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的“记忆之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的构建——以新疆吐鲁番市公共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作为典型的“记忆之场”,依赖特定的路径和运行机制,不仅唤醒与构建当下参观者对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的记忆,同时又以新的视觉空间呈现方式建立新的语言秩序,构建起当前语境下的记忆。本文以“记忆之场”理论为基础,选择吐鲁番国有综合类博物馆和“努尔丁红色记忆收藏馆”等民间特色博物馆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记忆之场”所“生产”的记忆都肩负一个重要的政治使命,即构建一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与认同体系。在吐鲁番博物馆中,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生成、塑造和延续机制有三个层次：一是博物馆陈列展品本身所呈现和塑造的记忆,二是博物馆用文物的新叙事塑造新的记忆,三是博物馆自身的发展历程所表达的记忆。     

灾害记忆·时间——“记忆之场”与“场之记忆”

灾害记忆会随着社会成员的死亡形成代际中断,随着现代性而被淡化,与此同时,灾害经验也正被所谓科学主义所取代。然而,面对仍不断出现的灾害,地域社会为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尽快重建恢复社会生活及秩序,总会通过各种方式动员灾害经验、灾害记忆,以进行灾害文化的建设。在这其中,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灾害记忆,都早已成为了博物馆、纪念馆永久性的主题,形塑着整合意义角度的"集体记忆"。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所确认的地域社会时间观念的复杂性呈现出集体记忆"解释共同体"内部的复杂性,并表明这种复杂性在生成多样的灾害文化以应对自然灾害时具有积极意义。     

当代德国记忆理论流变

纵观记忆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记忆理论主要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是集体记忆的理论鼻祖,但记忆理论主要在德国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阿斯曼夫妇厘清了各种记忆的概念及相互关系,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成为学科交叉研究的对象,联接了社会学、考古学、文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各个方向。     

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历史记忆诗学考辨

后现代文化理论在当代学界的持久影响不断催生出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现象,逐步消解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本应具有的历史维度。当代批评理论领域的“普遍历史转向”,接连造就出无数版本的“新”历史意识,但是根本上却是不断回到社会批评的“旧”历史问题。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视角为起点,通过考察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的“后置历史”理论构想,以及其与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海登·怀特的“元历史”与安柯斯密特的“叙述史”之间的理论对话,在此基础上探讨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历史记忆诗学,显然可以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历史诗学重建提供理论借鉴。     

民族志动画中的跨越“在场”与记忆“再现”——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的实践反思

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凝聚群体、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内核,其中族群仪式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行为深嵌于特定的社会情景场域,对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构筑起到关键作用,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民族志动画通过一套特别的视觉媒介符号体系进行知识生产与意义呈现,在表达回忆、经历等抽象经验方面可跨越“在场”时空屏障,为新时代的影视人类学提供新的范式实验和新的模态可能。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实践,通过与文化持有者开展互为主体性合作和反身性对话,可生成饱含原住民真切情感的民族志动画影像文本,在影像志的“抒写”中实现仪式记忆的“再现”与族群文化记忆的表达。     

建立于地点上的集体记忆——社区文化的一个研究视角

“建立于地点上的集体记忆”为洞察社区文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记忆视角。成都社区的坝坝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基层治理的抓手和工具,在于坝坝文化积淀的民情民意,易于激发参与者的集体性情感。在根本上,它属于一种不言自明的地方性“意会”文化,包含互助性、大家在一起等集体记忆特征,这类情感还具有某种神圣性特点。以成都社区治理中的坝坝文化为讨论起点,可以看到基于地点的集体记忆在构建社会团结中的作用。这类集体性情感生发于人与地点之间的互动,最终体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些特点,是人适应变动不居世界的一种方式。人类社会在延续中有重视种群和集体的倾向,它具有两面性,就如同社区文化生发的集体感给人提供了安全感,也对个体造成了束缚,这是文明的悖谬之处。     

