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性朴论思想史发微:从先秦到西汉

人们习惯于以荀子为性恶论的代表,但实际上他是性朴论的代表,性恶论为荀子后学所持。刘向编《荀子》时把《性恶》夹在显然属于非荀子作品的《子道》和《法行》之间,这一历史细节非常重要。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亦显示出性朴论的取向。性朴论与性恶论尖锐冲突,无法协调。主张"性者,天质之朴"的董仲舒,是西汉性朴论的最重要代表。在他之前的贾谊和与他同时的韩婴也持性朴论。引入"性朴论"这一概念研究中国人性论史,可以产生很多新的、富有启发性的看法,同时也可澄清历史上的一些误解。     

荀子人性论新论

荀子的人性论,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要为他的道德法则——礼——提供一个人性的根据。这包括两个方面:1.“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2.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见《荀子·性恶》,以下引《荀子》书,只注篇名)。前者是要通过人性说明礼义的重要性,后者则是要说明礼义道德     

儒家性朴论:以孔子、荀子、董仲舒为中心

在儒家中持性朴论的典型代表是荀子和董仲舒,孔子也倾向于此论.《荀子》一书中的《礼论》、《劝学》、《荣辱》、《儒效》等都表明了人性朴,而《性恶》应该是荀子后学所作.董仲舒在继承荀子性朴论的基础上凸显了性中善的潜质,但不认可孟子的性善论.根据性朴论,人性不能说是善的,也不能说是恶的,而是中性的,故它不同于性善论,也不同于性恶论.性朴论也异于性有善有恶论和性无善无恶论.司马迁、董仲舒、韩婴等西汉中期的人未读过《性恶》,对我们推断它的产生时间很有帮助.     

揭开二千年之学术谜案——《荀子》“性恶”校正议

今本《荀子》既说“性恶”也说“性朴”,且“性恶”说仅出自《性恶》篇.该“性恶”说与同篇及他篇的“性朴”说相冲突,与同篇中反对抽象化、价值化、无符验化地论人本性的立场相矛盾,且“性恶”结论前的论证文字实不能有效证明“性恶”而只能证明“性不善”以辩驳性地反对孟子“性善”说.荀子是“性补”论者,他在驳斥孟子性善说时所建构的是“材—性—伪”及伪性有别、伪材有关、化性起伪、积伪成圣的学说,并强调治世必须依人性、人情而教化与管治并行.《性恶》篇的“性恶”系“性不善”之讹,始讹时间约在西汉末年汉成帝时;以“性不善”校勘之,可厘正荀子文本、廓清荀子思想、恢复荀子声誉而揭开此二千年的学术谜案.     

孟荀对《中庸》“诚”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中庸》"诚"之思想内涵包括体和用两方面。孟、荀在接受《中庸》"诚"思想影响时,分别对"诚"之本体发用流行的两种实践路向有所继承、发挥和改造。孟子继承《中庸》"自诚明"的路向,着重从人的内在心性来阐释,把"诚"等同于"仁义",通过道德心之"思"来反求诸己,使仁义之心由内向外不断扩充,由诚而明善,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即"由仁义行";而荀子则继承《中庸》"自明诚"的路向,着重从外在伦理政治规范来阐释,把"诚"看成养心的功夫,以保证认识心来知外在"仁义法正之质",并把外在伦理政治规范内化为道德原则,由明而诚,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他律性,即"行由仁义"。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达于"至诚境界"。     

儒家相关六种人性论的内在联系——以《论语》中孔子对人性的论述为问题意识

由于对《论语》中孔子有关人性的论述理解不同,在历代相关学者的阐释与发挥中,主要产生了六种人性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朴论",韩非子的"性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韩愈的"性三品论",张载、程颐、朱熹等人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论"。六种人性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内在联系:孟子的"性善论"可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荀子的"性朴论"、韩非子的"性私论"可谓"论气不论性,不明";而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与韩愈的"性三品论"虽然同时从"性"与"气"两个角度来思考人性,但没有将"性"与"气"区分开来,可谓"论后天不论先天,不明";只有张载、程颐、朱熹等人关于"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兼顾到了以上各方面,将前五种人性论的所有内容都去粗取精地包含于其中,乃是以"性善论"为体,以"性朴论"、"性三品论"为用的人性论,"性私论"、"性善恶混论"等内容都已被扬弃于其"用"之中。宋儒这种集大成的人性论最符合《论语》中孔子的人性思想,最能彰显儒家精神。     

