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

开展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是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全面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源头环节、生产加工环节、流通环节及消费环节分析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关键环节,从农村食品安全供应链内部供给体系不规范、物流支撑不发达、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供应链外部社会环境不发达、监管体系不完善、观念意识不成熟等方面剖析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主要症结。遵循多环节覆盖、多部门联动、多主体参与、多渠道规制、多信息追溯、多形式宣传实践路径,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均衡化、协同化、多元化、法规化、透明化、公益化。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近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不仅严重威胁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也对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国家主导下的食品安全"一元治理"模式呈现出"内卷化"趋势。为此,必须重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新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应当嵌入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考察,运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合力来进行社会共治。但对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一基本问题,国内学界尚无系统研究。国家向社会释放和自身再造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前提;社会的发育与成长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础;而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关键。在这一体系中三大行为主体作为平等伙伴,通过动态协调方式推动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     

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法治逻辑与路径

单一政府监管模式是产生食品安全风险的体制障碍,从单一的政府监管模式走向社会共治模式,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改革的必然选择。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主要由主体体系、行为体系、责任体系以及制度体系构成。推进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本思路就是简政放权,强化执法责任,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当务之急就是培育第三方食品安全社会监理主体以及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减轻政府食品安全的监管压力,逐步实现食品安全检测的社会化。同时,建立与完善企业食品安全控制制度、食品安全奖励制度、黑名单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以及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媒体监管的法律责任等制度,为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提供制度保障。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内在逻辑

德法共治不是道德与法律简单地累加适用,而是既体现二者区别,又体现二者结合。德法共治要求发挥德治与法治的各自治理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参与国家治理,以实现国家治理绩效的最大化。德法共治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治理手段与治理目标的统一,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本质特征,因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贴切表达。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内在逻辑表现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标志;实现善治的理想状态要以现代道德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治和法治建设;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是推进德法共治的重要抓手。     

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共治体系的多维建构

网络食品安全问题对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提出了全新的防控命题,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提倡社会共治监管体系,这一监管体系对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同样适用,但该监管体系应在理念维度、制度维度和主体维度作出相应调整。在理念维度,应该贯彻预防为主的防控理念,采取常态式、全程式、及时性监管形态,将网络食品安全危机及时化解。在制度层面,应当构建动态式社会共治监管体系,在监管模式上应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其他监管主体予以协助,在监管的运行方式上,应用“交互式”监管替代“单线式”监管。在主体层面,应引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监管主体定位,发挥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共治体系中的联动性主体地位。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重要举措。新时代,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创新举措,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不过,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仍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和风险。针对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复杂性、全局性和协同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多方面、多角度综合发力,进一步将制度建设、机制建设切实引入民生各个领域。     

企业的食品安全社会责任及其法律化路径研究

食品的安全性关系着人类的健康水平,食品安全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必然期待。作为直接影响食品安全的生产经营主体,食品生产及相关的企业被赋予了保障食品安全的行为要求,即食品安全责任。食品安全责任应当属于企业社会责任:从经济学角度看,其作用的产品属于公共产品;从现实层面看,食品安全问题是具有重大性和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而现阶段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加强企业责任,只有将其定性为企业社会责任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责任的履行,以改善食品安全状况。为此,应厘清食品安全领域社会责任的各个层次和具体内容,并分别从强制性立法路径、软法立法路径、反身法路径和可持续公司法路径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制度设计。     

“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

乡政村治的“乡政”与“村治”是组织性质不同,但又共存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度与模式.面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包括“乡政”与“村治”无法有效衔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的基层财政吃紧,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可采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模式.     

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研究

文章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研究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问题。首先,在梳理文献基础上提出居民参与认知、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其次,在对成熟量表适应性改进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第三,利用SPSS22.0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验证了相关假设,即居民参与认知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参与意愿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资源保障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提升策略,对居民社区参与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治理的共治范式与实现路径——以温州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社会共治"是国际上普遍的治理实践,它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类主体基于共有权力、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目标的共同治理。社会共治有多种实现路径,具体选取哪种路径与初始环境、制度设计、赋权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温州的"社会共治"表达出以"推典型让项目"、"推模式让空间"、"推规范让职权"为核心的"推位让治"路径,创新"社会共治"的实现路径,必须加强赋权力度,开发和创新赋权技术,制定清晰明确的规则,加强信任和培育社会资本。     

人民至上视阈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

不断提高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坚持人民至上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只能予以强化,否则会引发一系列治理困境。只有在治理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治理智能化、治理专业化的过程中坚持人民至上原则,中国特色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治理格局才能逐步走向定型和成熟。     

从身份到契约:食品安全共治主体协同之进阶

当前,新《食品安全法》虽确立了社会共治原则,但主体间身份异化、话语疏离,呈现出保守与自限的姿态。同时,共治面临着多种食品安全风险、获取信息渠道有限、社会监督匮乏等困境。共治阈内,协同是权利(力)配置、利益平衡的一种集体行动和主体间增效性交往。在域外考察与逻辑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制度信赖、信息共享、伦理教育、法律治理等集体设计而形成的规范化协同,实质是一种契约之治,即利益相关者从理性人身份到市场人契约,优化配置权利(力)资源,妥当限缩共治成本与主体间的任性空间,使协同整体进阶,进一步凸显食品安全共治的价值。     

风险社会的秩序困境及其制度逻辑

风险社会是一种新的秩序格局而非文化想象,它超越了资本逻辑而根植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分裂。风险社会呈现的全球图式,意味着后发现代化国家也被迫卷入其中,其实质是社会秩序的风险。社会秩序面临包括制度的自发性、亚政治与泛政治突显、社会个体化倾向、信任系统消解和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质疑等困境。风险社会的应变之道,在于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来寻找制度的文化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