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政治博弈对伦理共识的诉求

气候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和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气候政治博弈之所以迟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国际社会缺乏一定的伦理共识。伦理共识的达成应该优先于解决气候问题的政治技术方案的形成,因为任何技术、政治谋划的合法性都将接受伦理道义的考量,这也凸显了伦理共识在气候政治博弈中的价值性。不仅如此,国际关系的向善之道、人类共同利益的定在、普世伦理的兴起也为伦理共识的达成提供了现实依据、利益基础和理论依据。气候谈判中达成的伦理共识应该为:"平等而又差别"的正义原则、"区别而又共同"的责任原则、合作优先于冲突原则以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原则。     

为何故、为了谁我们去看护?——环境伦理、责任和气候正义

环境伦理,以及与之相关的责任和气候正义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需要整合东西方诸种文化资源对环境及环境伦理作出新的理解.其中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是地球的主人而是客居于地球.在此思想背景下,责任观念尤其重要.而气候正义也是环境伦理的重要问题,从环境伦理的角度可以为气侯正义概念分析出不同的方面,并提出具体的指导原则.从伦理的角度看,环境问题是威胁也是机遇.     

气候伦理引导气候谈判的可行性及原则

在气候变化大会21年的艰难谈判历程中,各主权国家普遍把气候谈判当做为本国争取更大利益的机会,在谈判过程中尽可能多地争取本国的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导致气候谈判难以取得根本性进展。因此,从本质上把气候变化作为伦理问题来认识,使"自利利他、顾全大局"的伦理道德成为谈判的内在驱动力,是从根本上化解气候谈判中的"争权夺利"思维的关键。道德压力并非气候伦理的初衷,道德尊重带来的道德自律才是气候伦理发挥效用的起点。要使气候伦理真正发挥作用,需要遵循四个原则:毫无例外的相互认可原则、共同利益优先的原则、从我做起的主动行动原则以及通过利他达到自利的能力原则。     

"信任流"与"忠诚流"——对美日企业治理伦理路径依赖的案例分析

忠诚流和信任流是企业治理的两种伦理路径依赖。美国和日本的主导性企业治理模式,代表了这两种不同的路径。美国普遍主义和程序优先的管理原则,使得像福特这样的企业善于创造并融合信任流,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机遇。日本特殊主义和协调优先的管理原则,则使像丰田这样的企业能够创造出依赖企业内外部忠诚流来运行的精简化生产。美日企业的信任流或忠诚流的伦理路径依赖,对我国企业治理的伦理路径依赖的探索,有着重要借鉴参考价值。     

气候伦理:理论向度与基本原则

气候问题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作为一种凸显的社会伦理,气候伦理是对生态伦理的超越,属于国际关系伦理的范畴,也是应用伦理的范畴。不伤害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和正义原则是气候伦理的三大基本原则。     

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原则、生活叙事和伦理意蕴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的本质可被理解为社区基于社会特质来实现工具意义与价值意义双向契合的过程,而"制度和人"的治理悖论引出了对当前城市社区治理理念、治理方略和治理技术的拷问,凸显着社区价值内涵对于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围绕社区日常生活,价值原则、生活叙事和伦理意蕴构成了社区治理价值层面的内容框架。具体来说,社区治理结构演进中的价值形态和隐含的四项基本原则构成了社区治理的价值原则;以注意力分配为策略,立足生活意义和自我认同的生活叙事成为社区治理的价值叙事;而基于社区伦理的核心问题、价值目标和伦理基础的伦理意蕴则是社区治理的价值基础。三者共同构成了城市社区治理价值层面的内容,价值原则是生活叙事和伦理意蕴的前提,伦理意蕴是价值原则和生活叙事的基础,生活叙事则联结着价值原则和伦理意蕴,是其从抽象性迈向现实性的桥梁。     

抑制气候失律与恢复气候生境的道德原则

目前,无论国际社会还是国家社会,气候博弈成为实践难题。因为有关气候治理的政治协商和减排方案,既缺少必需的伦理支撑,更缺乏共守的道德原则的指导。公正原则之可以构成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道德原则,是因为它能为气候治理发挥认知和操作两个方面的引导规范功能。在认知层面,利害权衡和分配平等构成气候公正的根本认知原则;行为动机应当、手段正当和结果正义有机统一,构成气候公正的评价导向原则。以权责对等和分配平等为基本规范,形成气候公正实施的问责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前者展开为历史问责、现实问责和未来问责的具体规范原则;后者落实为"谁污染谁担责"和"谁受害谁得益"的利益分配公正。     

自由主义和地球的有限性

环境伦理挑战的究竟是什么?文章剖析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地球有限性的矛盾,分析了哈丁的“救生艇伦理”和加藤尚武的“地球全体主义”,得出了环境伦理挑战的是自由主义这一结论,并提出在环境问题上必须限制自由,环境正义应该优先于自由。     

斯塔尔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伦理治理思想研究

斯塔尔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伦理治理思想以繁荣伦理学为视角,旨在塑造促进人类繁荣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它认为应确立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中心节点,由这些中心节点担任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伦理治理的元责任主体,负责确保个人、组织和国家了解他们的责任和履行责则。在斯塔尔看来,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伦理治理应遵循韧性原则、试探性治理原则、学习能力原则和元责任原则。他还提出了自己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伦理治理路径：重新反思人工智能研究和创新与伦理之间的关系、测量人工智能的开发和使用对人类繁荣的影响、建立人工智能知识库、构建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机制。斯塔尔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伦理治理思想一方面引领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研究从技术个体层面向系统层面发展,另一方面为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伦理治理提供方法论指导。     

