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诗》影响韩愈诗歌的得失

韩愈的诗学观和诗歌创作受到《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韩愈"称道盛德"的诗学观念和模仿《毛诗》的诗歌创作产生过负面作用,而对其"舒忧娱悲"的抒情理论和抒情诗创作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韩愈俳谐诗述论

韩愈诗歌中,俳谐诗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在古代文人中尚不多见。根据内容及表现方式的不同,韩愈俳谐诗可分为“俳谐诗”和“杂俳谐诗”两种。对其艺术特点作了剖析,并对其写作目的和原因进行了探讨,强调了韩愈个性因素和“诙谐纵谑”、“舒忧娱悲”的诗学观对其俳谐诗创作的影响,肯定了这类诗在审美趣味、题材和表现方式上的创新价值。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上的飞跃

如何认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长期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的问题,追其原因,是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上的理论不彻底.本文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称谓作了分析,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争论"作了评述.对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科学表述作了理论探讨.本文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飞跃.     

方位词“上”的自由与粘着用法

方位词"上"的自由用法表现在上下对举用法,也有可用在动词、介词之后等用法.方位词"上"的粘着用法主要是附在名词和名词短语后,"上"对其是有选择性的.     

汉魏六朝调笑戏谑类俗赋

对汉魏六朝时期调笑戏谑类"俗赋"和相近作品进行了勾稽,对其文体特征进行了分析.这类俗赋以论辩的形式展开,韵诵是其主要传播方式,文体上整齐的节奏、和谐的韵律是这种传播方式的反映.     

胡宏对佛教的批判及其检讨——兼论其对宋代新儒学的意义

胡宏对佛教的批判,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其对佛教的批判,具有理论上的完整性、思想上的深刻性和态度上的理智性等特征.其对佛教教义的把握则表现出片面性、浅显性等不足.如此便使胡宏佛教现在整体上表现出以"偏见"代替"公平"、以"此论"消解"彼论"、以"形下"要求"形上"等特征.胡宏对佛教的批判,不仅务实了儒学的厚度,也为儒学发展开辟新途做出了贡献.     

"省"、"行"之异--从"三纲领"看《大学》和《中庸》之别

<大学>、<中庸>同为儒家经典,是历代学人孜孜不倦以求其真谛的经典之书.二者都从三纲领出发,对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行了极其深刻的论述.但二者在纲领上有重"省"和重"行"的差别,这种在主旨上的差异导致其在儒家思想实践中有着不同的经世之用.     

论中国哲学中的“农夫”与“工匠”

本文对中国传统典籍中的"农夫"和"工匠"作了哲学意义上的阐释.在大量的传统农工对举中,由于受传统农业社会的制约,中国古代哲学家往往坚持"农本工末"的观点.在传统观点中,这"农工差别"却又是相当大的.农夫与工匠在其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心理体验和思想体会是不一样的.农夫体道和工匠用器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这"道体"和"器用"深刻地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和进程.     

评格厄孜的文化观

格厄孜是当代世界上极有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和文化理论家.该文基于对格厄孜关于文化定义的评述,较系统地解说了他的文化观--总体上,是属于实用主义的.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面,他提倡的"无偏见的观察"和"深厚描述"法、对研究成果的解释性说明和隐喻(metaphor),虽受到同行学者的批判,但其意义在文化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     

卑微者的不朽方式——关于《祝福》的心理学阐释

祥林嫂按照道理而活着的命题只涉及人之存在的被动性,即她是具体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而并未彰显其在存在论上的全部意义.事实上,在人之存在的自我构成上,祥林嫂和阿Q是可以平分秋色的,这涉及到被奴役的内部发生学问题.如果说阿Q是存在论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话,祥林嫂则是存在论上的"抑郁症"患者,因为从对压迫性生活的贴附中,她也曾寻找到某种"趣味".其临死前对地狱的追问则构成了<祝福>这篇小说的"亮色".     

