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

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生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文学立场的坚守和艺术实验的艰难——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发的台湾鲁籍作家创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政治高压下,从齐鲁大地流亡到海岛台湾的山东知识青年中,却涌现出一批足以被日后中国文学史关注的优秀作家,其创作实践提供了文学与政治复杂纠葛中文学保存、发展自身的丰富经验。他们在传统的再出发中求新求变,以从乡土世界出发的形式、技巧的艺术实验坚守文学立场,从传统的、乡土的世界中发现"现代性";他们以文学自身的包容力、叛逆性突围出了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高压,也以民间传奇性等构筑小说世界,为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注入了现代意义。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清末民初短篇武侠小说的嬗变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和知识分子掀起的维新与启蒙运动促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变。清末民初的短篇武侠小说也表现出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特征,在叙事形式上,它既有对传统叙事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对西洋小说技巧的借鉴与引入。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清末民初出现了一批职业小说翻译家,产生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域外特色和世界眼光的短篇武侠小说。     

197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选本论

1970年代,美英出版了一批收录中国"十七年文学"的选本,编者或为地道的西方人,或为华裔学者,或为两种族裔人合作编辑。有的选本试图以作品呈现新中国文学发展概况,具有以"选"代"史"的特点;有的从、主题角度编选作品,力图以选本展示新中国社会状况;有的则注重从新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角度编选作品。有的选本中渗透着编者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有的选本则因编者态度较为冷静,重视审美维度的考察,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新中国文学的实绩。这些选本虽各有特色,但也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味,它们是研究那个年代西方文化取向的重要标本。     

陶醉在"东洋的趣味"中--论陶晶孙早期以日本为背景的域外题材小说

本文认为,陶晶孙的域外题材小说不论思想意蕴还是艺术形式,在现代文坛上都是独异的,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混血儿".他的那些以日本为背景的小说,鲜明地体现出了作者在日本"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文化意蕴;而回国后的陶晶孙最终也未能摆脱日本文化的"阴影",始终被排斥在中国现代主流文化之外.他的文学创作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成分实在太少,倒应该说是日本"物哀"、优美等文学传统与西方现代情绪和技巧相结合而产生的"杂种".由此,决定了陶晶孙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孤寂的命运,也决定了他小说创作的奇特风格与不足.     

迷离与新向度——1990年代文学的精神脉象

1990年代由"文学精神溃败"所引发的文化学术界"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以文化误读的方式无意道出了中国文学精神贫困的事实.所谓1990年代"文学精神危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精神的复位与回归,虽然有精神塌陷的现象呈现,但是人们依然能够从中看到文学精神在另一个向度内的积极生长.不过,1990年代文学在后现代精神向度内的"过度"生长,导致其初始因消解传统和现代价值而建构起来的精神成果,无穷地被无边界的后现代解构洪流所吞噬.     

再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

现代人对于中国文论最大的误解,可能在于:第一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学问,第二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理论,第三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文学。文章再次申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所谓"后五四时代",是中国主体思想发挥正面价值,由花果飘零,而灵根自植,而生根开花的时代。此时,对于古典中国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和主动的激活意识。文章以三个方面的"激活"为例:首先,中国文学与美学思想中的阅读传统与意义治疗对于现代人生的缘助作用,以及文论概念与术语的语境化,都是使文论生根、活化的途径。其次,中国文论不只是理论,而且是古典中国的文明素养。主张更深地回到古典中国辞章之学的教养,然后从辞章返义理,而不是像现在,从概念到概念。再次,中国文论不只是文学,应参与时代思想,回答时代的重大问题,并自觉走向世界。一是"安身立命"的传统,回应了现代中国人急于"出人头地"的取向;二是道的权威的义理,回应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中一元化的弊端。因而,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既立意与古代传统展开深度对话,也愿意与西方理论充分互动,更有意让现代中国分享成果,其意蕴新新不已,是一长青的诗思之大树。     

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

从文学母题传衍的角度去观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可以看到一些全新的文学母题被引入.传统的文学母题,一些因为文化语境的改变而退化,乃至消失,一些则遭遇到异域文学母题的改写,发生转换.“还乡”母题就是这样被改写和转换的文学母题.在文化碰撞和转型中,负载着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经验的文学母题自然面临着去留之间的抉择.研究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所涉及的是整个现代文学对古典和异域文学传统的记忆、遗忘以及创造性的转化.     

