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正名”新解

正名说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学术界通常将名理解为名分、名实或名言等三类。这些说法各有不足。名指代某种价值观。正名说之意图在于框定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即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     

敬义夹持视域下的程颐哲学工夫论

孔子主张"求仁",是要向外发用,孟子主张"义内",是说行"义"的根据为人性所本有,而到程颐合内外始提出"敬义夹持",程颐以"敬"与"义"二元对立一元为主之二分结构,统领其工夫论,形成以"敬义夹持"为核心之心性工夫论,追本溯源探究程颐的"敬义夹持"思想是廓清和理顺程颐哲学工夫论,从而为研究"敬义夹持"思想之集大成者朱子乃至儒家心性工夫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先秦儒家公正理论的基本维度

通过与亚里士多德公正理论的对比,我们发现,先秦儒家公正理论蕴含着两个基本维度.首先是被"礼"、"义"确定为评判完全德性的尺度,因为二者能够使人关注社会的整体福利.其次,"礼"、"义"在调节社会秩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礼"类似于部分公正或公正的现实原则,即根据名分来分配社会公共福利;而"义"则相对于公正的形式原则,即澄清成为一个社会成员必须具备是什么样的条件以及不平等分配的必要性.     

考问价值:礼治何以可能?——儒家礼治思想之价值合理性的三重视角

从价值观的视域回答"礼治何以可能"是儒家礼治哲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儒家礼治思想之价值合理性,在于儒家礼治思想本质上内蕴着"让"、"名"、"和"三重价值特质,它使得儒家的礼治大厦得以建构于坚实的价值土壤之上。     

从解义到解味——兼论宋儒的思想方法

汉儒解经重言象而欲寻其原貌,魏晋玄学重经典之义而弃言象。二者皆重经典客观之义,同归于解义。宋儒解经即解味,欲通过经典之味而成就自身精神生命。从"寻孔、颜乐处"始,宋儒自觉发扬滋大解味精神。不重客观之义,而重内在感受,重消化、重体验,从自身生长出富含生命气质的理学,由此确立起解味思想。解味之可能,乃在于扭转佛学空寂一味观念,以天地万物为真实不虚,充满生机,且具有价值意味。新的世界观决定了新的思想方法,感应、格物、玩味、理会构成了解味的不同形态,此亦是宋儒独具一格的思想方法。     

儒家子思学派的性情论与法思想

在儒家"道统"传承中,子思承其祖说,学于曾参,传之孟轲,上承中庸之道,下启心性之论,被誉为"述圣"。结合传世文献与郭店儒简所涉"子思学派"思想,可见其传扬儒门宗旨,亦长于任法论说,则为先秦由儒入法、礼法演进之关键。子思学派视"好利恶害"之人性为社会规范乃至治道体系的基础,由此牵引出战国政法论说的基本范式。以性情论为中心,子思学派的治道理想游移于传统人文与现实功利之间,富有统合各种社会规范的意味,既阐弘儒家重德之旨,又重倡"任法以治"及赏刑爵禄之策。子思学派于性情之审思、仁利之辨正、礼法之取舍、刑赏之兼顾均富有新见,对战国法家思想颇有启示而不乏暗合,其中蕴含先秦儒法两家的融通一面,预示后世儒法合流的思想路径。     

至善与本真——先秦儒道“知止”观念的一个比较

先秦儒道两家都有“知止”的观念,且学贵“知止”,对于先秦儒道两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止于何的问题上,两家却表现出不一样的思想旨趣。儒家以止于至善为宗,道家基于名言的有限性,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对应观念,但从道家思想的精神来看,《庄子》中已有苗头,后世加以运用的“本真”概念实质上可以作为“至善”的对应语,从而使我们能够借助“至善”与“本真”这两种价值类型对两家思想进行对比分析。儒家是在社群和定位中看待人,而道家则是在大化流行的背景下看待万物,这也就决定了以蕴蓄成德和性修反德为主要内容的不同的修止之方。由此,透过“至善”与“本真”这两个观念,借助于前人对“止”的工夫和本体义的挖掘,围绕止之目标、根据、方式,考察儒道在此问题上的一个差异,不惟能深入把握“知止”观念,还能增进对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深入理解。     

儒家、道家两种性善论与教育思想之比较

儒家、道家都主张性善论。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二者都基于关注社会问题、人性问题和如何协调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以及都主张人性是善的两个方面。区别主要体现在:一是儒家是站在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问题,其理论注重务实性;而道家更注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提出问题,其理论玄远而富于辩证法。二是儒家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认为培养这四端就能达到至善境界;道家认为人类的善就是按其本性生活,倡导"归根复命",知足养性。由此出发,儒家、道家的教育思想有很大不同。但儒家、道家互补的教育价值观和道家所重视的自然人本主义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价值观的确立和教育生态问题的重视和研究都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逻辑视域下的儒家经典

儒家有无逻辑,或有什么样的逻辑,这是"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题中之义。考察发现,儒家不唯有学界业已关注到的"名"这一逻辑范畴,事实上还可抽取"辞"、"知"、"辩"、"壹"等范畴,构成涵盖逻辑概念论、命题论、推理论、论辩论和逻辑规律论在内的儒家逻辑思想体系。从推论方式看,儒家逻辑思想体系融贯了归纳、演绎和类推三种推论方式。     

