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立法”时代的来临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环境、社会需要、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发生重大结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政策框架设计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议题应运而生,成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核心与主题,成为安定团结、社会管理的社会基础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前提,标志着中国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与此同时,中国以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框架为主体的经济立法取得显著成绩,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框架,为依法治国和法制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处境、改革开放政策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社会结构转型、社会需要结构战略升级、社会现代化建设与高风险社会形成,尤其是中共发展哲学与执政理念的革命性转变,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宏伟战略目标,标志着中国立法重点与立法模式由经济立法转变为社会立法,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政策框架形成与社会立法时代的来临,标志着依法治国方略与法制化建设进入关键时刻,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与社会现代化的目标。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理论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立法实践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立法体制、法律体系、立法原则、立法政策、立法质量等方面的认识成果。深入研究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理论,是中国法学界的重要使命。     

国家、市场与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前瞻

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国家、市场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角色,是社会政策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以此为视角考察新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将其分为三大阶段,即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时期、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及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将国家视为社会政策的唯一主体,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在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国家大幅度退出社会福利领域,市场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注重借鉴当代国际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强调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基本职责,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注重发挥社会、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实现国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新世纪初以来,在实施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建设等重大战略举措的背景下,这种新型社会政策已经曙光初现,但其发展完善仍然任重道远。     

从沉寂到创新:中国社会福利30年学术轨迹审视

社会福利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采用文献法对30年中国社会福利的学术轨迹进行主题研究:30年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福利研究的宏观轨迹与特征;中国社会福利从政府定位转向民生需要为本的定位;30年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的学术转型与领域创新、中国社会福利学术发展的未来轨迹展望等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的发展脉络,发现中国已经形成了社会福利学科领域和基本体系。但是,中国社会福利有一定创新但对中国社会福利改革回应还不足够,社会福利研究急需深化。     

社会安全网: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福利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福利需求差异很大,而且不同阶层的福利满足程度也不同.在此背景下,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不但是社会秩序的基本保障,还是有序社会流动的制度基础,同时决定着中国社会未来的阶层结构.中国社会福利建设的主要目标是消除社会不平等,而非自然不平等;社会福利的覆盖对象不是简单的类群集合体,而要充分考虑其社会分层特征,形成网状福利结构;社会福利的制度设计要具有弹性,不能成为阶层间社会流动的障碍;社会福利的制度设计还要根据社会分层的地位获得情况,充分考虑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协调统一.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社会法立法的轨迹与启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法的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归属于经济立法到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历史轨迹。本文对社会法的含义作了界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及社会法在其中的地位进行了回顾与分析;以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为背景,将我国社会法的立法进程划分为社会法立法的试水期、初兴期和中兴期三个阶段;从六个方面总结了我国社会法立法的有益启示。     

关于找国刑罚中借鉴社会服务的立法思考

社会服务作为限制自由刑的重要形式,体现了现代刑罚的社会化、个别化、谦抑性、教育性、人道性等特征,在西方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立.对于我国而言,社会服务刑罚有利于完善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降低刑罚执行的成本,而且与我国的刑事政策和刑罚理念相吻合.因此,吸收社会服务的合理因素,改革完善管制刑、罚金刑和缓刑、假释制度,对于完善我国刑罚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现代社会福祉概念与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建设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社会需要、社会政策与社会制度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如何将中国版社会福利共识、福利国家形象建构与社会管理创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版社会福利现代化模式成为当务之急。在比较英国和欧洲、美国、拉丁美洲和东亚福利国家与福利现代化模式基础上,首次提出的以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应急、社会救助服务为主体的中国版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实质是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确定社会服务优先领域,描绘中国社会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社会福利实践为社会哲学、福利哲学、现代社会观、福利政治学和福利社会学奠定了基础。     

论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立法构建

在资源节约型社会构建中,需要对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将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上升为到宪法的高度,制定节约能源的基本法<能源法>和<循环经济法>,完善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制定配套法规等,以建立有效的资源节约立法体系.     

