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明:生存智慧及其生态维度研究评述

游牧文明作为人类多样性文明形态的重要构成,因其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机整体性和内在关联性,遵循天人合一的整体主义原则,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规则,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准则,并以其"游而牧之"的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肉体来自青草"的生活方式,而显现其厚重的生态文明意蕴和深层的生态哲学智慧。游牧文明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其互补,特别是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碰撞冲突和互补交融发展关系中精致地发挥了游牧草场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独特优势,符合"生态位"原理。人类多样性文明的互补交融及其生态化,是人类通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农耕与游牧交汇下中国古典戏剧的文类变异

以异质文明之间的影响为视域,以希腊悲剧"苦尾"为比较点,发现有两个重要原因导致中国悲剧出现"乐尾"现象。农耕文明中的乐感情结与苦难情结之间的内在张力为"悲身乐尾"的艺术结构提供了植生的土壤;农耕文明在游牧文明的强力作用下,原来的文艺在结构、秩序与功能上发生了变异。在文类形态上,中国出现了戏剧的"二度诞生",并产生了普世性的悲剧形态;在文类功能上,悲剧与哲学(宗教)共时地肩负起诠释与化解"人役"苦难的历史重任,哲学(宗教)与悲剧的"共时同台",化生出"悲身乐尾"的艺术式样。     

论游牧文明在东方文化史上的作用

人类自身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促使历史研究从以往的文明之间差异的研究转向文明之间联系的研究,互动的世界体系的研究成为研究游牧文明的重要范式和思路.通过提出“游牧文明带”的概念,肯定了在东方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交叉和交流中各个历史时期游牧文明带起到的传播文化和连接文明的重要作用.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也创造出各自丰富多彩的文明,构成了东方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游牧文明自身的环境和条件去考察游牧民族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比例和关系.由于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方式,游牧文明创造的物质文化没有定居文明丰富并难以保存下来,但是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依然丰富多彩,应当充分认识和开发.     

"游牧"的概念与文明史的抉择

"游牧"一词在古代史中为何总与"野蛮、落后"相联,被当作农耕文明的对立面?原因是我们用农耕文明的标准(如文字记载、城市出现、国家产生等)来衡量游牧民族,夸大了文明时代早期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差距,把游牧民族划在文明史之外.事实上,二者之间哪个先进,哪个落后,尚需具体分析.只有弄清"游牧部落的形成过程","游牧民族生产发展的水平","进入文明之前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已有的关于游牧民族的评判失之粗疏和武断.     

家西番:遗失了藏语的地方亚文化共同体

家西番族群,是生活在青海湖以东湟水流域宗喀藏族的一部;自明朝后期开始定居农耕,与汉、回、蒙古、土等族群杂居,历经二三百多年的历史演进,逐渐遗失了藏语而只使用青海汉族方言,至清康熙年间基本上完成社会文化的汉化。以政治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族群竞争、明清两朝对河湟农耕地区实行与草原牧区不同的治理模式是导致宗喀藏族文化转型而成为家西番的政治原因;草原与农耕交错过渡地带农业文明、工商文明相对于草原游牧文明的优势是吸引家西番汉化的经济原因;汉藏文化的兼容性、河湟地区多族群杂居的社会现实格局是出现家西番族群的社会文化原因。1958年青海农牧区宗教民主改革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民族宗教政策,直接颠覆了家西番族群本已动摇的宗教文化信仰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落实民族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家西番族群在保持藏族身份的同时,其文化心理却越来越呈现其族性的"汉化"特点。     

移植与创新:中国近代经济学百年变迁鸟瞰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既是一次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也是一次古老农耕文明与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文明对决。这场战争就其规模来说,无论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是在中国战争史上都微不足道,但它却既改变了中国农耕文明的演进路径,也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文明的演进路径,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由传统步入近代的起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思想文明的影响下开始了近代转型,这一转型过程既存在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的冲突,也包含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的冲突,其转型过程的艰巨性、曲折性在世界大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历史上是少见的。中国经济学者在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同时,在经济思想方面取得了不少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研究成果。     