儒家诚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诚信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儒家认为"诚"是人的本性,是道德之根本,诚与信既是因果关系又是统一关系,并强调诚信并非绝对的,而要以"义"为前提。同时,儒家强调,诚信在社会生活中是为人之道、人伦之道、兴业之道和为政之道。当代社会,继承儒家诚信思想,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调谐人际关系、保障经济发展、建设廉洁政治和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荀子"隆礼重法"观辨析

从总体上说,荀子乃至整个先秦儒家的国家管理思想、政治哲学理念,都可以概言为"礼治"或"礼义之治".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也多取<荀子>中的"隆礼重法"四字以名之,这似亦未不可;然而,倘若将其释为既"隆礼"又"重法",礼法并提,德法并举,进而又如时下所风行的,认为荀子既重"德治"又重"法治",则未免失其本义.但此说至今却相沿不改,几成定论,本文是以为辨.     

关于"亲亲互隐"、"爱有差等"的争鸣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争论孔子论“父子互隐”和孟子论舜及“爱有差等”的问题。这一争论关涉到整个儒家伦理的历史和现代价值之评判。儒家伦理是一复杂的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德目之间是有张力的配合;儒家的仁、义、礼、忠、敬、信等德目都是社会性、公共性的,适用于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建构的;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儒家的“仁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必然有绝对的普遍性,并且是“爱有差等”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父子互隐”的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     

论船山先生所理解的"恕道"

儒家的"恕道"思想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间见仁见智,颇多歧解。船山先生尽管没有系统地对此加以论述,但在其《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说》等著述中多次结合诠释儒家经典文本和分析他人的阐述进行过讨论,形成了船山先生对"恕道"的独特理解:"恕"有君子之"恕"和小人之"恕"之分,且"忠恕"是学者事,可"一以贯之";而君子之"恕"当以"有可推之藏"为前提,当以"忠"行"恕";"忠"和"恕"不是"体"和"用"的关系,"仁"、"恕"有别,舍恕无以求仁。     

船山的位财论与伦理神韵

正位为权位、职位,财即财富、财产,这是世俗人生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诚如孔子所言的"富与贵,人之所欲也"。在这追求过程中,有一个道德的命令或要求亘贯其中,并由此形成权位伦理和财富伦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对仁义之道、之德的论述,可谓确当之论,意蕴深远。明清之际的伟大思想家王船山继承并发展儒家关于位财论的有关思想成果,在总结中华伦理文明内在规律和发展机理的基础上予以创造性的转化,建构起了自己颇具特色的政治伦理和     

作为哲学的中国哲学

在不同于"技"、"器"层面的追问、以区别于器物之知的方式把握世界等方面,中国的"性道之学"与跨越知识界限的智慧之思具有一致的内涵。尽管在具体表述上,中国谈"性道之学",西方讲philosophy,但两者的实际指向则并无根本不同:"性道之学"与哲学,都是智慧之思,其实质的内涵彼此相通。从形式层面看,哲学离不开概念的运用,其中既关乎概念的构造,也包括概念的分析。同样,性道之学也涉及名言的生成和名言的辨析。魏晋时期进一步提出辨名析理,"析理"以性道为内容,"辨名"则关乎名言(概念)的分析,由此,性道之学与名言(概念)之间的关联得到了更自觉的肯定。从"哲学何为"这一层面看,中国的"性道之学"对智慧之思所具有的规范意义和引导意义,也给予了自觉的关注。就以上方面而言,中国的"性道之学"显然包含着哲学的内涵,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哲学。     

儒家之“义”的理论进路与王夫之对“义”的推极

儒家之＂义＂的内涵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义域甚宽的思想谱系,其基本义蕴是从＂礼＂中抽象出的社会秩序之＂理＂,但其重心则是对个人的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规定,而不是对权利关系的界定,因而它并不具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而用于处理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正义＂论性质。正因为重义务和责任的价值取向,才能使＂义＂最终走向了生命论,并在道德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矛盾。王夫之全面继承了儒家之＂义＂的思想,并将它推向极致,从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将这些矛盾消解。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儒家“义利之辨”与佛教“自利利他”比较研究

"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一个传统论题,"自利利他"是佛教的一个基本主张,这两者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即"义"相当于"利他",而"利"相当于"自利",但在内容上两者却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儒佛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的"义利之辨"是在伦理向度上立义的,而佛教的"自利利他"则是在境界向度上立义的;儒家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重视"义",以"义"为前提来达成"义"与"利"的平衡,而佛教在"自利利他"关系的处理上则重视"自利",以"自利"为前提来达成"自利"与"利他"的平衡。     

儒家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之启示

孔子一直被视为中国教育的鼻祖,由他所创立的儒家教育思想中有许多精华之处,对解决当前教育的弊端和问题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本文从教师职能、为师之道、求学之义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孔子与儒家关系新论——以《汉志》为主要考察文本

以《汉书.艺文志》为主要考察文本,我们可以厘清＂儒＂和＂儒家＂这两个涵义不同的概念,进而探究对＂儒家＂所具有的三重指称。因此,与传统观点不同,孔子实际上并不属于儒家,解读孔子的思想应该跳出＂九家之术＂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