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的留日学人与中国文化的对日传播

北洋时期,中国留日学人在引进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通过与日本友人移书论学、切磋交流中国传统学术问题,在日本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传统学术的论著等方式,努力向日本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通过在日发表诗歌、小说,授课、赠书等方式,介绍传播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友人诗词唱和,增进中日知识界的交往与友谊,也弘扬了中国文化传统;组织参与中国传统戏曲对日演出,推动了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推动中国绘画艺术作品在日本展出,为中日美术交流做出贡献。留日学人自觉不自觉地向日本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真正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伪蒙疆政权时期的马产振兴计划及赛马业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扶植成立了伪蒙疆政权,为达到充分利用该地域马资源服务于战时经济之目的,日本通过伪政权制定了马产振兴计划。其基本方针为:在增产的同时欲进行改良;此外,通过举办赛马会,力图促进马产计划,并达到把握民心之目的。但该计划在改良方面并无多大实绩。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伪蒙疆政权时期一直在进行马改良,只在赛马事业方面有所作为。     

伪蒙疆蒙古毛皮股份有限公司始末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树立伪蒙疆政权后,为了掠夺该地区的羊毛资源,实行羊毛统制政策。从伪蒙疆政权出现到其崩溃,日本在该地区的羊毛收购统制机构先后经历了蒙疆羊毛同业会、驻蒙军、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等三个收购阶段。1943年9月设立的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加紧掠夺搜刮该地区羊毛资源。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股票市场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在日伪政权的法西斯统治下，百业凋零，经济萎缩，但由于日伪政权的有意利用，这一时期的股票交易市场却是一花独秀、畸形发展     

清末留日教育政策问题探究

中国人留学日本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问题。本文探讨了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教育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揭示了清末前期留日教育政策状况,深入研究清末后期留日教育政策的特点,并对当时的留日教育政策进行反思。     

日伪政权下山西忻县工商税捐征收之考察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各地日伪政权在沦陷区均以沿用南京国民政府原有地方财税体系开征捐税获取财源。文章以未刊的山西忻县商会档案为主体资料,在对日伪政权下山西忻县印花税、营业税、房铺捐等工商税捐征收细微考察的基础上,探析了日伪政权、商会、商民在税征中的互动,意在展现日伪统治下基层社会的税收实况。     

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略论

日据时期(1895--1945)的台湾佛教,是由台湾固有的中国传统佛教和在家佛教斋教以及日本殖民者传入的日本佛教三大部分组成.日据初期,日本佛教随着日本殖民者的占据台湾,先后有六宗七派进入台湾,进行零散地"宗教殖民";台湾固有的中国传统佛教则因政权的转变而聚集了相当多的信众,初步形成了五大法脉;斋教因其通俗性而受大众欢迎,在这时得到了很大地发展.日据中期,日本佛教布教师虽大量来台,但并未改变台湾佛教信仰的本质信仰;台湾传统佛教在夹缝中得到空前发展,奠定了其在台湾佛教中的主体地位;斋教则因日本殖民统治的严厉打击,有所削弱.日据末期,由于日本殖民者实行了"皇民化运动",以皇道为尊,台湾佛教无论是台湾传统佛教还是斋教抑或是日本佛教,都遭到了毁灭性地打击.     

留日时期的戴季陶——其日本观形成与留学经历的关系

在众多近代中国留日知识分子中,戴季陶具有独特的日本观,这与其自少年时代的特殊经历及留日经历有关.考察戴季陶与日本之邂逅,日语能力之培养,在日本大学的学习、退学等问题,通过相关史料,特别是参考日本大学的史料,探讨、分析诸种因素对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产生的影响,藉此,可以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留日经验与日本观形成之间的关系.     

伪蒙疆政权的司法体系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伪蒙疆政权司法体系的演变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客观剖析伪蒙疆政权司法制度,厘清蒙疆地区司法制度近代化的线索,旨在揭示伪蒙疆政权司法机关作为日本殖民统治工具的本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     

汪伪政府财政特点分析

作为日本在中国关内扶持的最大的伪政权--汪伪政府在存在的五年多时间里,为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在财改制度建设上颇多参照原国民政府;但作为一个傀儡政权,表面的"继承"并不能改变其实质,无论是财政管理权还是财政体系.汪伪政府均处处受制于日本,并由此造成伪府财政原则的被动性.本文拟在大量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的基础上,对汪伪政府的财政特点加以分析,以进一步剖析其政权性质.     

从“满洲国”的官僚体制看日本“民族协和”的虚伪性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以伪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一系列所谓平等的言论;另一方面日伪政权所设立的伪满洲国官僚机构也以“民族协和”而冠冕堂皇之,但是在实际上却是由日本殖民者直接参政、操纵和控制傀儡政权。     

清末新政与留日大潮的涌起

清末新政与留日大潮的关系极为密切,留学日本是当时清政府解决人才缺乏的重要途径并大力提倡的结果,而日本政府为了其在华的长远利益,也试图利用中国人普遍的留日愿望实现自己的阴谋,少数日本有识之士则希望通过接纳中国留学生以维护中日的传统友谊。清末留日学生人数众多,达20000以上,为当时人类有史以来留学人数之最,且所学专业多样,以师范、法律及军事为主,回国后的主流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的对日政策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对日政策上经历了执政前和执政后两大时期。在执政前,中共对日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坚决反对、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主要体现在政党政策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政党,对日政策既体现在政党外交方面,又体现在政府外交方面。中共和政府通过以民间促政府,实现了中日邦交。实行改革开放后,又积极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经济支持,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促进了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冷战结束后,面对纷纭变换的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又适应时代变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的定位和发展,使中日关系不断深化,形成了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     

从交往角度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日俘政策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所导的军队经过艰苦卓决的战斗逐渐地俘虏了一批日本士兵。在日俘政策的指导下,通过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交往,互相了解,从而成功地教育和改造了不少日俘。改造后的日虏成立了反战组织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赴日留学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中止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山西在日军的统治下建立了日伪山西省公署,在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安排下,曾先后向日本派出了四批共44人的留学生。在此期间还有部分在省外就学的山西籍学生通过其它的途径留学日本。抗战期间的山西赴日留学,是非常时期的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     

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北伐时期 ,国民政府鉴于日本同英美的矛盾、日本在华势力分布特点和日本对华政策特点 ,受苏联革命外交战略的影响 ,实施了接近日本、联络日本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也是北伐前单独对英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在北伐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起到了牵制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作用。但也为蒋介石与日本的妥协活动提供了机会     

论明统治者的对日政策及其影响

明朝时期中日两国的关系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统治者——明王朝的皇帝,对于日本情况的认识及态度,很大程度上左右他们对日本的政策,从而对中日关系的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分析明代统治者对日本的认识,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对日政策变化的原因,进而把握不同时期明朝统治者的对日政策对两国间关系产生的影响。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政策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伪朝”与“伪国”语境下的五代十国杂税

五代十国时期杂税暴兴是史学界习惯的印象,但其背后存在伪朝与伪国语境的夸大与渲染。五代十国尽管出现一些极端杂税的事例,但多数时间的杂税处于合理范围内。伪朝与伪国语境将五代十国杂税的出现归结为各僭伪政权的本性所致,由此证明其非法性和非正统性,最终凸显本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实质是政权合法性的诉求。实际上,五代十国杂税的凸显是唐宋之际赋役制度变迁的反映,特别是田税定额化的结果;作为国家正税的补充,五代十国杂税的存在亦不乏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