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节目:传播"善"与"美"的平台

民生电视新闻以生动的实例、严谨的推理、透彻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打动着广大受众，让人们在不经意中受到深刻的“善”与“美”的熏陶。民生新闻节目已经成为传播“善”与“美”的平台，发掘民生新闻节目的道德教化功能及其表现方式必将成为电视媒体特别是省、市电视台的重要任务。     

“三反”政策执行的阻碍因素分析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三反”运动。总起来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开展“三反”运动的决策是正确的。“三反”政策执行是贯彻“三反”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但“三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机械执行、野蛮执行和扩大范围执行等偏差。“三反”政策执行之所以出现上述误区，是因为存在着体制弊端和主观阻碍因素的影响。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视角分析、总结“三反”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经验教训，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这对于促进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现阶段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善”能否定义——对摩尔“善是不可定义的”的一点思考

对“善”的追问,由来已久。那“善”能否定义呢？对此,摩尔的回答最为引人注意：善就是善的,不可分析、不可定义。在此基础上,他对以往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给予了批判,将价值与事实区分开来。“善”真的无法定义,真的是捉摸不定,只具有相对性吗？那“善”又如何发挥使人们向善选择的导向功能呢？本文认为,“善”是可以给出定义的,是有其客观的评价标准的,这样才能指导人们实现善的选择,从知其善达到行其善。     

坚持科学的认识论，正确认识“以德治国”

本文从马克思主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以德治国”的必要性和“德治”与“法制”的关系,对正确认识和贯彻落实“德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简论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并建立起总督专制独裁、警察恐怖统治和“保甲”“连坐”制度三位一体的殖民统治体系。作为日本统治台湾最高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的台湾总督,凭借着日本政府所赋予的立法权和军事统年权,滥施其专制独裁的淫威,对台湾人民实行残暴的屠杀政策。“警察万能”是日本政府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特点。台湾是当时日本统治的所有地区中,警察配置人数密度最大的地区。台湾的警察不仅管辖的领域极为广泛,而且掌握的权势也极大。此外,日本殖民统治者还把实行“保甲”“连坐”制度,作为其实施“以台治台”政策的重要手段,用以大力“强化”台湾的地方统治秩序。     

新出秦简与秦代“新黔首”户籍管理

过去将“新地”民或者故六国人称作“新黔首”,并不确切。在法律上，“新黔首”可界定为“新地”六国遗民符合条件重新登记户籍者。秦代从法律层面落实属地登记原则，统一将“新地”六国遗民纳入国家户籍体系；区分不同性质的“新地”六国遗民，编制“新黔首户”与“从户”等不同性质的户籍，实施差序化的政策；同时区别“新黔首”与“故黔首”,实行差异化管理。这些体现秦代大一统国家整合地域社会的差序规制逻辑，具有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     

《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     

担当记忆的尊严

倏忽之间，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已然四十年。痛与时去，一代人即成历史过客。 我们执手相望，半生已矣，曾经多少鬓丝经历。我们亲历“文革”浩劫，见证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道德、伦理、常识曾经的毁灭，旷古不有。我们亲验变农民的流民历史为市民的流民历史，被冠以最动人的名义，实为掠夺整整一代人学业，空前绝后。     

论儒家人生哲学中的“孟之道”

孟子通过对人性善、性命关系理论的系统发挥 ,将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创造性地引入人性 ,并确立了“性”、“命”合一的原则 ,从而为《中庸》以高度概括的方式阐释儒家人生哲学的理论逻辑奠定了基础。此为孟子对儒家人生哲学理论建构的独特贡献 ,也是我们理解所谓“孔孟之道”中“孟”的意义的基本依据     

中国没有危机！李洪志卖国求荣无济于事！

尽管夹杂着不少奇谈怪论，有些甚至是荒诞不经，但靠着挂了“真、善、忍”的招牌，李洪志师父还是拉笼了不少人。但现在看看，李洪志师父和他的“法轮功”似乎觉得“真、善、忍”的外衣穿得太累了，妨碍他们去干一些不真、不善、不忍的事情，索性脱下外衣，赤膊上阵了。不信请看：     

坚持唯物史观 实现“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反思。过去,由于曲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逐渐滋生了一种“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忽视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克服“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     

