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他者语境中的传播——以英文版《中国文学》为例

英文版《中国文学》自1951年国庆创刊到2000年停刊,对外传播中国文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其有计划、系统的作品译介使中国文化在他者语境获得一定的认知。而浓厚的政治色彩、僵化的出版机制和管理体制,以及翻译人才严重流失,最终导致了杂志的失败。吸取其失败教训,新时期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应注重中外文化背景差异;要增强改革创新意识,建立多元化对外传播交流方式;重视优秀翻译人才的培养,这样才能向世界全面推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繁荣与创新。     

先秦时期三大《诗》学系统的再现与分析

通过《左传》“赋诗”、“引诗”及诸子著作“引诗”和《竹书·诗论》,再现先秦时期的三大《诗》学系统——“赋诗”系统、“引诗”系统、“评诗”系统。并详细分析这三大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丰富先秦时期的《诗》学风貌。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红楼梦》中“一甄一贾”的文化意蕴

曹雪芹精心塑造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甄士隐和贾雨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存境遇与人生选择,寄托着作者对儒道互补的中国士人心态的思考。如果说贾雨村的人生经历主要体现了儒家文化所主张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人格,那么甄士隐的人生经历则主要体现了道家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红楼梦》中这“一甄一贾”的人生轨迹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在人生价值选择上仕与隐的矛盾互补。     

“后人类”时代的生命困境——石黑一雄反乌托邦小说的隐喻性书写

石黑一雄以奇崛的想象虚构了一群克隆人的艺术形象,探讨了"后人类"时代的生命境况与人的本质问题,表达了对科技发展的隐性忧虑与伦理观照、对政治权力压迫的批判以及对人的生命权利的关怀。特别是他的小说《别让我走》,从克隆人的视角反思生命意义,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小说通过克隆人的隐喻反思普遍性的人类生存状况,不仅如传统反乌托邦作品一样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而且也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了"后人类"时代的生命困境。     

语境制约下的文学作品翻译分析——以《远大前程》一张便条为例

语境对翻译的影响体现在制约作用.文学作品翻译重点是保证译语语境与源语语境对等,具体体现在作品宏观语境、微观语境、伴随语境和语言的和谐统一和相互吻合.通过选取英国作家狄更斯《远大前程》中一张便条的译文,讨论作品语境互相制约和语境语言制约,分析译文语境与源文语境差异,发现文学作品翻译的失误.文学作品翻译应该注意作品宏观语境、微观语境和伴随语境的互相制约及对语言选择的制约,这样才能减少翻译失误,再现原文魅力.     

唐人史注与“小说”观念——以《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为例

文章选取成书时间与《史通》相近和稍后的《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将其置于《隋志》和《新唐志》之间,对其引书中与“小说”相关的22种书予以重点考察,然后结合刘知几对采“小说”入史的态度,探讨分析了唐人所持的“小说”观念：以“道”为核心判断标准,外围概念随不同时期或不同史家对表达之“技”的认可程度而存在动态增减。这种以阐述“小道”为核心的“小说”观念,经由《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始终是史家著录小说的重要标准。     

基于语境的创作与接受——以《青春之歌》为例

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受众往往受到现场语境的影响甚至制约,反之又对语境建设起到作用。这二者又共同影响文学创作。小说《青春之歌》从写作到出版,出版后又接受语境的规约进行了诸多修改,修改在突出语境要求的同时付出了损害文学价值的代价。繁荣文学的关键是尊重文学创作规律,创造适合文学发展的语境。     

创伤的表达与疗愈 ——《远山淡影》中的积极想象

作为石黑一雄的开山之作,《远山淡影》已展现出其独特的创伤书写风格.作者不仅通过想象叙事构建出对创伤记忆的表达性陈述,还构建了积极疗愈创伤的叙事策略.将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积极想象"运用于小说的叙事分析,有助于挖掘想象叙事表达和疗愈的双重功能,并由此追寻作家对人类精神福祉的人文主义关怀.     

早期商业传媒消费语境中的文学叙事——以《申报·自由谈》为例

晚清民初,我国传媒业发展出现了从单纯的政治鼓动向文艺性、趣味性、娱乐性转变的倾向.文学格局在新的生存处境下也发生了变化,文学与大众传媒相结合,开始成为具有经济性质的大众娱乐产品.为娱乐读者、扩大报纸销售量而诞生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不仅让娱乐文学在现代大众传播格局中占据了独立席位,它也标志着媒介文化消费品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即兴创作,媒介文化产品的生产开始进入规范化、工业化的文化产业运作轨道,并由此形成了鸳鸯蝴蝶派文学和现代传媒的特殊文化关系和消费形态.     

