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音乐剧和中国戏曲的异同

西方音乐剧与中国戏曲都属于戏剧,都是融诗、歌、乐、舞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两者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出现。基于西方音乐剧与中国戏曲这两种表现手段基本相似的戏剧形式进行分析比较,找出两者在艺术表现形式、题材内容、审美原则及音乐创作等方面的异同,以期为中国戏曲与西方音乐剧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革新传统戏曲、发展民族音乐剧提供一些思路。     

中国戏曲成熟的条件

经过至少一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国戏曲综合了文学、表演、歌舞、说唱四个方面的艺术因素,加上社会条件的具备,专业作家队伍的形成,在宋元之际,中国戏曲终于成熟,并一举登上了高峰。     

“花雅之争”与戏曲音乐体制的转型

清代剧坛＂花雅之争＂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中国戏曲音乐体制由曲牌体独擅天下转变为以板腔体结构占据主导,戏曲音乐完成了两大曲体的过渡与交接,中国戏曲由此进入现代化发展历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传统南北曲包含板腔变化的曲牌联套音乐体制,清代京腔带有过渡痕迹的曲牌、板腔兼用体制,清代秦腔成熟的板腔变化音乐体制,及民间小戏逆向发展的音乐体制演变路径,较为清晰地勾画出中国戏曲音乐向现代转化的发展轨迹。     

中国戏曲与《牡丹亭》

中国戏曲最早出现在南宋末年，本文以《牡丹亭》为例，分析了它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它用情来战胜封建礼教；它在中国戏曲史、文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它不但影响了戏剧本身的发展，还影响了其他体裁文学的发展。从这里我们得出结论：中国戏曲的特点是在于突出主要人物，是应用独角戏来吸引观众，让观众通过看戏了解戏剧的情节、人物，并且要提高演员自身的素质。     

中国戏曲的戏迷与票友

在中国戏曲的形成与发展中,戏迷、票友是有别于西方戏剧的独特现象。在旧中国,戏迷与票友都很懂戏。戏迷对戏曲演出的直接评论,票友的下海促进了中国戏曲的繁荣和发展。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展前辈创造的戏曲艺术,在努力培养戏曲演员的同时,还要培养一批懂戏的观众。     

宋元南戏的显在叙事探略

宋元南戏是中国戏曲发展过程中较早的戏剧形态，其显在戏剧叙事的模式已经形成。第一文本的唱辞叙述、念白叙述，和第二文本的科介叙述有机结合，构成了以唱念做打多种叙述手段演述故事的戏剧叙事表演体系，对中国戏曲进程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使中国戏曲成为既可观又可听的艺术形式     

中国戏曲堂会的传播平台及其社会功能

堂会是中国戏曲艺术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其演出的随意性,演出内容的雅俗共赏,深受大众的喜爱。其传播平台主要有殿、堂,私家庭院,搭台子、扎彩棚,茶坊酒肆,戏园子等,传播平台的变迁发展,体现出中国戏曲堂会艺术的表演渐趋发展完善,堂会演出更为唯美和艺术,而观众的审美心态也渐趋成熟。戏曲堂会作为深受大众喜爱和流行的艺术方式,在传播过程中,彰显出其独特的休闲娱乐功能,民间节庆仪式的烘托功能,交际应酬、获取信息的沟通功能,这些社会功能反过来又丰富和促进了中国戏曲堂会艺术的发展。     

中国戏曲为何形成多种声腔

正中国戏曲大多诞生于乡村或小城镇,地域性、乡土性和民间性特征相当鲜明。这,就是中国戏曲为何能形成多彩声腔的原因。中国戏曲多彩声腔发展模式的形成,大致与三种因素有关:其一,封建统治者对戏曲的拒斥。封建统治者以儒家文化为精神支柱,而儒家文化的主要载体是经史文化,经史文化"求真务实"、事父事君的价值取向,同必须有想象虚构而且必然承载民间思想情感的戏曲小     

从中国戏曲艺术的形成看戏曲艺术的综合性

艺术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戏剧艺术产生于大文化土壤并发展、成熟。中国戏曲艺术的形成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它是多门艺术的综合体。当表演艺术、乐曲艺术和民间叙事文学均已发展成熟并逐渐融合的时候,中国戏曲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艰难地孕生和成长着,其丰富的艺术门类是中华古老文明积淀的产物。     

中国戏曲艺术跨文化交流的模式思考——读《谁的蝴蝶夫人——戏剧冲突与文明冲突》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戏曲舞台上的跨文化现象也随之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孙慧柱先生的《谁的蝴蝶夫人--戏剧冲突与文明冲突》入手,深入分析中西方戏剧融合的跨文化戏剧模式,旨在寻找中国戏曲对外文化交流的新途径。     

