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十朋的山水诗与宦游诗

本文提出,王十朋的山水诗与宦游诗数量多、成就高.这些诗抒发了诗人忧国爱民、修德勤政、笃于乡情亲情友情等纯正高尚情操,跃动着一颗光明正大、仁义忠孝之心,是仁者、儒者、学者的真诚之诗.在艺术表现上,诗人把诗与画、自然气象与人文精神、写实景实事与想象虚拟、赋与比兴、诗与题序、分写与总写、古体与近体相互结合和照应,也体现出诗人在追求浑然天成中注意锤炼字句、擅长铺排与对仗的艺术功力.在古代山水诗与宦游诗的发展中卓有贡献,在宋诗低潮期中起到了振衰起弊的作用.     

南宋前期吉州唱和圈中的布衣诗人及其身份创作

南宋前期江西吉州及其周边形成了一个地域性官民唱和圈,其中既有王庭珪、胡铨、周必大、杨万里、赵蕃等仕宦时间长短不一、官位高低不尽相同的士大夫诗人,也有欧阳鈇、葛潨、刘承弼、刘伯山、杨愿等长期登门教授或开门教授的民间教师。士大夫诗人的别集著述基本保存,而民间教师除欧阳鈇尚有几首诗歌以及一些诗句留存外,其他人的别集著述全部遗失。因此欧阳鈇的残存诗歌就有了作为民间教师这个阶层性存在的典型化乃至标本性意义。仔细考察这一“标本”,再对比士大夫对欧阳鈇的书写,我们会更了解民间教师们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民间教师等不同职业身份的布衣诗人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如果他们的诗歌都能够保存,我们看到的宋代诗坛就不会是以士大夫诗歌为主体的一元化格局。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柳宗元诗歌的创作风格及其艺术渊源

柳宗元是中唐诗坛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兼有学陶的简淡、学谢的精致、学《骚》的幽峭。不同的诗体,不同的书写对象,不同的创作心态,使他的诗歌创作呈现多种艺术风格。他的诗风的形成既有深厚的艺术渊源,也有深刻的精神渊源,加上个人独特的人生遭遇、深邃的思想和艺术敏感,融汇结晶为雄浑简淡的总体风貌。     

赵嘏七律的艺术风貌和创作成就

赵嘏是晚唐一位专攻七律的诗人,其七言律诗多为拗体之作,对仗工整,多用虚字衔接意象。其七律风格主要有瑰奇绚丽和清空幽美两大类型,二者在抒发情感的真挚方面又有其内在统一性。他的一些七律诗作带有盛唐诗歌昂扬阔大的格调,同时他还将诗和史结合起来,用七律的形式创作《读史编年诗》。     

南宋士僧礼物酬赠诗的禅理意趣与诗学特征

宋代礼物酬赠诗相较前代数量显著增多,编纂于南宋的许多诗集中出现了“惠贶”一门,可见礼物酬赠诗已成为当时常见的诗歌题材。从士僧交往的视角下,南宋士僧之间礼物酬赠诗作呈现出新的特征,在寄赠的礼物类型上分为雅趣之物与日用之物;在内容上以禅理赋世俗寻常之物以新意与机趣。南宋士僧礼物酬赠诗是士僧日常交往的诗意显现,反映了宋诗长于叙事、贴近生活的特征,并且以物为媒介,构建出新的诗物关系与抒情方式。     

论清代中叶浙派诗人群体的叙事策略——以《南宋杂事诗》唱和为核心

浙派诗群发展到清代中期，其所面对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清代初年已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政治高压更为严重，文字狱案盛行，清代几次大的文字狱案几乎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士人动辄以文字得祸。面对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士人创作和治学时“斑斑显言”无疑要冒巨大的风险。但是，以不求仕进且与王朝持“离立”心态的浙派诗人，心中幽绪总得抒发，故国深衷还需排遣，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其创作、治学的关注点投射向两宋尤其是南宋时代，曲折、隐晦地表达其胸臆，形成一种“隔代同声”的叙事策略。在诸多涉宋创作与撰著中，《南宋杂事诗》在这类撰著中具有示范效应和典型意义。     

