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跨境民族巫文化研究——对腾冲猴桥傈僳族尼扒的田野调查

尼扒是生活在傈僳族地区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一些年纪较大的男性组成,他们平时用自己的巫术为人们驱鬼治病,消灾解难,遇到有人过世就发送死者,节日期间上刀杆下火海,祈福纳祥。在长期田野调查并结合相关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描述了腾冲猴桥傈僳族尼扒的基本情况,内容包括他们的文化、社会功能、现状及其人们对尼扒和巫术的看法、态度等。     

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萌发的文化轨迹

文化是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就蕴涵在“史前”原始文化之中。而中华民族史前文化独特的存在方式、体现形式就是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这也就是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因此，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美”“善”观念正是从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中萌发出来的。     

鬼文化与《牡丹亭》情节的形成

鬼文化包括鬼俗、鬼魂观念、鬼魂巫术等子系统，鬼文化对《牡丹亭》情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冥婚风俗是人鬼恋故事原型形成的基础，鬼魂及地狱观念是“梦”、“魂游”、“冥判”等情节单元形成的基础，画像巫术、姓名巫术等通魂巫术对于“玩真”、“叫画”情节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红河彝族尼苏人占卜述略

红河彝族尼苏人占卜述略龙倮贵红河彝族尼苏人（以下简称“红河尼苏人”）为山地民族，社会生产以从事农耕为主。由于社会历史、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经济、文化方面的诸多原因，皆笃信属于原始巫术文化之一的占卜。红河尼苏人每举动一事，都必须请毕摩或“锁宰”（巫婆）或掌...     

陆九渊文化个性刍议

陆九渊以其心学成就和教育家风范名垂史册，也与其个性总力、人格力量感召后世。陆的文化个性是在与来喜的学术论辩中呈现精彩的。陆、朱之异，是两种文化视点的不同与文化个性的分歧与对立。陆九渊“拗”，甚而至于有点“狂”，成为他文化个性中的一道特色。他不迷信，呼唤并张扬主体意识。换个角度审视陆九渊，他又有“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一面。他严格地要求自己，深恐困粗疏而传谬，导致贻误后人的发生。这种互为表里的文化个性相反相成，在这种互补的关系中，他完善着自己的文化人格，实现了自己“不枉为人”的道德践履。虽然地位不高，职不显，业绩上也无皇皇巨著或烈烈轰轰的政绩可言，仅只是蛰居山曲，授业解惑，却步入了史册中的辉煌。     

中国化身型虎故事的母题阐释──中国虎故事类型研究之二

中国化身型虎故事由两大核心母题构成,即“虎皮”母题和“虎文”母题。其中“虎皮”母题展示了下层文化主体投射在人生旅程中的祈福心理与巫术效应;“虎女”母题则呈显出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的畸要审美和生殖崇拜心理,透视了我国古老文化元素不朽的生命魅力与深远意义。对化身型虎故事的母题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中国虎故事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傈僳族的传统道德思想中央民族大学

论傈僳族的传统道德思想黄昌莉傈僳族在自己悠久的历史中，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而其传统道德思想则是傈僳族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它在傈僳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中起着直接的规范性作用，同时也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统一的道德思想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傈僳族人...     

关中“抑商”文化“大爆炸”——秦文化史再解

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中华大一统之基，同时，它也是源自关陇黄土高原的抑商文化取代重商倾向的“大爆炸”，种下了中国近代落后的经济体制基因。他的“焚书坑儒”，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同时，也体现着与抑商倾向相呼应的专制型地域文化特色。     

浅谈when,which的特殊语法作用和翻译

when和which在英语学习中有多种意义的解释，when除了用作名词或代词外，通常被用作疑问代词或关系副词，译为“什么时候”或“当……时候”，“尽管”或“虽然”，“既然”，“由于”或“因为”，“一旦”，“如果”，“正当”，“每当”，“当……之后”，wich用于非限定性定语从句时，可据上下译为“从而”，“但是”，“因为”等表示汉语中的状语，本对when和which特殊的用法和翻译作了一些介绍。     

关于希腊语动词eimi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本文不同意将希腊文的系词eimi和aletheia都译为“是”与“真” ,认为这不仅混淆了语言和逻辑上的being和truth与哲学范畴的Being与Truth ,而且忽视了希腊文eimi本身的多词义功能。文章主张回溯到巴门尼德的“hodos”(求真之路 ,学问之途 )上 ,首先弄清前巴门尼德时期语言层面上的eimi,einai,toon ,ousa,然后研究从语言框架中的being到哲学范畴的Being的过渡 ,为此还要同时研究体现希腊哲学演化的相关范畴 ,如arche(本原 )、logos、physis、nous(心灵 )、noema(思想 )、arete(德性 )等 ,最后还要历史地考察阿拉伯学者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从语言学层面考察 ,汉语中的“是”无法显示eimi本身拥有的“有”、“在”、“存在”、“能”等词义 ,也无法在汉语语法中表现它的不定式、动名词及各种时态、语态的特征 :从哲学层面考察 ,译为“是者”虽然照顾到了同希腊系词的关系 ,但无法表示巴门尼德以来Being的本体化趋势。同样 ,也不可用语言和逻辑上的“真”取代哲学上的“真理”。哲学上的aletheia ,truth以“真”为前提 ,同时要求内涵深层的哲理。     