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多元文化发展研究

近年来,沿着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贸易走廊、文化通道,中国正在推动沿线国家之间建立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学界以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为纽带,研究的视角从传统的历史地理、经济贸易到宗教文化,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制度到国家文化安全等诸多方向。学术领域多元交汇的研究态势已经形成。以地域文化为分野的研究传统,如敦煌学、西域学、龟兹学等形成体系;在传统的丝路文化节点之外,仍有不少值得深入挖掘的地区文化。随着国家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战略推进,对丝路青海道的研究也显得极为重要。文化多元的丝路青海道在魏晋之后,特别是吐谷浑时期替代了河西走廊的繁荣,连通中原;在当代又面临来自中亚的宗教文化、跨界民族文化的冲击。本文以丝路青海道的文化特征为切入点,探讨这条古老的陆地通道上的民族交融、文化变迁,以及当代的多元文化品格。讨论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典型地缘文化特征的"边缘"地区,如何统筹、平衡,建立稳定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提出新时代实现青海道的复兴,必须建立和谐的生态发展体系,即健康的文化体系、特色的城镇文化和可持续的生态文明环境。     

对游牧文化的再认识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是人类两大主要文明。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交往、冲撞,则是上古、中古时期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游牧文化的历史,头绪繁多,史料零碎、分散,语言混杂,其史事又多依赖农耕人的记载而得以流传,而农耕人的记述往往厚己簿人,其中对游牧人的物质、精神生活不少讹传谬见。多年来我国史坛,对游牧文化,从历史发展角度研究者多,从文明面貌角度研究者少,因此,对游牧文化实有作全面再认识的必要。一游牧人与农耕人在亚洲大草原上相争、抗衡有３０多个世纪之久,征战往还,时停时起,休战期间,各自休养生息,…     

文明冲突下的寻找与逃逸--论农民工生存境遇描写的两难选择

诗意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书写已经被挤入了边缘,象征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城市文化形态已然成为主流。而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迁移,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交锋与冲突,给中国乡土小说的书写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我们在描述一个文明沉落的时候,我们可能去寻找一种精神的慰藉,但是我们却不能去掩盖它的历史滞后性;相反,另一种文明带来的历史进步却不能遮蔽它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戕害。许多作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城市文明进步的巨大诱惑;另一方面又是对农耕文明美德的深刻眷恋。怎样选择价值取向才是最重要的,而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又过多地关注了小说形式层面的描写,而忽略了作为在几种文明冲击下的人的复杂心理状态,亦更加忽略了对几种文明形态相互撞击后果的价值评判,以及它们在历史和人类进步中的作用的哲学批判。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命题。     

人类文明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经历了一系列的形态嬗变,从神话时代,经过英雄时代、宗教时代,最终进入工业时代。文明的形态嬗变在公元15、16世纪以前主要是由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融合所导致的,而最后一次形态嬗变则是"泛西方化"浪潮冲击的结果。到了20世纪末叶,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泛西方化"浪潮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态势,与此相应,一股全球性的"非西方化"浪潮正在蓬勃兴起。这种重大的历史转折使人类文明在未来几个世纪里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历史的轴心期",未来世界文化将呈现新的发展格局。     

秦岭与华夏文明初论

山岳河流是理解中国古代文明极其重要的元素,华夏民族与秦岭这片土地形成经济、政治、文化和审美等多重人地关系。作为中国自然地理上的南北分水岭,秦岭开启南北两种不同的历史进程、文明,也因此产生华夏文明才有的南北意识和文化,形成分裂或统一的疆域区划。秦岭是一个大生态区域,在经历从传统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再到当代生态文明转型之际,当前正在构建"天然""共享""绿色"的新文明范式,从而保证国土空间生态资源合理适度开发,华夏文明永赓续。秦岭还是华夏古文明源地、历史文化基因源地、宗教文化源地,秀美壮丽山水使秦岭山水文化绽放奇光异彩,从而展现出一轴华夏文明史中最具民族神韵的斑斓画卷。     