关于我国刑罚中借鉴社会服务的立法思考

社会服务作为限制自由刑的重要形式 ,体现了现代刑罚的社会化、个别化、谦抑性、教育性、人道性等特征 ,在西方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立。对于我国而言 ,社会服务刑罚有利于完善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 ,降低刑罚执行的成本 ,而且与我国的刑事政策和刑罚理念相吻合。因此 ,吸收社会服务的合理因素 ,改革完善管制刑、罚金刑和缓刑、假释制度 ,对于完善我国刑罚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完善

在现阶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集中表现为范围相对有限、地位不鲜明、质量提升有限、保障措施不力等.这为刑事法律援助现代化的立法完善明确了重点和方向.确立刑事法律援助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石,确保法律援助立法契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要求,可真正裨益于刑事司法人权保障体系.遵循充分保障辩护权的立法指导理念,建立健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二元立法结构,有利于集中优化包括律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法律援助质量评估等在内的保障措施,做好刑事法律援助立法的技术衔接.     

社会福利立法的模式选择及其难点突破

转型期社会福利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当前亟待权威性、统一性的社会福利法对社会福利发展和社会生活进行指导和规范。社会福利在立法体例、立法技术以及立法内容上宜采取专项立法,以可行性规则为主并注重程序机制的构建,建立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完备的社会福利立法的难点在于如何界定社会福利的内涵范围,对现阶段社会福利供给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以及社会福利政策上的不均衡性和缺乏层次性的处理。为此,在社会福利立法中,要树立正确的立法原则和立法理念,合理确立权利义务的分配规则,注重对基础理论问题进行研究。     

社会福利制度战略升级与构建中国特色福利社会

中国社会发展正处于结构转型、体制改革、现代化建设、制度创新和制度典范战略升级的历史转折关头,社会保障制度典范向社会福利制度典范战略升级是重要组成部分。首次全面、系统探讨制度典范概念,制度典范升级的条件与环境,制度典范升级类型与途径,重点阐述社会保障制度"压迫"社会福利制度的诸多不利后果,社会保障制度向社会福利制度战略升级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和诸多优越之处,最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政策框架与"积极性"社会福利政策时代已经来临,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基础。     

中国企业立法体系的改革与重构

我国现行企业立法体系渐次形成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其结构性缺陷在于所有制企业法与企业组织法并存的双轨制企业法体系,以及内外资企业分别立法的二元企业立法体制。重构这一立法体系的核心,是完成国有企业立法由企业主体立法到特殊资产监管法的范式转型,在此基础上站在体系性、整体性、制度性推进企业法改革的宏观视野,通过对现有企业法规的系统性清理,完善基本企业法,废止不合时宜的所有制企业法,补充制订特别企业法与政策促进企业法,实现我国的企业立法体系现代化。     

台湾身心障碍者社会福利制度:社会需要与制度构建

身心障碍者社会福利是台湾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指政府保证身心障碍公民权利,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给身心障碍者多元化社会福利,以保证其生存、参与和发展等需要的满足。台湾身心障碍者社会福利制度主要由政策、机构和福利品构成。其制度特征为身心障碍者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化、机构层级化、福利品多元化,形成了满足身心障碍者社会需要的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台湾身心障碍者社会福利发展的经验和问题对中国内地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际社会福利改革:对中国社会救助政策的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保护、发展型社会政策等理论的影响下探索出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工作福利和社会养老金三种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路径,这些改革路径中所包含的投资人力资本、重视劳动力市场在减贫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引入社工服务等做法对我国未来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新型社会救助的制度逻辑与立法建议

20世纪90年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推行拉开了中国新型社会救助体系重构的序幕,灾害救助和扶贫开发领域的发展不断完善着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内容。而针对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孤儿和困难老人等特殊群体的特殊救助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领域的专项救助,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型社会救助网络格局的实践进程是与近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适应的,该制度结构有其内在逻辑性,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诠释和归纳,也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规范和巩固。     

宏观与微观双重视角下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路径选择

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语境是建立在社会福利供给的宏观与微观的对立统一基础之上.一个良性循环的社会需要一种符合自身社会发展的福利视角.从何种角度来看待社会福利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福利承担何种角色;每一种福利视角都将提供不同的福利目标.传统与现代、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服务与社区照顾等看似不同范式的结构,却能够共同给予福利视角以不同解释.从这些不同范式结构考察福利供给主体、福利供给对象、福利供给目标、福利供给模式等等,将透视出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本土化的发展路径.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

本文提出了构建中国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两个发展维度:人文普遍服务和产业普遍服务,它们提供了解决中国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的治国良方。社会普遍服务的全面实施,能够避免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边缘化,有助于社会民主的推进以及服务型政府的打造。作为治国方略,社会普遍服务应成为中国政府强国富民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