试析“天人合一”观对发展未来体育的作用

“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对人与整个客观世界关系的独特看法，它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和丰富的内容，曾深刻地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并孕育了独放异彩的中国古代体育的繁荣。从发展的观点看，“天人合一”观在总体上与人们追求未来体育和谐发展的趋向也是一致的。因此，在回顾历史、探索未来体育发展的同时，对“天人合一”观的积极开掘是非常必要的     

基督教信仰中的社会性别构建——以怒江娃底傈僳人为例

［摘要］盖尔·卢宾曾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概念，用此概念考察基督教信仰对娃底傈僳人婚姻过程、性和性别关系的影响得知，基督教与娃底人在“性/社会性别制度”上存在互动与共存关系，这为傈僳族社会的发展建立了内在基础。同时，在“中秋会”和逃婚过程中，娃底傈僳人还表现出制度化行为的特征，这表明娃底社会存在着“性/性别平衡机制”，这一机制是基督教信仰下傈僳人社会性别构建过程的基础。     

从功能对等看《道德经》中“名”的英译——以Arthur Waley，D．C．Lau，VictorH．Hair三个英译本为例

近年来的“老子热”使老子的《道德经》受到世人瞩目,被国内外译者竞相传译。各译者对“道”和“名”的翻译差异较大。“道”作为老子哲学的核心,有着深厚的底蕴内涵。“名”是“道”的外在体现,也是老子哲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代表性的ArthurWaley、D．C．Lau、VictorH．Mair三个译本将《道德经》首章中的“名”英译为name,未能完整贴切地体现出“名”的深刻内涵。本文从功能对等的角度分析“名”译为name的局限性。     

云南尼苏人“花灯”的学校教育传承初探——以蒙自市永宁尼苏人村寨为个案

云南尼苏人“花灯”是云南省红河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以蒙自市永宁尼苏人村寨为个案,从传承百余年的永宁尼苏人“花灯”的教育传承现状出发,对尼苏人“花灯”引入学校教育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构建尼苏人“花灯”特色课程体系、培养具有尼苏人“花灯”知识的师资队伍、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传承尼苏人“花灯”和开展尼苏人“花灯”特色文化课外活动等思路,以此助力尼苏人“花灯”的传承与传播。     

奇异之城，奇异之事

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经典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古人有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也就是说，你学最好的，充其量也就能有个中等水平。如果取法乎下，那就等而下之了。所以，我们读书，就应该挑最好的读。最好的书是什么呢？经典。所谓“经典”，就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著作。而且，它的意义和价值还是永久性的。什么叫“经”？     

闻一多和《九歌》研究

闻一多的《九歌》研究 ,将传统“小学”考据方法与西方文化人类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认为《九歌》作为文化典籍在其流变中经历了由“神话”到“经典”、由“宗教”到“艺术”的发展 ,这是一个从以娱神为目的的巫术礼仪 ,到礼乐教化的歌舞仪式 ,从“祭坛”到“舞台” ,从“祭仪”到“戏曲”的文化史演变过程。由闻一多《九歌》研究开辟出来的人文关怀视野和舞台美学的感悟和领会之途 ,在《九歌》和《楚辞》研究史上功不可没     

《诗经》“薪”意象与婚爱关系的文化解读

“薪”是先秦时代一种重要的婚姻聘礼。它在《诗经》中不仅显示其作为聘礼的功能，更多的是由此引发出诸多相关的喻义，如以析薪伐薪来表达性爱，比喻求偶，以束薪代表妻室，比喻男女合和与夫妻关系牢固等，从而成为婚爱的隐语。而这与上古人民的植物崇拜、巫术崇拜、社会生活实践等有密切关系。     

“纳瓦尔尼”事件的国际法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纳瓦尔尼”事件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面临的重要难题。一旦禁化武组织认定俄罗斯对纳瓦尔尼使用了“诺维乔克”，那么俄罗斯就违反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义务，俄罗斯政府也需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纳瓦尔尼”事件对中国有两方面的启示意义，一是要重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二是要灵活运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程序规则。     

晚生代:二十世纪最末与 二十一世纪最初的一代

“五四代”代表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历史，“知青代”则浓缩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历史，“晚生代”的异军突起，正是中国新的一代诞生的文学上的标志，其灵魂也确实深深地打上了异质社会的烙印。学术界有勇气正视他们是“五四代”、“知青代”之后的又一“代”吗 ?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