道、原道、载道--"道"范畴美学释义

道的根本内涵是周行不已,因此才体现为"道路"或"道理".论文原道,在于把文艺之"文"与造化之"文"一体贯通,使个体人心与天地之心统一、艺术创作的法则与万物生化之道统一.文以载道,在于突出儒家道统所建立的伦理规范,但其中仍然保留了道周行不已的含义和藉言通要眇、从物见几微、在优游涵养中获得道的生机流行活力的思想.     

"实话·秘话·谜话"的传播--以伪满洲国时期的《麒麟》杂志为中心

在中国东北伪满洲国时期曾流行过一种通俗文学样式--实话·秘话·谜话.其大致有"案件聚焦"、"八卦名人"、"服务时局"和"博物探险"四种类型.这种文学样式的出现,有政治上妥协于伪满洲国"文艺政策"的原因,也有商业上迎合市民趣味的原因.但是这种妥协和迎合并没有为伪满洲国所谓的"国策"推波助澜,而是走向了与其无关的不合作之路.在妥协和不合作同时运作下,这种文学样式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     

意义重释:民国文论体系话语的重要趋向

民国文论的体系建构负载着民国学人的历史想象与现实担当,砸破以往即兴体悟式的“私人话语”形态,在全面审视历史与时代的潮流中抒写社会的“公共话语”,发掘民族文化自信,民国文论展现出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恢宏气象。民国学人兼顾中西、古今文论的各自特质,确立文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与视角、探索可行的建设路径和策略,将错综复杂的民国文论现象纳入到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平台,展示民国文论继往开来的文化特质,它可以逐层解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多缠夹日久的学术命题,深远探究文论体系话语言说的基本规律。运用民国史视野来发掘民国文论资源,探究体系话语的言说模式与表达策略,具有范式重构和意义重释的色彩。     

沈从文文学观念简评

本文对沈从文文学观念的几个方面,即"生命"美学观、"文学自由"论和文学功利观作了简要概括,并在现代文学理论史的背景上对其文学观念进行了一定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分析指出沈从文的文学观念同"改造民族灵魂"的基本文学观念的一致性,以及在"湘西价值"坚守下的独特性,从中探索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理论创作的启发意义和深远影响。     

鲁迅、苏童与世界文学中的“重述神话”传统

将鲁迅、苏童的"重述神话"文学创作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才能显示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在西方,"重述神话"是一种自觉而成熟的文学传统.而在中国,"重述神话"不能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传统.鲁迅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奔月》、《理水》,苏童创作了长篇小说《碧奴》,承递了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述神话"的优秀传统,填补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领域的空白,开辟了中国新文学创作一个崭新的方向.     

淡云·微风·清泉 --浅论林语堂的文学主张

林语堂是个颇为复杂的文化人。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很少提及,即使提到,也仅仅是在《语丝》时期略提一笔。其实,他不仅文学创作颇丰,而且在文化理论建设和文化批评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幽默文学”、“闲适小品”、“性灵文学”和“娓语笔调”等文学主张都是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性情之正”说

真德秀的《诗经》评点,以"性情之正"为价值核心,这种文学观渊源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和"重质轻文"的文学功用理论,对南宋末年的文学产生了影响。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朝鲜古代“文体论”的形成及《芝峰类说》的文体意识

在朝鲜古代文论中,涉及“文体论”的内容．相对于中国古代“文体论”来说是比较欠缺的。从高丽中期直到朝鲜朝中期的李啐光的“文体论”,才使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而李啐光的《芝峰类说》的“文章部”,明确地列出“文体”部分．对一些重要而常见的文体都有所介绍或论述。对《芝峰类说》体例上的自觉的文体意识的研究是李啐光“文体论”研究的前沿基础部分。     

论魏晋南北朝的同题共作赋

同题共作属于集体性的创作活动,赋的同题共作以魏晋南北朝为盛,这与当时文学集团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同一命题、相同环境下的创作,及其所固有的切磋品评的创作目的,使同题共作赋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种倾向:一是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上的趋同,二是同中求异的竞胜争高。这种方式的创作对于赋体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和艺术技巧的提高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同题共作赋的文学史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短赋的发展,并加快了多诗少赋的文学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