创伤批评理论渊源探究

创伤批评理论的来源是记忆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具体来讲,“古典记忆术”、“集体记忆”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为创伤批评的产生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研究思路与范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界定了创伤批评的三大特征：虚拟性、滞后性和反复性.研究创伤批评的缘起将进一步推动创伤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问题考辨

历史记忆问题主要缘起于后现代文化的各种历史终结话语,实质上是作为宏大叙事被解构之后、形态尚未成型的历史知识型.通常认为,新历史主义思潮在史学层面解构历史意义的再现形式,在文学层面建构历史意识的分析模式,在理论层面呈现文化史的诗学空间.本文考察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作为“叙述形式”问题之缘起,分析它作为“视域行动”效果之实质,以及探讨它作为“活态历史”意识之导向.     

生成、建构与维护：兵团老兵屯垦建设记忆的口述史呈现

作为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老军垦群体内部共享的集体记忆中承载着新疆建设历史与伟大兵团精神。为了实现对这段记忆的抢救保护与价值提取，需要以口述史的方式进行记忆开采，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分析与讨论。通过对老军垦口述记忆的分析可以发现，强烈的身体感受与单一化的生活经历为其所在群体内部形成统一的集体记忆奠定了叙事基础；而群体内部之所以能够完成从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升华，是由于不同个体组成一个群体后被赋予了不同于其中任何个体的“突生性”,为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主观框架；集体记忆的维护则有赖于它所依托的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老军垦群体最初作为一个由制度力量统合而成的群体而存在，但在共同生活中经历了对于彼此一致性特征的发觉之后，逐步迈向“心理群体”,并在时代的不断发展变迁之中最终实现了高度的群体认同。因此，加深对新疆建设发展历史的认知，是在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面向世界讲好军人屯垦戍边的“中国故事”并弘扬伟大兵团精神的重要出发点。     

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与建构机制

短视频所具有的移动化、社交化、个性化和视频化的传播特征，正使其成为展现城市生活、记录城市变迁、塑造城市形象和沉淀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途径。本研究聚焦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模式，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析其建构机制。研究发现，短视频作为参与城市文化记忆构建的媒介形式，不仅丰富了书写的载体形式，更因其特有的媒介特质而对城市文化记忆书写的具体表征注入了新的变化，其所折射的时空维度、极具感染力的媒介符号、不同层次相交织的文化等共同建构起了对城市文化记忆书写的基本框架。     

记忆为了遗忘：沃德·贾斯特《遗忘》 中的记忆书写

沃德·贾斯特虽以“遗忘”为题，却以积雪覆盖的比利牛斯山、雾气重重的索姆河搭建了特殊的记忆之场，从而将当下后9·11时代置于更大的历史景深之中，以历史的眼光反思当下弥漫的暴力复仇情绪。主人公托马斯因其画家身份而成为一名独特的记忆者，绘画作为记忆的媒介促使托马斯关注他者继而分享记忆，探寻建立记忆共同体的可能，以期打破记忆与遗忘的对立，在记忆、宽恕与遗忘的纠葛中厘清对错，实现和解。     

闪光灯记忆：一项跨学科的研究

闪光灯记忆是指当个体得知发生了引起较大情绪波动的公共事件——比如9·11事件——时对周围的情景记忆。认知心理学对闪光灯记忆的研究主要聚焦其认知的特性、公认的准确性以及对记忆内容的自信度。但是当从更广阔的集体记忆研究的跨学科视角来考察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闪光灯记忆其实与社会的、文化的和叙事的动力学密不可分。因此,应将闪光灯记忆置于个体记忆叙事与集体记忆叙事的交汇处,通过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与文化记忆研究相结合,来探究闪光灯记忆叙事如何承载社会身份认同,又如何跨越国界和代际进行传递。     

社会记忆下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载体探析——以黔东南苗族为例

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的演化,关注民族文化的记忆建构过程,以及集体记忆以文化的方式是如何被传承的。同时借助社会记忆的理论和模型分析了传统文化的社会记忆载体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记忆图式,从民族认知主体的视角反思了人类活动的结构、模式、进化及其规律,探讨社会进化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形成机制和互动模式。     

