的技术、环境、制度背景下，这种非效率行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理性非效率行为具有六大特征。     

卢梭与霍布斯的契约理论比较

让·雅克·卢梭的契约论是影响最大的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之一.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无所谓"善恶",彼此没有争斗;后来为了生存而只好根据公意而结合在一起,订立契约以构成国家;订立社会契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更高层次的自由平等权:君主只能根据公意行驶主权权力否则人民就有权推翻他.卢梭的契约论思想与霍布斯的思想既有共同点亦有区别,既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又有其局限性.     

企业性质与企业的契约责任

从企业本质上讲,企业是一组契约,企业最主要的责任是遵守它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契约的责任,包括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在利益最大化目标驱使下,企业可能选择为了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理性违约。因此,必须从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及产权、信用管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加以控制。     

从霍布斯的人性论到其契约观

在欧洲哲学史上，对人性复归的呼唤，是霍布斯那个时代的主题，于是人性问题也成了该时代哲学家的关注点。培根提出了：人是自然产物，是构成自然界的一部分。霍布斯沿着墙根开创的认识道路，进一步研究了人的本性及人与人之间关系，论证了人性（包括平等、自由、功利、理性）的“合理性”，提出人生而享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公开以人性反神性，以人权反神权，以“人造国家”反对“神创国家”，以君权人授”反对“君权神授”，对当时西欧资产阶级思想起着积极作用。霍布斯的人性论基础是个人主义的利己之心…     

经济学透镜下的学术腐败

从广义经济学的角度看,学术腐败实际上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学术腐败者有着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他之所以敢于违反法纪,不是因为他是法盲(学术腐败者往往是精通法纪、善于利用法纪盲点从而逃避制裁的“专家”),而是因为他预期学术腐败收益大于学术腐败成本,是高效益的行为。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学术腐败行为往往都是在学术腐败者清楚地知道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进行过“学术腐败可行性分析”或“效益评估”:学术腐败发生后,被发现的可能性(即案发概率,也是学术腐败这种“经济活动”的风险程度)有多大;如果被发现,能否通过关系或私下交易逃避惩罚;如果被惩罚,将受到什么程度的惩罚,能否以“道德处分”代替法纪处分,能否以罚代刑———可行性分析的结果决定着行为的选择,如果预期代价即“学术腐败成本”很低,预期收益很大,就可能选择学术腐败。     

特殊集体主义的固守、弱化与契约形式演化

浙江家族企业,成为浙江经济发展活力的源泉。本文从研究社会文化对契约形式选择的影响入手,提出家族主义这种特殊集体主义在浙江家族企业中的继承、固守和弱化对家族企业契约形式的选择有决定性影响,随着企业中特殊集体主义被个人主义稀释,契约形式自然演化,从而推动浙江家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如果企业家转化契约形式的能力不足,家族企业就会停滞甚至衰亡。     

行政契约与权力理性

传统的行政契约制度研究往往局限于行政法学的范畴体系,缺少法理念与政治哲学层面的审视。因此,有必要从权力理性的角度对行政契约制度进行再思考。权力理性是国家理性的核心议题,权力理性是行政契约制度的根本价值原则,行政契约制度的具体运行应以实现权力理性为根本目标。     

传统契约的致命缺陷:非自愿性与不平等性

西方在民事交往活动自愿的基础上,发现并发扬了契约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并使之成为现代民事交往的基本原则.与此相反,中国传统契约活动具有非自愿性和不平等性.本文从中国传统的买卖契约、典当契约以及婚姻家庭有关的契约活动来分析、探讨中国传统契约的不自愿性和不平等性,传统中国社会对这种不自愿、不平等的契约活动尚且能够履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在自愿与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履行民事行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目的之所在.     

银行理财产品契约不完全问题研究

现实中的契约都是不完全的.由于信息不对称、未来和环境复杂多变、机会主义倾向、交易成本高昂和有限理性等原因,银行理财产品契约也不例外.由此,引发了商业银行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高,客户逆向选择的 可能性大,零收益、负收益、展期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等一系列严重后果.针对这些问题,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加快法制建设,二是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三是强化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四是要建立“声誉”机制,五是建立客户维权体系.     