由皎然与高仲武对江南诗人的评论看大历贞元诗风之变

《中兴间气集》与《诗式》先后出现于京城与江南两个地区 ,两书对江南诗人创作不同的评价正反映大历至贞元初诗风的变化 ,表明地方性诗风已上升为主流诗风。高氏的评论是对大历京城诗风的总结 ,是对王、孟清雅范式的传承。皎然诗论及江南诗风就是对已近于僵化的这一诗歌模式的解脱 ,内容上多奇景怪事 ;在语言风格上 ,以口语素词洗脱前期精丽典雅的“时俗”之调。这一变化对中唐诗歌的发展影响甚大。     

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

祠禄官制对宋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南宋士人阶层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南宋士人的居乡提供了有效的制度通道,从而促成了南宋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繁荣。从方信孺为核心的福建莆田诗人群体形成过程中,可以窥见作为祠官的核心文学家凭借一定经济基础和身份认同感,在地域诗人群体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奉祠状态相关的文学创作可称作祠官文学,它承载了南宋士人阶层的集体经验与文化记忆,折射出地域诗人群体的复杂心态,影响了南宋文学独特风貌的塑成。     

清初关中遗民诗人孙枝蔚的交游与创作

清初关中遗民诗群中存诗量最大的诗人是孙枝蔚,但由于历史所造成的误解,许多人将他从遗民的行列中拉出来了。其实,孙枝蔚不仅是遗民,而且创作了大量极具认识价值的遗民诗,其创作风格也体现出关中遗民诗群创作的总体特征。     

理学的张扬与自信心的凸显——论南宋中期辞赋创作的新变

理学的发展与自信心的恢复与张扬,是南宋中期学术文化方面非常显著的特征,辞赋创作的走向与之密切相关。辞赋创作在当时显现出一些新特征:理学与辞赋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态势,辞赋成为宣扬理学观念、阐释理学教义的重要载体,也成为表达理学人生境界的重要载体;辞赋多感情饱满、个性张扬、恃才骋气,辞赋中的这种感悟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很好地体现了微闻讥刺、诡文谲谏的特征;表现生活场景的赋作思想深度得到深化,以往的浅陋见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辞赋较之从前,辞章和立意更精致、更新巧,这与读书人对唐宋古文的重视、科场时文的程式化等密切相关。     

金工艺术与民族特质——考证大理白族金工艺术的历史与文化渊源

白族金工艺术植根于云南,既受地缘条件的影响而自成体系,又因外族文化的不断涌入而变得多样。今天的大理白族金工形成了国际化的产业规模,这与其自身善于借鉴、精于钻研、乐于大同的民族性格有着莫大关联,本文通过分析案例探讨该现象的成因。     

论《樊川诗集注》的成就与特点——兼评冯集梧的家学渊源

冯集梧与其父冯浩、其兄冯应榴均为清代诗文笺注名家,其所编撰的《樊川诗集注》采用对校法,校正了旧本的诸多失误;征引文史资料,侧重注释杜牧诗中所涉人物、地名、本事、典章制度及语句出处,成为清代以来流传较广的杜牧诗集本。该书在以史(事)证诗,旁征博引,严谨平实,乃至注词过于拘泥字句,流于繁琐等受病之处均受其父、其兄注诗的影响,体现出了浓厚的家学渊源。     

论唐传奇虚构叙事的艺术原则与创作成就

唐传奇的核心艺术成就在于通过虚构完整复杂的故事以承载特定的文学意图,借此探询人生和世界(即存在本身)的意义,这是“幻设为文”的内涵,更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所取得的成就。这一成就在渊源上,是“立象以尽意”的方法论原则潜在影响小说创作的结果,是唐人“有意作小说”在艺术方法层面上的体现。在此意义上,史传体例、诗笔、议论及题材、文采等,都是虚构一个完整故事的艺术手段和文体因素。唐人通过“立象以尽意”的方法论原则虚构故事,表达特定的文学意图,创造出了丰富瑰丽的传奇世界。     

图像与文本的互释——封面艺术与鲁迅的前期创作

书籍中的图像因素主要是封面和插图,与文字文本关系密切,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在鲁迅看来,书籍中的插图、封面有文字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和文字构成相互阐释、相互补充的关系。鲁迅一生都对自己著作或译作的封面、插图精益求精。1920年代出版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其封面作为鲁迅精心制作或选择的图像文本,表现了其前期创作的内在精神联系。从《呐喊》、《彷徨》封面的红色底色,到《野草》、《朝花夕拾》封面的灰蓝色、明黄色底色,暗示了鲁迅在文学创作中所经历的精神裂变过程：由红色的激情裂变为蓝色的忧郁和黄色的温情,其情感轨迹明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