鲜活的记忆,凝固的历史——作为“记忆场”的爱尔兰移民小说

爱尔兰移民小说中的每一部作品叙述的是单个移民的鲜活的个体记忆,然而,当单个移民被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并经作品出版、流传后被有相同历史背景的读者广泛阅读,使读者产生社会群体认同的时候,这一批文学作品就成了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成为了承载集体记忆的“记忆场”.当作为集体记忆的历史以类似于口述历史的方式被写入文学作品时,在新历史主义把史学视为诗学,历史的客观性受到挑战的语境下,或许在文学中还能找到被凝固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真实.跟人口普查历史资料和博物馆一样,以爱尔兰移民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作为“记忆场”成为了这段历史的另一种物质化的记忆.     

“残缺的爱”——《喜福会》“创伤性记忆”的心理学解读

《喜福会》中人物的“创伤性记忆”贯穿小说始终,不同程度地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物的行为模式及命运归宿.从精神分析心理学角度解读小说中四对母女的“创伤性记忆”及其应对机制,并注解了人物的行为模式:她们施与彼此的爱是“残缺的爱”.同时,深层次挖掘了人物“创伤性记忆”投射出的隐喻内涵:人物的创伤体验影射了在文化夹缝中生存的华人群体的“集体创伤性记忆”;也进一步升华出小说这种文学再创作形式也是作者谭恩美人生伤痛的再现与治疗过程.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传播历史记忆——星期天夜光杯“记忆”和“上海珍档”比较谈

历史和记忆,历来有很大的关联性,它们互为依存,互生共长。在历史长河中留存的记忆,一方面展现过去的形态,另一方面又为现在,乃至将来提供一种借鉴,指明一种方向。报纸作为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之一,在传播历史记忆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记忆”和“上海珍档”是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周刊两个关于历史记忆传播的版面,前者,以个体记忆为重点,后者,侧重城市记忆,通过对两个版面在传播历史记忆方面异同的描述,将历史画面,转化成丰富、可感、真实的场景;将历史记忆,转化成指导现实的一笔财富。     

普拉斯《阿里尔》诗集中的文化记忆

评论界惯常认为普拉斯的经典诗集《阿里尔》是她在婚姻破裂时极端情感的“自白”,个人记忆的表达.本文通过从文化记忆的视角诠释她的《阿里尔》诗集中的名字所包含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下大屠杀的恐惧、文化记忆下的核战争,以使读者摆脱“自白”对她的诗歌的束缚从而真正理解《阿里尔》诗集.诗集被置于历史时空中审视时不仅是普拉斯个体记忆的缩影,更是集体文化记忆的再现,它展示了诗人作为自白派诗人的个体痛苦和经历,也暗含了诗人对政治和历史中集体记忆的关注,尤其是对二战和战后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等一系列国际事件给人们带来的恐惧的关注.作为20世纪伟大的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以其独特的诗歌书写了特别的文化记忆并且重构了历史和现实.     

记忆、物质性与旅游

记忆研究作为近年来十分热门的研究,融合了各学科的关注,并生出各种记忆概念,包括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公众记忆和集体记忆等。文章首先辨析了这些概念的含义,指出尽管记忆常被视为是选择性的、世界性的、碎片化的甚至是虚假的,但却具有重要的物质性基础。基于此,文章将研究拓展到旅游实践领域,提出"弥散性记忆"概念,并结合德国纽伦堡的研究,指出旅游作为一种"充满努力的遭遇"(effortful encounter),也是一种"前记忆"(pre-memorisation),以强调旅游遭遇中的记忆与物质性。     

多弦的琴--唐人的记忆与回忆

唐诗有两种记忆方式 ,一是由历史文物而激发起来的诗人的文化记忆 ,一是关于两个虚构出来的记忆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唐诗回忆的程序与西方的思维相似。记忆成了文明的链条 ,并通过时间来连接。在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之外 ,个人回忆在唐代也占有重要位置。回忆只有在我们有可能认识生存的本质的前提下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