主持人语

我们经常说,中国是遗产大国,这么说的理由是:我国历史悠久,自然生态复杂,文明类型多样(包括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山地文明等),民族和族群(包括世居的和迁徙的)数量多,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样态多,入选联合国的名录多(数据表明,截至2011年8月,已有41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居世界第三位;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达34项,居世界第一位).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结果·反思——文化生存与文化平等的意义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长期碰撞、角力的结果,是农耕文化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并淹没了游牧文化。在草原地区成为主导文化之后,农耕文化之思想观念得以制度化,成为约束该区域人们行为的有形制度,并对草原生态产生了破坏性的作用。游牧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保护它可以起到保护该地区生态环境的作用。不同文化在是否与其生态环境相适应这一层面上具有可比性,比较的尺度或标准当然是生态伦理标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肯定是文化平等的问题。没有文化的平等就根本谈不上民族间的平等相处的问题。各种文化的平等对话是各民族相互增进理解和团结的无形制度基础。因此,主张或提倡文化生存与文化平等对于内蒙古草原地区的人们来说有重要意义。     

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经济形态与中国选择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明形态,摒弃了工业文明所倡导的"以人为中心"的物质经济价值观和自然观,取而代之的是将人看做自然的组成部分的"人—自然"整体价值观和自然观。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看,每一种文明的生成,都有相应的经济形态与之对应。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为生态经济,它建立在"理性生态人"基础上,是对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超越。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审视当下的中国,生态文明的构建不但要设计一套包括制度环境、具体制度和实施机制在内的制度体系,还要从政治保证、法律体系、经济支撑和社会条件等多方面为生态文明的构建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经济全球化视野中的文明对话--兼论亚欧合作的文化基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扩展 ,各种文明之间的互动也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与文明、文化多样性之间不仅不冲突 ,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相互促进。在处理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时 ,我们必须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这三种倾向 ,积极倡导和推动文明对话。在新形势下 ,文明对话将为亚欧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牢固的文化基础。     

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历史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多数属于狩猎—游牧民族,中国历史上农耕文化与狩猎—游牧文化间的竞争与融合是古代文化发展史中的一个基本线索。无论汉族文学,还是少数民族文学,都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促进和参与中国主体民族文学的发展,是各个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狩猎—游牧文化之间的互补与融合,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题材,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精神的升华。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之前的中国文学以雅文学为结构主体,之后转变为俗文学为主体。蒙古族、满族等汉文学创作,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意义尤其重大。     

"夷夏观"与"文明圈"--秦汉民族文化问题片论

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当时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异同与对峙,导致了绵延不绝的民族战争,但同时也为双方间的渗透与融合创造了条件。与此相适应,则是以中原王朝为本位的民族文化观念两大思潮的基本形成:或致力于鼓吹“夷夏之防”;或积极提倡“夷夏一体”、“王者无外”,而以后者占主导地位。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民族文化观念已趋于成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夷夏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夷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演变紧密相联。据林惠祥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远古诸部落之间由于长期不断的争战,逐渐形成了许多民族,并把这些民族概括为华夏、东夷、荆吴、百越、东胡、肃慎、匈奴、突厥、蒙古、氐、羌、藏、苗瑶、罗缅等16系。华夏族在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农耕经济下先进的农业文明,与其他民族远离中原和游牧经济下落后的游牧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华夏族率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夏的建立,确立了华夏族在诸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标志着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初步形成。此后,用华夏文化中心观作为判断和处理夷、夏之间关系的标准,产生了夷夏文化观念。夷夏文化观念包含着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确定了以华夏族利益为准则来处理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原则,二是确立了华夏     

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

王曾瑜从教育、宋学、科技、史学、词、散文和诗等七个方面对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朱瑞熙从自身两次编撰“宋条”的体会出发,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认识;邓小南从中西方对宋朝历史的不同认识入手,重新探讨了宋朝历史,并阐述了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以及现在我们所应有的态度;张邦炜将宋朝放到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对其与前后朝代予以对比,进行了科学定位;胡昭曦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宋朝的社会变革入手,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定位;何忠礼则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成就等三方面专门对南宋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一致认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地位

王曾瑜从教育、宋学、科技、史学、词、散文和诗等七个方面对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朱瑞熙从自身两次编撰“宋条”的体会出发,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认识;邓小南从中西方对宋朝历史的不同认识入手,重新探讨了宋朝历史,并阐述了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以及现在我们所应有的态度;张邦炜将宋朝放到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对其与前后朝代予以对比,进行了科学定位;胡昭曦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宋朝的社会变革入手,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定位;何忠礼则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成就等三方面专门对南宋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一致认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