“群”与“己”:边界及其规则——对“群己权界”的当代哲学反思

在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关于“群”、“己”关系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以普遍的、共通的形而上学“人性”为基础,能实现“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的“本质统一”。事实上,这种观念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僭妄,“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之间并不存在这种“本质统一”关系,二者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形而上学同一性基础之上。对于“个体生命”来说,“自由”地“创造”其“价值”构成了其自主的“游戏规则”;对于社会公共生活来说,“相互承认与团结”则构成了其独立的“游戏规则”。以“边界意识”取代“形而上学意识”来重新认识“群己权界”,这是人与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四心”即人性：论孟子的“以性释心”

孟子把人为之心中善的一方面,提升至本原之善的地位。此“心”即是每个人生来即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四心”。“四心”是人类先天固有的仁义礼智“四德”之“四端”,孟子的“四心”由此成为善之原。“四心”与“四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四心”为“四德”之本,孟子的人性由此成为善之原。圣人自觉存心率性而行,而普通人因欲望或名利等因素的迷惑丧失了“四心”,这就需要借助媒介即人性的载体来完成存心养性修养过程。孟子人性的载体即是“浩然之气”,它不但是善的天生材质,而且是义之原。普通人需要“养气”以“养心”、扩充“四心”以“尽心”“尽性”。     

荀子性恶论的多维解读

在传统思想研究中,荀子是以性恶论而与孟子、老庄一同构成了中国古典人性论。其实,深入阅读荀子读本,笔者发现荀子对人性的评判较为复杂。传统性恶论远不能揭示荀子人性论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笔者现从荀子之“性”的中性色彩、荀子对人之“恶”的真实解释、荀子人性论中的向善和知善、人和环境的互动四个层面予以展开论述苟子的人性论思想。     

从“以党治国”到专制独裁──试论1928-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以党治国”

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是以政党的力量把中国引向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在“训政”之初宣布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由国民党担负“训政”全责,并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文件规定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一体制运作的结果却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寡头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孙中山的本意背道而驰。     

各省、自治区、市社科联协作会暨“以德治国”研讨会纪要

全国各省、自治区、市社科联协作会暨“以德治国”研讨会于近日在河南郑州召开。来自全国近30个省、自治区、市的社科联领导和专家学者15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就如何搞好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如何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八七”北戴河重要讲话精神和“以德治国”方略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民间童话中的恐怖叙事与伦理困境——以“格林童话”与“林兰童话”的对读为方法

民间童话在传递真善美的同时包孕着诸多恐怖元素，其恐怖叙事指向故事的深层结构，再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黑暗印记与集体心灵创伤。“格林童话”和“林兰童话”两种文本对于恐怖叙事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在中西不同视域下展现了“恐怖”之于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在家—离家”范式下的恐怖空间、表征文化他者的怪物形象以及非理性的暴力事件，共同构筑了隐匿在童话中的恐怖世界。从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三个层面，可以发掘民间童话恐怖话语下的多重伦理困境：一是成人设置禁忌而儿童打破禁忌；二是善以恶的形式战胜恶；三是恐怖的删改与否关涉着“民间性”与“儿童性”的悖反。恐怖叙事中的伦理困境直接指向童话故事的本质内涵，对于恐怖叙事的伦理学思考推动着儿童文学进一步开拓新的审美疆域。     

中国粮食"政策型"波动及政策转型

中国粮食市场存在“政策型”波动现象,其根源在于“收入”目标、“安全”目标与政策成本的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文章试图构建一个“三角动力圈模型”对此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粮食政策转型的目标与方向。粮食政策的转型,就是要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切断政策目标结构中的动力连接,结合直接补贴政策的改革与完善,建立政策目标分离的、以数量调节为特征的、以最小政策成本为代价的粮食政策框架———“二元”稳定模型。     

论“好人现象”中熠射的微善价值

“好人现象”彰显了“于平凡之中实践高尚德性”的道德精神,生动诠释和展现了“微善”价值。“微善”不仅是一种在实践理性支配下的道德理念,更是着眼于日常生活工作中的具体道德实践行为,其在哲学层面上综合地体现为小与大、内与外、得与失相互交织的关系图景。面对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的社会转型期,正确把握此种关系,将会对落实和践行公民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健康发展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论爱因斯坦的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和伦理

我国学术界在对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中,把爱因斯坦塑造成为一个可疑的“圣人”形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对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的片面理解。爱因斯坦的人生经历、科学追求和哲学思想,是他的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思想背景。在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中,除了他所主张的那种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外,还有一个他所没有意识到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爱因斯坦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与他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和伦理。爱因斯坦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因而他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是对他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的合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