文学自觉与迟子建小说的创作流变

迟子建早期小说创作与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息息相关。1990年代,迟子建尝试"打开屋子"让她的人物走向外面的世界,使她的小说"温暖而略带忧伤"的人性意蕴获得了丰厚的文化底色。进入新世纪以后,迟子建小说创作表现出对生态文化的自觉,这种文学自觉不仅仅是她艺术上的成熟,也是她文化意识的自我觉醒。     

现代派在我国影响概观

现代派是本世纪影响世界最广泛的一种文学思潮,它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流变,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以往,论现代派的影响,大多偏重于当代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意识流,也有涉笔二三十年代象征诗派和心理分析小说,但大都各执一端,没有理出其中的历史联系."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单就接受现代派的影响,就有两次.第一次从"五卅惨案"后,至二三十年代;第二次自粉碎"四人帮"后.从历史提供的契机和实绩来看,两次都处于中国时代变革的转折口,并且都风靡一时,涌现出所谓的"现代派热",形成了足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同期并存的文学流派.     

论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面向

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开始并延续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首先,现代中国文学以对传统的逃逸和否定为前提,来开辟转型的道路;其次,经历了从欧美到俄苏的不同选择,现代中国文学以革命化来承载现代化的追求;再次,文学民族化是"落后"的非西方地区文学的特有问题,现代中国文学以大众化来保证革命化的方向,同时也充实民族化的内涵.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特色.不仅为世界性的文学现代化史提供了新的例证,更是现代中国为创建新型的民族文学所作的不懈努力.     

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西维度长期受到推崇,古今维度则有所偏废。新时期以来,林毓生、李泽厚、陈平原等海内外学人明确倡导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这是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的必由之路。以百年来现代中国各体文学创作而言,小说和散文在创造性地转化中国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高,而新诗因与古典诗词时相对抗而成就有所不足,话剧因与中国戏曲传统断裂而尚未真正地民族化。现代中国小说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传统或言志传统以及中国文言小说或文人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及至第二个三十年转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载道传统和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在回归言志传统的前提下,小说文体创化愈益复杂。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么90年代以后则集中出现了转向明清文人世情写实长篇小说叙事传统的倾向,由此成就了贾平凹的沉郁型、莫言的狂放型、刘震云的拧巴型、王安忆的分析型等四种闲聊体叙事形态。现代中国白话散文在第一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言志派"古文"传统的转化,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载道派"辞赋"传统的吸纳,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出现了多元趋势:除了言志派美文和言志派杂文相继复兴之外,又涌现了言志派辞赋体"大散文"新形态。中国新诗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是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言志传统、自由体传统和高雅文人传统,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转向了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载道传统、格律体传统和通俗民间传统的转化,及至第三个三十年里,中国新诗主潮又重新返回了言志传统、自由体传统和高雅文人传统,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两大诗潮其实貌离神合。     

论"五四"现代小说结构与传统的关系

"五四"是现代小说的开端,她的发生发展与西方小说的引进介绍不可分,但她与传统文化、文学的联系更不容忽视.现代小说生成之中,其小说结构形态(文类)的形式背后,也联系着宇宙观、人伦精神、"士"阶层特征、"逍遥"人生的自由追求等诸多传统的内涵.最重要的是,现代小说家一方面自觉地对传统进行着创造性的转换,一方面在其创作中始终抹不去一种传统精神的保留.因而,她昭示了现代小说中国化的某些本体和核心命题,以及"五四"小说现代性究竟是如何再造传统和精神延续的.     