契约管理：雇主与雇员间契约的期限研究

在现代契约理论中 ,雇主与雇员间的雇佣关系被看成是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 ,这种契约关系对签约双方都有一定的约束力 ,其典型特征是期限较长 ,其中既有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原因 ,也有雇员和雇主进行合作博弈的原因。但在实践当中 ,长期雇佣契约与短期雇佣契约都有成功的范例 ,两者在不同的企业都有其优势所在和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通过对比分析长期雇佣契约和短期雇佣契约 ,说明企业要重视雇员的流动问题与契约管理。     

国有企业高管激励中的契约选择:隐性契约与显性契约

目前,在中国国有企业高管的委托代理契约中,主要采取隐性激励契约而非显性契约.但有效的隐性契约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保护交易各方的利益.比较而言,隐性契约和显性契约各有优缺点.就我国国有企业而言,隐性契约为主的激励契约不能有效地防止委托代理双方的道德风险,降低代理成本.以显性契约为主、隐性契约为辅,能更好地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是未来国有企业契约选择发展的趋势.必须将控制权收益中合理的部分纳入显性契约,同时明确禁止侵占、转移国有资产.     

论契约文化在管理中的凸现

契约文化的管理功能是通过管理活动中的文化融合、价值观渗透和引导管理者理性抉择来实现的。即契约文化与管理的融合,成为跨文化价值观的“交集”;企业文化是个人价值观与组织哲学观的价值定位,契约文化则是实现其价值观定位的支撑;契约文化价值定位所形成的“组织惯例”引导管理行为理性选择。     

领导成员交换与契约控制对员工职业发展的交互影响

企业对员工的管理面临一个困境：如何在保障员工充分获取职业成功的同时,又能够有效防范员工的内部机会主义与权力寻租行为.员工的职业成功与内部机会主义受到领导成员交换和契约控制的交互影响.领导成员交换与员工职业成功呈现正相关关系,适度的领导成员交换质量能够降低内部机会主义行为,一旦过度则会适得其反；契约控制有利于降低内部机会主义行为,但是在促使员工职业成功的过程中必须保持适度的契约控制,过度的契约控制会阻碍员工职业成功.此外,契约控制与领导成员交换在降低内部机会主义行为与促使员工职业成功中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因此,对员工应当实施“软硬兼施”的管理.     

对"债权契约"概念的逻辑质疑--兼论买卖行为的双重属性

要使民法学成为一门科学,就应该做到民法学的基本概念之间逻辑一致、和谐统一.而"债权契约"概念不合逻辑,又无法与物权契约相对应;物权契约仍为契约,也不能与物权行为相同一;物权行为既为处分行为,就不可能与任何契约划等号.因此,"债权契约"概念应该废弃,物权契约(称物权合意更妥)概念如果允许其存在,就应作新的解释.与此紧密相连的买卖行为具有双重属性:买卖合同本身是债权行为(负担行为),买卖合同的履行(交付或登记)是物权行为(处分行为).只有坚持这一区分原则,才能理清民法基本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避免概念的混乱与矛盾;才能恰当处理出卖他人之物问题;也才能有助于建立起科学的、现代化的中国民法典.     

罗尔斯契约论方法批判——兼论古典契约论与现代契约论

本文从与古典契约论比较的维度审视罗尔斯的契约论方法。罗尔斯的契约论与古典契约论有着明显区别：自然状态与原初状态、有知之约与无知之约、自然人性与公民属性、权力的合法性与社会正义,等等。尽管罗尔斯的契约论达到了当代契约论的高峰,但是,其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质疑追问的开放性问题：他并未彻底否定功利主义思想方法;他的思想方法中含有相当程度的直觉主义的色彩;离开‘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正义是否可能？     

罗尔斯的契约主义与政治哲学的证明

证明是政治哲学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自霍布斯以来,西方政治哲学提供了两种主要的证明,即古典契约论和功利主义。但是这两种证明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罗尔斯综合古典契约论和康德道义论的优点而提出一种新契约论,其基本思路是:对正义原则的最好证明就是自由、平等的人们之间达成的一致同意。罗尔斯的契约主义建立在两个基本概念之上,即“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本文最后讨论了内格尔对罗尔斯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