气候伦理研究须先确立的基本理念——根治灾疫之难的全球伦理行动方案

在当代进程中,气候失律标志人类存在安全和健康生存的宇观环境不复存在。为谋求自救,气候伦理研究必须为恢复气候的时空韵律而重建全新的伦理认知理念体系：气候失律导致灾疫失律,灾疫失律进一步推动气候失律,其根本的推动力是人类无限度的地球活动。要全面节制人类的地球活动,必须重建人与环境的亲缘性存在关系,以此为整体要求,遵循生态逻辑法则,学会限度生存,重建生境利益机制,实施国际协作减排。这既是恢复失律的气候、根治灾疫、重建世界和人类生境的根本认知前提,亦是其恢复失律的气候、根治灾疫、重建世界和人类生境的基本进路。     

新兴科技伦理治理的问题及其对策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合成生物学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争议,使传统科技治理模式因缺乏科技伦理的维度而难以应对,这就需要在科技治理中增加科技伦理的维度,由此形成了科技伦理治理的新概念,即以治理推动科技伦理和以伦理保障科技治理.本文以此为理论出发点,剖析当前科技伦理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治理对象不明确、治理原则不统一、治理意识不强、治理机制不完善等实际问题.与之对应,从明确科技伦理治理的对象、凝练科技伦理治理的核心思想、提升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识、完善科技伦理治理的机制四个方面提出应对措施.     

气候治理的共识、途径与要略

气候作为天气过程有其运行的时空韵律,导致气候失律的最终之因是人类活动。气候治理,需要建立起达成全球共识的气候责任,在此基础上创建“权责对等”和“代际公正”的整合引导方式;并根据“谁污染谁付费”的问责原则和“谁受害谁得益”的补偿原则,制订以人口为基准和以人口分布空间密度为调节机制的排放配额标准,指导气候治理以全球协作减排为治表之法,以全面恢复和提升地球自净化能力为治本之策,以重建人类存在方式、技术-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为最终动力。     

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环境优先原则

确立环境优先的基本原则是当今环境法的发展趋势。环境优先原则源于人类在环境伦理上的成熟,它是人类在环境危机前的必然选择。环境法确立环境优先的基本原则,符合环境法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对预防和减少环境损害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略论生态伦理、天人合一与集体主义的统一

生态伦理旨在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个伦理原则 ,它的价值指向也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这种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集体主义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从本质上说 ,三者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数字身份的泛在形态及其伦理风险治理研究

数字身份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身份形态,与网络空间相伴而生。网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泛在特征使数字身份呈现出云形态、微形态、超文本形态、可视化形态和碎片化形态,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伦理风险。数字身份的不合理应用总体指向了认同、隐私、自由和正义等4个伦理议题:数字身份弱化了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造成了“整合型隐私”保护困境及“隐私悖论”,遮蔽了主体的自由意志和社会遗忘能力,隐含了“数据偏差”和“算法逻辑”不正义等问题。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传统身份逐步向数字身份转型,加强数字身份伦理风险治理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在新发展阶段,应充分利用技术、法律、伦理的协作互动,实现数字身份伦理风险的协同治理,提升数字社会认同感,维护数字身份隐私权,克服数字身份的异化,消解算法逻辑的歧视性影响,使其更好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从技术治理层面来看,要加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克服技术自身存在的负效应；从法律治理层面来看,应坚持权利与义务辩证统一的立法原则,为数字身份应用提供法律保障；从伦理治理层面来看,各个主体要加强自我约束,自觉成为数字身份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     

“孝治”伦理的传承与开新——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的分析

"孝治"伦理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特征,它是"家天下"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与模式。在文化国情下,"孝治"伦理对于当代公共治理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然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孝治天下"的思想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必然要面临自我扬弃与革故鼎新的使命。实现"孝治"伦理的转型,祛除"家天下"的私德性,赋予其公共伦理的价值指向,是"孝治"伦理成为当代公共治理中的"德治"形式的重要前提。     

在公共行政的演进中看行政伦理研究的实践意义

行政伦理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科学领域,是一项适应公共行政的发展需要和体现了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研究,也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建构工作。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来看,特别是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行政伦理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公共行政的实践向行政伦理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需要通过行政伦理研究来解决那些在“政治路径”、“科学路径”和“市场路径”中都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但是,就社会治理模式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变迁的历史趋势来看,行政伦理研究又具有过渡的性质,它的学科建构目标应当指向公共管理伦理学,而它的实践目标应当是对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规划和设计。     

论权利的伦理意蕴

过去的伦理学主要是义务伦理学,而社会伦理学可以看做是权利伦理学.在权利伦理这里强调权利优先于义务,道德权利是道德义务的前提.对于权利与正义何者优先的问题,应当具体考察,从社会伦理角度看权利优先于正义,而从普世伦理角度分析,普遍的正义优先于权利,这也是普世伦理理论建构的价值要求.     

道德共识何以达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就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使主体能在没有任何强制和任何约束的环境下进行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达至相互理解,这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宗旨。这种重构的商谈伦理学秉持着两个基本原则,即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通过商谈伦理所达成的道德共识中,交往理性实现了多元声音中的统一性,从而使道德乌托邦得以可能。     

原始伦理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人类进行社会治理的途径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发挥法律和行政组织规范等外在强制力的作用;二是发挥伦理的内在软约束作用。但在原始社会的治理中则主要是伦理在发挥作用。从伦理规范的角度看,原始集体主义是其核心伦理精神,民主平等为基本伦理原则,团结互助为内部治理的伦理要求,勇敢刚强为外部治理的美德。原始道德尚处于“前道德”的发展阶段,是一种“萌芽”状态的道德,呈现出简单、朴素、粗俗的特点,它主要通过图腾崇拜、禁忌、礼仪、风俗,甚至巫术等形式实现着对生产生活与社会事务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