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理查德·尼布尔的"基督与文化"关系类型

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不仅仅是由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而且也由于"基督教"与"文化"这对范畴十分难以界定和把握.理查德·尼布尔在<基督与文化>一书中对基督和文化进行了界定,提出了基督和文化之间的五种关系类型,为深入地探讨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方法上的和思想上的借鉴.     

芥川《南京的基督》：病的隐喻与文化冲突

《南京的基督》是芥川龙之介以中国为题材的一部短篇小说,评论界一般认为此小说表现了信仰与知性的矛盾,但若从深层解读,可以发现,《南京的基督》是一个充满了隐喻的文本,其主旨与知性、信仰等问题并无多大关系,而是隐晦地表现了芥川对现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的反思与置疑,而这又折射出日本知识分子在传统向现代裂变过程中的“怀乡病”。     

康德与《圣经》--以康德早年生活与晚期宗教思想为中心

《圣经》对康德的影响极为深远,几乎贯穿康德思想的始终。对于早年的康德而言,《圣经》教义及其律法主要是借由敬虔教派（ Pietism）通过家庭和学校这两个场合产生影响。康德虽说厌恶课堂上灌输的那种僵硬的敬虔理论,但对塑造着父母良好品性的宗教精神一直抱有好感,且终身念及此事。后期的康德宗教思想主要体现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在那里康德分别从“根本恶”、基督论（ Christology）、教会学（ Ecclesiology）以及末世论（ Eschatology）四个维度细致阐释了他对基督教核心教义的理解,并给予了极具创发性的改造。对此问题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是如何理解《圣经》的,进而加深后世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认知。     

如何在社会调查中更好地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由于西方社会排他性强的聚会性宗教占主导地位,而中国排他性弱的混合宗教更为兴盛,故中国的社会调查运用宗派本位的西方宗教测量工具会遇到遗漏或错分信仰群体等问题。对此,本文从信仰归属、宗教实践、宗教组织成员资格三个维度及这三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上提出中西宗教之差别对问卷调查的影响。通过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尝试神灵本位的信仰测量方案,以及将其分别与该调查前后两轮追踪调查的问卷设计和数据相比较,本文检验及展现了既有测量工具在采集中国人宗教信仰数据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宗教信仰社会测量的建议。     

基督宗教与欧洲浪漫主义(上)

浪漫主义是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大思潮 ,尤其是在近代西方哲学、文学、神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文章追溯了欧洲浪漫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源 ,分析了浪漫主义在哲学、神学和文学上的各种表述方式 ,并指出其与基督宗教思想的密切关联 ,认为它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与理性主义相对应的唯灵主义 ,具有重情感、重主体和侧重神秘思维等特色。文章亦探究了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的联系与区别。     

宗教与信仰的双重社会化——当代中国宗教—信仰的基本变迁

中国宗教与信仰近30年的变迁,始终围绕着宗教与信仰的双重社会化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宗教危机"的社会意义、私人信仰与中国法制建设、宗教消费方式对中国宗教—信仰的影响、"宗教民族主义"的抬头"、执政党信仰"的建构与认同等。解决这些问题,对使"宗教危机"转为"宗教转机"具有重要意义。     

从基督信仰维度对法治的追问

我们正面对的社会危机是整体性的,而这个整体性危机与宗教信仰和法律信仰的丧失有关。真正的法治需要人们对法有至上感、可信赖感、神圣感及对法制之于我们人类的自由幸福有可依托感。但是现实情况绝不容乐观。法律自身如何能被“信仰”?法律自身如何能“至上”?法律自身如何能“神圣”?法律自身如何堪承保障人类自由幸福之重任?法治怎能自我完善?法治的完善不在自身乃在对于超验真理的坚信,只有这种坚信才能使人生发仁爱、公义、责任感、使命感,使人类不仅能够制定良善的法律,而且能够忠心地遵从和执行法律,建立善义的社会秩序,使人们共享公义的生活。法治的完善以爱为它的最高价值目标,但法治本身并不能生产爱;惟有以牺牲之爱成全律法的基督是我们真正的自由之源、爱之源,基督的牺牲之爱能够带给人们仁爱的能力,只有这种爱能够胜过世界短暂的利益之争,法治的所有理想在基督信仰里得以成全。法治与基督信仰的完美联结是我们可以向往美好社会、美好生活的智慧选择。     

社会转型与宗教皈依：以山西基督教徒为对象的考察

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中国一般民众对于宗教的兴趣和宗教皈依现象逐年增加,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基督宗教在民众中的传播、发展及基督教信徒的增长。以山西省为例,据有关部门统计,1999年,山西省基督教信众约26万人,到2002年,基督教徒增加到41万多人。山西省吕梁市1978年有基督教徒500人,1998年增加到3万人,20年间增长了60倍;而临汾地区100多个村,几乎全民信基督教。     

