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信仰与权力之间——武则天借佛教称帝的历史源流

武则天是我国历代君王中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自幼就受母亲信仰的影响,25岁时出家认真学习佛法数年,后来利用佛教理论助自己顺利登上帝位,并且援引佛教加强统治。同时,在武则天的大力推崇下,佛教广为盛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可见,武则天的一生都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     

武则天时代的礼仪与文学关系论析

武则天登基前后,礼仪与文学的相关性表现突出:一方面,武氏以礼仪改制作为其政治革命的先声;另一方面,由礼仪改制和政治革命所带来的文人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巨大改变,也如实地反映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时之文体和文风。     

论陶渊明与佛教之关系

在陶渊明的思想研究中,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本文结合晋宋之际的时代背景和陶渊明本人经历,考察陶渊明与佛教之关系。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初探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方面,佛教逐渐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从文学上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学的助佛教弘传并融汇于中国文化,两者相互作用,初始借文学以宣扬佛教．渐趋达到佛教意识,对正常文学式样的有机渗透,文学不再表面化地宣扬佛教教理．而是在其意境中把人们引向空寂的世界。     

辛弃疾与佛教

辛弃疾因号“稼轩居士”,又号“雨岩居士”,故有学者把辛弃疾看成是一个佛教居士,把他的词也看成居士词。其实不然。辛弃疾与佛教之关系,不过是他具备了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们都应具备的佛教知识与修养而已。虽然仕闽期间,辛弃疾有过参禅经历,但他并非虔诚的佛教徒,也非佛教居士。作品分析表明,辛弃疾对待佛教的立场,完全是一个佛教文化的消费者和享受者的兴趣与姿态。     

武则天与儒家思想

在佛教昌盛的武则天执政时期,武则天与儒家思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为了夺取政权并进而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充分利用“从周主义”、政治“正名”、重科举用文臣和制《臣轨》等儒家思想为其服务,武则天是一个务实的“以儒治国”主义者.     

论武则天的知识基础与其称帝之关系

武则天早年修习儒家经典,对儒家思想的把握与运用,使武则天在掌握国家政权和称帝过程中,得到了天下英才的支持与人民的拥护,并使大唐走向盛世,从而表现出她仁爱的一面;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前长期生活在深宫之中,因而熟悉法家争斗的权术,对法家思想的把握与运用,使得武则天得以残酷打击政敌而实现其称帝的宏伟理想,得以巩固其统治基础,从而又表现出她残忍的一面。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掌权称帝,与其精通儒家、法家治国之道密不可分。     

李商隐与佛教关系探微

作为晚唐艳情诗人的代表，李商隐却和佛教有密切关系。李商隐接触佛教始自童年，随人生波折，中年时期日渐沉迷。他以自己的人生体验，证悟了万般皆苦、一切皆空、涅榘寂静等佛教真谛；并汲取天台宗及禅宗等佛学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但李商隐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他修佛是为寻求内心平衡，其佛学观念并不彻底。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20世纪大陆研究陶渊明与佛教关系成果概述

20世纪以来,在陶学研究领域,关于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比较突出的是丁永忠的专著《陶诗佛音辨》,其余多为单篇论文或评赏式语录,观点执于两端:陶渊明有佛教信仰或无佛教信仰;陶渊明作品受到过佛教影响或未受佛教影响。总的来看,各方观点似未能在前人基础上有较大的拓展。     

论武则天与感业寺的几个问题——与气贺泽保规先生商榷

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先生在《武则天的感业寺出家问题与德业寺》一文中认为,唐太宗驾崩后,作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并未出家感业寺,而是栖身于长安城休祥坊母亲家中,感业寺是在强烈意识着德业寺的心理状况下虚构的寺名。揆诸史实,武则天出家为尼于感业寺,确凿无疑。感业寺不是一个架空的影子寺院,并非人为虚构,它位于唐长安禁苑内,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办事处感业寺小学内。感业寺与德业寺没有必然联系,都是唐长安禁苑内的宫人尼寺而已。     