也谈荀子的人性论

周炽成博士"荀子: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一文(载《光明日报》2007年3月20日第11版.以下简称周文),提出两个相互联系的新见:第一,推断《性恶》篇非荀子所作;第二,以《礼论》为主要依据,认为荀子主张"性朴"而非"性恶".笔者以为这两点都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仍是性恶论者.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读上博简《性情论》的几点联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之《性情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内容基本相同。按古书篇名通例,此二篇名皆可,而"性情论"更能突出此篇的特点,可提请学者关注先秦儒家的心性和性情论。《性情论》因与《性自命出》简长不同,每篇字数不同,故二者连缀编排亦不同。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而孟子亦言"仁义礼智乐"。乐与圣的关联,表明先秦儒家成德实于"情"上实现。《性情论》的编排次序更突出了乐教与情的内在关联性。《性情论》言性,皆从情上说,但却非以性等同于情。它以仁表显性之特征,又以民心有恒言民性善,故强调乐教之成德作用为"反善复始",属于思孟学派思想。而《性情论》更突出了情以显性的意义,孟子思想与之关联当更密切。     

“性朴”即“性恶”——由《庄》观《荀》的新辩护

荀子以“本始材朴”言性,实际是因袭了道家的修辞传统,因为以“朴”喻性主要是道家文本特别是《庄子》中的典范譬喻。但道家对人性之“朴”抱有美好想象,因此推崇性朴、贬低教化,这又是荀子不能接受的立场。所以他对人性的论述,虽然名义上针对孟子,却在思想的客观呈现上与道家的性朴观念尖锐对立。尤其是,荀子对人性恶的主张可被视为对“本始材朴”之性做出了与道家截然相反的判断。因此在荀子眼中,性朴并非中性,而是本能地趋向于恶,也即性朴与性恶是可兼容的。那么将荀子刻画为性朴论者,以瓦解其作为性恶论者的传统形象,这种名为“性朴论”的流行解释就很难成功。     

再论儒家的性朴论——兼与日本学者和国内同行商榷

《荀子》一书既有性恶的说法,也有性朴的说法.很多论者不注意后一种说法,而在注意到它的人之中,甚少有人认为它与性恶的说法是冲突的.日本学者免玉六郎别出心裁地以性朴论来解释《性恶》,而国内也有个别学者倾向于提出类似的解释.事实上,性朴与性恶是无法协调的.《性恶》无性朴的意思.我们在客观理解儒家人性论时要摆脱不正确的先入为主.荀子和董仲舒是性朴论的代表,而众多从王充开始先入为主的说法让人们不容易接受这一点.平心静气地读他们的原著,则可以发现以性恶论来说荀子,以情性阴阳论来说董仲舒是大有问题的.王充对董仲舒人性论的叙述难以在他的著作中获得支持.     

“性伪之分”与“性伪之合”——荀子人性论的内在矛盾

荀子言性恶,主张通过“化性起伪”来实现人性由恶向善的转化.学界多认定荀子人性论是主张人性本恶的.荀子在《性恶》篇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一观点后,提出了“性伪之分”学说,由此可见,荀子在此所言之性是“恶”的“性”,但《荀子》篇中也有“性伪之合”的论述,此处的“性”并未被认定为“恶”的“性”,由此可见,若认定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荀子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认为“性”一方面是符合“天道”的“自然天性”,另一方面是落实到“人道”的“社会性”.荀子人性论中的矛盾之处也因此彰显.     

知音与知味:论《文心雕龙》的知音批评模式

"知音批评"模式,是构成《文心雕龙》批评范式的四大模式之一。通过"知音"语义分析,可知其内涵既具有直觉的、感性的特点,又具有分析的、理性的特点。检讨"知音"故事的文献材料和思想背景,发现已有的代表性研究论著,严重忽略了《吕氏春秋》记载这个故事是嵌入在一个"知味"故事框架之中的意义。《吕氏春秋》记载钟子期不但"善听音",而且他还有一套理论,其基本观点与《荀子》中的《乐论》篇和《礼记》中的《乐记》篇等儒家音乐思想是一致的;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总结出的"六观"论,是与《礼记·乐记》以及嵇康《声无哀乐论》等这样的音乐理论文本分不开的,因为这些音乐理论文本才有对如何"知乐"的具体分析。刘勰《文心雕龙》不仅采用"知音"这个概念来作为讨论文学批评具有重视直觉审美体验的内涵,而且是体现了与"六观"方法融会相洽的"知味"批评方法的。知音批评模式中既包括了"六观"论这样的具有客观性的文本细部批评意蕴,也包括重视作品之美"味"的整体性体验与品评的批评理念,这种批评精神和方法贯彻《文心雕龙》全书。     