基督宗教与欧洲浪漫主义(下)

浪漫主义是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大思潮 ,尤其是在近代西方哲学、文学、神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文章追溯了欧洲浪漫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源 ,分析了浪漫主义在哲学、文学和神学上的各种表述方式 ,并指出其与基督宗教思想的密切关联 ,认为它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与理性主义相对应的唯灵主义 ,具有重情感、重主体和重神秘思维等特色。文章亦探究了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的联系与区别     

世界的去魅化与人的谦虚及傲慢--世俗化处境中的人与上帝的关系探微

立足于汉语语境,从基督宗教的视阈出发,世俗化并不意味人与上帝的疏远,而意味着人的最为本真的处境。在此情景下,人必须做出抉择,投身上帝,还是置身虚无。     

明末清初陕西的天主教

明清之际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掀起了海外殖民和传教的新高潮,远离中国二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再度回到了中国,陕西成为传教的重点地区。以金尼阁、汤若望、方德望等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运用不同的策略,将向上流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传教和向社会下层民众的传教结合起来,推动了天主教在陕西的发展,使陕西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的传教基地。     

论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国风俗观

为了应对由中西风俗差异而引起的民教冲突,近代来华传教士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风俗的考察。一部分传教士刻意关注中国社会陋俗,然后片面地从社会陋俗定位中国风俗的地位,结果走向了对中国社会风俗的全面否定,其根本目的是企图从社会风俗的角度向中国人灌输"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的思想,以便为基督教的传播制造理论依据。     

利玛窦与明人欧洲观的初步形成

明末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是明代中国人认识欧洲的重要媒介。明人通过利玛窦的中文著译、访谈辩论、书信往来、物品馈赠与展览、修养学识展示以及宗教布道等方式获得欧洲信息,初步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欧洲认识。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利玛窦传递的欧洲信息真实与虚幻同在,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甚至误导了明人之对欧认识,对此应该给予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     

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以长三角地区数据为例

本文基于经典的“世代分析”框架和系统信任研究的“文化论”路径,试图回答：与其前辈相比,出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代在对基督教信任方面有无差异？若有,近代以来影响国人对基督教态度的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在其间是否仍具中介影响？以此会突显民众对基督教怎样的态度变化？文章通过对长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度更高;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在世代与基督教信任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且影响较弱。由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新生代在实现包容性国民精神转型方面的向好态势。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机制——志愿精神与传统慈善文化的融合与超越

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慈善事业，推进慈善文化建设是发展慈善的重中之重。志愿精神作为慈善文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在汲取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精髓基础上，结合自身优势赋予当代慈善文化新的内涵，有益建构了现时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机制。     

基督教在唐代传播之顿挫及其原因探析

基督教 (景教 )在中国唐代的传播历经顿挫 ,这种初传的顺利与惨遭禁绝 ,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此问题的研究 ,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审美文化视域下中日“风雅”观比较

汉文化深深影响着邻近诸国,日本文学在汉语文学的学习中继承、发展。两国在文学之道上都有＂风雅＂观,风雅由中国传入日本后发生了流变,日本沿用了＂风雅＂二字,但并没有完全接受,而是结合本民族的审美意识,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风雅观,与中国重在发挥社会政治功用的中国风雅观截然不同,这反映了中日两国审美意识上的差异。     

中国人的信仰认同模式:以儒教信仰为中心

英语中的“宗教”,就西方基督教而言,是一种制度宗教;汉语中的“宗教”,则不一定指称宗教制度。中国儒教当然不等同于西方语义中的制度宗教,但无疑是一种具有宗教特征的信仰结构。杨庆堃所谓“扩散宗教”的概念,与本文讨论的中国“信仰”,及其在权力秩序和制度宗教之外那种私人、扩散式的信仰认同模式非常相似。为此,本文把儒教的信仰认同模式作为个人信仰与他人信仰、儒教信徒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结果,并以信仰“认同”作为儒教的行动单位,同时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经由对儒教信仰认同规则的考察,讨论儒教信仰及其信仰群体的建构逻辑,进而分析儒教信仰经纬中中国社会的模式及其演变路径。     

从基督教入侵看西方国家对汤加的殖民

19世纪以前,汤加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持续了几百年。然而19世纪以后,在西方基督教的强势入侵下,其本土宗教分崩离析。基督教在汤加生根发芽,奠定了其作为汤加主要宗教的基础,反映了西方国家对汤加的殖民统治。时至今日,汤加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社会领域仍深受影响,基督教已成为当今汤加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