文化虚根时段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

金庸的意义不能仅仅从文学史角度去考虑,而需要从更宽阔的文化视野--中国文化现代性去审视.金庸为处于现代文化虚根危机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认同模型.金庸小说本文在传播媒介、小说类型、语言、形象、文化价值取向和深层意蕴六个层面分别体现出报刊连载体奇迹、俗雅双重性、多语混成汉语形象、有疑问英雄、后古典性和中华性等特点,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价值系统的现代性风貌,为现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价值建构确立了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想范型.作为现代大众通俗模式的当然代表,金庸武侠小说标志着这种小说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并且凭借这一大众通俗小说高峰而成为整个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令人仰止的高峰之一.     

诗话与古典诗歌的语境——中国古代诗话的现代阐释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从先秦到明请的两千多年中,诗歌始终是处在文学文化与文学观念的核。乙位置上。古典诗歌的繁荣不仅仅意味着创作活动的繁荣,而且也意味着诗歌接受活动的繁荣。创作活动的繁荣可以通过创作出的作品的数量、质量与作者的情况反映出来,而接受活动的繁荣则是由诗歌的传播与关于诗歌的话语表现出来。传统的文学史或诗史实际上是作品史或创作活动史,关于诗歌接受的问题通常是归入了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这种切割文学文化的研究方法是否有价值姑且不论,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来说,显然造成了对诗歌接受活动研究的偏狭和片面性。具体地说,就是对“诗话”研究的偏狭和片面性。     

京派小说的文体特征

从文学的传统来看,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文体的国度,历来作家对语体和风格都十分关注。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以鲁迅为代表的小说家对文体问题的普遍重视不仅催生了一批成熟之作,而且给后来的创作者以深刻的启迪。从某种角度来看,三十年代的中国小说形态比五四时期更要丰满、成熟些,小说家对文体意识的追求也更加用力和自觉,从而带来了三十年代中国现代小说的繁盛局面。     

传统人格的现代叙写——重论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虽然疏离于时代主潮之外,但在文学史上获得的评价却是难得的一致,足以自成一种"创作现象".这种现象固然与文学评价本身的时代演变有关,也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文学传统前后衔接,但在汉语文化的创作背景下,他的创作之所以如此容易被接纳,毫无障碍地获得共鸣,其实与创作中渗进的传统文化人格有莫大的关系.从小说的情感抒发、情节节奏、氛围营造到人物品性无不显现出浓重的古典士大夫情调.汪曾祺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创作意义上的新生,不如说是传统文化人格的精神流脉由隐而显地重新涌动,并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三种样态小说——以丁玲、赵树理、孙犁为代表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主要有三种样态:一是以丁玲为代表的五四传统的解构与重构;二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民间传统的升华与超越;三是以孙犁为代表的古典传统的承继与现代化.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艺术走向参与了解放区的文学建构,反映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基本面貌.但在政治意识、阶级立场、大众话语等时代要求规范下,三者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从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对其重新考察,他们在感应和记录时代、重审传统文化、再构民族艺术、以及把长期被"病魔化"的乡村与农民还原为本真状态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存在着如弱化文学的批判精神、消解个体生命价值、缺少艺术上的引领性和超越性等明显不足.     

前期创造社文学建设的现代意义

彻底地反对封建旧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开始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伟大变革。同时,作为文化重要一翼的文学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有着重大的建树,与文学研究会和其它文学社团比较起来,创造社的文学建设在某种角度上更富于现代意义。考察和研究前期创造社的独特贡献也许会给人们以很大的启示。一文学革命自然与道德革命相一致,反对     

道与势:传统史权与君权的紧张

与西方古典史学相比,中国古代史学家似乎更强调"史"的终极裁判权力。在中国传统史家的观念中,始终存在一"史权"的观念,认为"史"不仅代表着公正,代表着最高道义的裁决,而且体现着一种能够"贬天子,退诸侯","与天与君并",制衡君主威权的力量。这种史权的观念,一方面来自于"巫史合一"的早期史官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历史理性下对于"不朽"的理解和价值追求。这种对史的权威的强调,除了构成中国古代史家自律的责任意识外,也透露出在那个时代,"史权"与"君权"之间,即"道"与"势"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而一部中国传统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展现为一部专制政治与"史权"此长彼消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