论荀子的“群居和一之道”

与处于基础层面的性恶论和在逻辑上内涵相对较大的礼论相比,抽象的内涵较小的"群居和一之道"更宜视为荀子的思想核心,且它根本上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表达。荀子那里,划分社会等级的礼是"群居和一之道"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落实。与孟子把性善设置为政治的道德基础不同,荀子以性恶为政治的理性基础。对他来说,性不是生,也不是心,而是"生之所以然"的形上之性,然而,此形上之性又生发于形下层面,展现为情性;其所谓善恶也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实描述,性恶指对生发于形下层面的情性不加以适当节制而导致的"偏险悖乱"的非秩序状态,礼则是为了避免陷入此种混乱境况而对政治的理性设计。不止于此,荀子还延续孔孟传统,为政治建立道德基础,但他却把道德基础安置于为政者身上,认为为政者必须同时是道德的楷模。在荀子,"心"是认识和肯认"礼"以"化性起伪"进而达到"群居和一"的枢纽。     

为善何以“可而不能”:荀子论说中的意志自由问题

荀子在讨论为善问题时,对"可而不能"的现象做了探讨。为了论证"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提出,途之人对仁义法正有"可以知之质"与"可以能之具"。借助亚里士多德有关潜能(energeia)与现实(dunamis)的区分,可以认为,荀子是说途之人具备知与能的潜能而非现实。在荀子那里,"能"作为一种德行,表示实践或行动中已实现或完成者。在解释"圣人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现象时,荀子又提出"可以而不可使"的说法,即人可以为而不为,是因为不肯为,亦即不愿为。这里已涉及道德行为中的意愿或意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无相似。但与后者不同,荀子理解的意志或意愿已不完全是个体主动的自由的选择,而带有某种必然的意味。荀子又认为,人之所以想做好事,是因为性恶,因为事物如果短缺什么,就会自动寻求满足。这个短缺理论让人想到奥古斯丁对恶的解释。站在现代立场,对荀子的短缺论可以提出如下批评:自由意志只是人道德转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道德转化能否成功依赖于道德行为主体与其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互动,其中亦不乏道德运气的因素。     

荀子思想三期发展考i仑

荀子早年、中年、晚年分别传习《左传》、《公羊传》、《春秋觳梁传》,由此可将荀子思想分为早、中、晚三期思想。今本《荀子》中属于荀子早期思想者有《议兵》、《天论》、《致仕》、《非相》四篇,属于荀子中期思想者有《王制》、《正论》、《礼论》、《性恶》、《正名》、《儒效》、《强国》七篇,属于杂录荀子不同时期言论而成之作品《大略》一篇,其余二十篇是荀子晚年居于兰陵时之作品。     

论韩非与荀子无思想承传关系

论韩非与荀子无思想承传关系张涅一般认为,韩非曾师承荀子。所据史料是《史记·韩非列传》的记载：“与李斯俱事荀卿。”不少学者还对两者的思想作这样的逻辑联系：荀子由儒家迈向法家,韩非承之集法家大成;荀子思想的核心是“性恶”,韩非以此为理论基础,提出御臣之术...     

荀子心论辨析

荀子的心论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建立在认知能力基础上的认知心。此心虽具有认知礼义之能,却并不必然认知礼义之道。荀子强调通过"虚壹而静"以"解蔽"的工夫进而知"道",展现了心作为"神明之主"的主宰性。二是表现为喜怒哀乐爱恶欲等的情感心。从心之情感欲望出发,荀子提出性恶说和化性起伪,并强调通过礼义师法等的教化来"养心"。     

荀子:孔子之后最彻底的儒家——论荀子的仁爱观念及社会正义观念

荀子基于儒家思想,提出了一套社会正义理论,其中,儒家的仁爱观念具有特别关键的意义。作为儒家的荀子,其“仁爱”观与其“性恶”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迄今为止人们未能触及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他根本就不算儒家。其实,荀子正是用“仁爱”来说明一切问题的。他明确提出了“仁爱始于自爱”、“爱则利之”、“仁爱中的差等之爱导致利益冲突”(此即所谓“性恶”)、“仁爱中的一体之仁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等一系列思想理论,由此贯通了中国正义论的若干最基本的理论环节。由此看来,荀子堪称为孔子之后最彻底的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