“有教无类”的经解源流

“有教无类”出自《论语·卫灵公》篇,四字为一章,字义晦而不明,素称难解。自东汉至民国,解十七人,但语焉不祥,未及细考,没有定论。50年代以来,以冯友兰先生提出“教育不分阶级”的解译后,“有教无类”遂在为学界一争论热点,至今异解已有十种之多。笔认为,为解经义,需以唐儒古训为源。马融云：“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为依据。对于“教”字,以《孝经》：“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为准绳,“教”指“德教”、“孝教”,亦即“政教”;“类”字以《荀子·礼论》篇：“先祖,类之本也”为依托,“类”为“种族”、“族类”。“孝教”本为教化族类,扩而展之,族类亦含“异族”、“少数民族”。“有教无类”应为“教化不分族类”之类。     

离散文学中的中西文化拼合探析——以李彦英文小说《雪百合》为例

文化拼合既是离散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多元文化语境下非母语文学作品创作中的一种文学现实。论文通过对加拿大华裔作家李彦的最新英文小说《雪百合》的文本分析,探讨中西文化拼合在多元文化语境文学作品中的运用,并论述文化拼合给离散文学带来的进步意义。     

论消费文化语境下“红色经典”的改编——以小说《林海雪原》的电视剧改编为例

通过电视剧《林海雪原》和原著的对读分析,可以看出《林海雪原》的改编一味地迎合观众的消费怀旧心理,导致改编上的“平均倾向”,为了吸引年轻观众,改编者在电视剧中强行掺入了“爱情佐料”,电视剧对原著的改编没有能够充分地尊重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对观众理解原著产生误导.     

走进“阐释奇境”：从历史语境解读两部“爱丽丝”小说的深层意涵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爱丽丝”小说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世人及批评家的关注。在相关研究领域,人们先后从文学、心理学、哲学、数学、语言学、符号学、历史、医学、影视、戏剧、动画,科幻小说、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等视野去审视和探讨它们,各种理论阐述与发现层出不穷。尽管如此,这两部小说至今仍然没有被说尽,仍然是一个言说不尽的“文学奇境”和“阐释奇境”。事实上,这两部童话小说的多重阐释性来自其深层结构中蕴涵的充满哲思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学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之具有童真之美和杂糅之趣混合而成的奇特双重性,成为耐人寻味,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本文对两部“爱丽丝”小说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学因素进行梳理,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的历史语境去解读“爱丽丝”小说的深层意涵,可以成为认识这个奇异的“阐释奇境”的有效途径之一。     

文化“走出去”路径探析——以《吴哥的微笑》为例

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响应国家文化“走出去”和云南省建设“两强一堡”战略,通过带领云南演艺集团,紧紧抓住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的机遇,积极推动演艺“走出去”,与柬埔寨有关方面联合创作并推出大型文化旅游演艺项目《吴哥的微笑》,受到柬埔寨政府及世界各国游客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探索出一条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闯市场及演艺“走出去”的成功路径。     

《庄子》中的“气”及“气化词”的文化本源

“气”在《庄子》中内容广博，灵活多变，与老庄哲学思想融为一体。在庄子的思想中，“道”是“气”产生的基础。《庄子》中“气”的概念，建立在道家学说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源，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文化的内涵。汉语中，有许多“气化词”，其内核和庄子中的“气”是一脉相承的。     

硬币的另一面——浅析石黑一雄小说《长日留痕》的管家形象及其意义

日裔小说家石黑一雄第三部作品<长日留痕>题材与前两部大相径庭,然而主人公史蒂文斯身上表现出的"管家性格",与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仍保持一致,在这个形象背后是作者对民族与历史更为客观和立体化的审视,体现出了"国际化小说"的倾向与追求.     

如何理解鲁迅思想的“转变”——以《野草》及《野草》前后的鲁迅文本为例

鲁迅思想和创作是无所谓前期和后期之分的,即没有鲁迅"思想转变"之说。但是,鲁迅思想有一个成熟或完成期,其标志就是《野草》及其写作。借助于《野草》,鲁迅集中地思考了"自我之存在"等人生的或生命的根本问题,在其上鲁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已然成型。这是攸关人生和生命的基础性、根底性的东西,它不会再转变;转变了,那是另一个人;它只有生长,生长于其上。在《野草》之外,又分别考察了《坟》《朝花夕拾》等三类同时期的鲁迅文本,并从它们与《野草》的关系角度进一步论证鲁迅思想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