中国戏曲理论的“戏剧化”与本体回归

20世纪戏曲发展出现"戏剧化"倾向,这种倾向在进入1950年代后表现为斯坦尼戏剧理论的影响,戏曲的程式与表演传统逐渐丧失。其根源不仅来自现实,还可以从诸如李渔的戏曲理论尤其是"结构论"、"非奇不传"论溯因,这些观点与现代戏剧理论颇多契合,这使得人们在理论观念上出现一种误导,放大中国戏曲"戏剧化"作用,使其追求走向极端。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戏曲优秀的作品也都是体现了这些方面的。但除此以外,中国戏曲更重视诗化、诗性和写意空灵。而且所有这些情节、结构、人物塑造最终都变成体现中国戏曲写意和诗性总体原则的有机构成。近年来戏曲创作与理论学术之本体回归,是人们对戏曲发展的自觉和反思,立足戏曲本体,努力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的和原创的戏曲理论体系。     

当代中国戏曲生存状态与出路之探析

作为民族传统艺术,中国戏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其生存和发展受到了电影、电视等新兴艺术形式的严峻挑战。中国戏曲固然应该承担起传播民族文化遗产、演绎民族优秀经典的责任,但也应该创造新的时代经典,将现代生活的新题材融进戏剧艺术形式之中,跳出传统艺术形式演绎老题材的圈子。     

论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萌芽——先秦之“舞”、“巫”、“优”

包括元杂剧在内的中国戏曲是最具有全面性的综合艺术,其构成至少包括歌舞、科白及代言体的故事扮演这几个主要方面。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指出＂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语言、歌唱三者而成＂。这句话概括出了歌舞与动作表演在中国戏曲构成中的重要地位,而先秦时期的乐舞、巫觋歌舞以及优的表演则孕育了后世戏曲表演艺术的因子。因此,研究中国戏曲的发展,可以从先秦＂乐舞＂、＂巫＂及宫廷＂优＂的表演中寻得其发端。     

中国戏曲表演与接受的相生互动性

中国戏曲艺术的形成发展和卓立不群,与中国戏曲的大众性和普及性相关,与戏曲表演者的理论修养及艺术追求相关,更离不开戏曲程式化表演和观众特定审美趣味以及欣赏过程中的全身心参与.     

狩野直喜与中国戏曲研究

狩野直喜作为京都学派的创建者之一声名远播，其与中国戏曲尤其元曲结缘亦深。狩野直喜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从事戏曲研究，用实证之法考查元曲呈现出了京都学派的特点；他的审美趣味和方法，与王国维多有相通之处；他对中国戏曲的兴趣和研究方法影响了他的学生，从而为此后若干年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     

略论明清戏曲四大声腔之流变

中国戏曲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从音乐的角度看,声腔是其主体,因此研究中国戏曲音乐发展的历史,必先研究声腔发展史.在明、清时期,多种戏曲声腔的兴起、衍变和流传标志着我国戏曲艺术进入了空前繁荣和蓬勃发展的时期.通过对明、清两代戏曲四大声腔的流传及其衍变详细的梳理和考证,以期对我国戏曲音乐发展的源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20世纪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的拓荒者——黄摩西戏曲理论批评简论

黄人(摩西,1866-1913)是南社的著名诗人,近代颇多创新成就的学者,但其研究中国戏曲的拓荒业绩,却知者寥寥。究其原因,则在于他初版于1907年的巨著《中国文学史》因国内只有几家图书馆藏有此书,故鲜为人知。而恰恰在这部由中国学者撰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中,摩西对中国戏曲的发展作了言简意赅的论述,对重要作家作品作了精辟的品评。在中国戏曲批评史上有其开创性的意义。     

《琵琶记》与古代曲论的几个重要命题

《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创作方面的典范意义,在理论方面也引发了很多思考。经过考察可以发现,古代曲论中不少重要命题,诸如寓言、怨谱、本色等皆最先与《琵琶记》有关。由此出发,更可全面衡量《琵琶记》及其批评在中国戏曲史和中国戏曲批评史上的重要意义。     

论关汉卿对发展中国民族戏曲艺术的杰出贡献

关汉卿是元杂剧的奠基人 ,他在中国戏曲喜剧、悲剧、正剧和历史剧的创作中 ,全面营造了中国戏曲艺术的典范文体模式 ,为后来的艺术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戏曲的摇篮——汴梁

汴梁具有深厚的剧艺文化传统;北曲以中州调为正宗;宋金中州生活是北曲杂剧创作的核心内容;汴梁与平阳、真定、东平等地共同编织了北曲杂剧早期的流传网。宋金元时期是中国戏曲形成、发展并出现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关键时代,作者从这一意义上论述了汴梁这一“被淹没的戏剧之都”是中国戏曲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