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进程中的普法模式研究

以不同时期普法主体的重心挪移为主线，法治国家进程中的普法活动可类型化为“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和“谁参与谁普法”三种模式。“谁主管谁普法”模式采取普法主管部门自上而下单核驱动的普法策略，在取得显著普法成效的同时也存在弊端与局限。“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产生，标志着普法主体由主管部门的“独唱”变成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合唱”,推动多层次多领域普法与依法治理有机融合。为解决维权型普法所存在的动力难题，“谁参与谁普法”模式通过加强自下而上的普法公众参与，凝聚全民守法价值认同。迈入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法治一体建设要求“八五”普法从全员普法、精准普法和浸润普法三个维度实现制度拓新。     

普法与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写进我国的宪法,普法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普法应该以培养全民的现代法律意识为目标,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同时,为避免普法工作流于形式,应注重培养措施的考察和落实。     

农民工法律意识与普法研究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有很大的必要性。首先,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其权益维护的必要前提;其次,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适应机械整合向有机整合转变的需要;再次,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适应政府从行政整合向法律整合转变的需要;第四,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自我规制其社会失范行为的需要。普法是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农民工普法要构建普法主体的多元性,体现普法内容的针对性,着眼于普法形式的实效性,在培养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同时,兼顾农民工公民意识的培养。     

部队有效普法应确立的几个理念

文章认为,部队有效普法应确立"大普法"、"以官为主"和"以人为本"理念。     

论当前我国普法措施的转变

普法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活动,目前“六五”普法已经结束.新阶段的普法活动面对的是有限的社会总资源和普法总资源,当从资源分配的视角分析时,可以发现普法者在新的普法阶段应当对具体的普法措施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需求,提高普法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普法目标的实现.具体而言,普法内容方面应当实现从普及知识到普及理念的转变,在普法主体上不能忽视政府的重要角色,在普法方式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传媒应当得到重视.     

“普法情结”、法律公布及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法律要根植于本土民众的社会生活,而不是简单地移植。只有根植于本土民众生活的法律才能被人们普遍地遵守,否则,只是想通过简单的普法而达到全民皆知法、懂法和守法的目标,只能是幻想。所以,构建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立法,更重要的应该是倾力打造一个新的社会生活本身。立法只不过是对已经实现了法治的社会生活的承认而已。     

未成年人普法的协同教育研究

在当今普法教育的过程中,协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研究未成年人普法的协同教育对未成年人普法教育的有效实施具有促进作用,也为家校社普法的协同教育创造良好的条件.文章通过对未成年人普法教育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了当前未成年人普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学校、家庭和社会重视程度不够.最终对未成年人普法教育的教育形式、教育阵地、交流途径提出了创新,并且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对未成年人的普法教育提供了保障措施.     

浅谈全面深入推进法治烟草建设

扎实开展好普法工作是广大烟草员工依法工作的基础，是不断提高广大员工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也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行业提升规范化、法制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普法工作，已成为摆在烟草行业面前的重要课题。如何开展普法工作，提高依法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全员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又是行业的责任和义务，也是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上水平的客观要求。因此，烟草商业企业非常有必要在国家“六五”规划指导思想的指引下，结合烟草行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深入推进法治烟草建设工作。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