武则天皇权及其合法性——兼论女性公共行政的魅力

运用人类文化学、行政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对武则天皇权在其性别角色、皇权和公共行政等方面的合法性进行比较充分的论述 ,以此展示女性公共行政的魅力以及在人类文化和公共行政领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对初中历史教材中武则天形象的分析

本文试图通过对四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版本的历史教材的特定人物———武则天的形象变化的梳理 ,来分析“法定知识”背后曲折地反映出的深层社会文化心理 ,以及这种主流文化中女性社会空间的变化     

信仰与政治之间——论武则天与中宗、睿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唐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至武则天时期为之一变,由唐初的"道先佛后"而变为"佛先道后".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与武则天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难题有关.此外也与武则天的个人经历、思想情感紧密相连.至其晚年她又试图从根底上将佛、道二教进行融通,进而从理论上说明自己建立的大周王朝与李唐王朝的内在联系,且将其宗教政策改为"僧道并重".中宗复位之初,"五王"执政,以推行和恢复李唐政治统治的一系列政策为务,一时将其宗教政策又改为"道先佛后",不久又发生转向而成为"佛先道后",其原因是与武三思等人再次掌权和中宗个人的经历有关.睿宗统治时间虽短,却着手提高道教的地位,且于景云二年(711)四月,癸未,颁布了<僧道齐行并进诏>,似乎是在佛、道两教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制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当时朝中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斗密切相关.     

试析汉、藏两地佛教的互动关系

汉、藏两地佛教的关系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唐蕃时期,汉传佛教向吐蕃传播,对吐蕃佛教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宋、元时期,两地佛教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明、清及民国时期,藏传佛教东向发展,在内地蔚然成风。三个发展阶段的关系模式虽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讲,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武则天与刘洎之死

武则天与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之婚姻关系,向为人们所注目,但武则天与李治的接触及恋情关系的确立,则未被留意.对于宰相刘洎之死,史家也往往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加以分析,而忽视了刘洎与武则天、李氏父子三人之关系.唐太宗出征辽东,太子李治、刘洎及其众多嫔妃包括才人武则天等留守定州,武则天与李治恋情关系当于此时确立.太宗失利军还,虽知李治与其嫔妃厮混之事,但苦于未能明了具体对象,于是刘洎难免监视失察之咎而不得不死.其后,李治与武则天的关系还有发展,故太宗将武则天赏赐给李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武李恋情、刘洎之死、唐太宗赏赐嫔妃、武则天二进宫等,都是当时社会形态、婚姻状况、政治趋势的反映.     

李商隐与佛教

作为一位以言情著称的诗人,李商隐却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李商隐向佛是一个随阅历渐丰、日趋沉溺的过程。他以自己苦难的经历,证悟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等佛教真谛;并以求心自处的禅宗“不二法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但李商隐的佛教观念极不彻底,他只看到了无常,执着于心,既未达到毕竟空,更未至非心非佛境地。     

佛教和日本艺术关系的研究

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即：佛教在日本哲学、日本文学艺术、日本人的伦理道德、日本的科学技术等领域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近年来,将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佛教与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论文层出不穷,硕果累累。在此以介绍佛教与日本艺术关系的研究成果为主,并以近20年来中国大陆的佛教研究为重点,从佛教与日本音乐、日本建筑、茶道花道等三个方面对研究概况试作评述。     

早期佛教与表演艺术

早期佛教与表演艺术的关系可以从教内和教外两个角度来加以考察。由于教内稳定的需要,早期佛教引入表演艺术用以调节僧尼在男女之情和娱乐艺术两方面的欲望。由于吸引世俗信众的需要,早期僧伽内部的诵经和面向在家信众的说法仪式中伎乐成分逐渐增加。由此揭开了佛教表演艺术发展的序幕。早期佛教表演艺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僧尼参与世俗化的伎乐表演的情形愈加习见;二、供养仪式音乐的戏剧因素逐步增强。以上事实,确立了佛教的通俗化趋向,这对佛教由部派阶段发展到大乘阶段可能存在重要影响,并且也规定了许多大乘经典的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