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价值之惑

当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价值标准的确立。目前出版的两部有影响的文学史分别代表了学术界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和价值立场。有人认为文学史应当采取一种客观、冷静、中性的立场,尽量"还原历史情景"而不作价值判断。但是,文学研究的性质不仅要求文学史写作者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而且要求研究者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作用,对文学现象和作品作出价值评判,因此,只有站在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才能发现以往文学史所不能发现的优秀作品,才能找到文学作品潜在的意义与价值。     

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价值之惑

当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价值标准的确立.目前出版的两部有影响的文学史分别代表了学术界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和价值立场.有人认为文学史应当采取一种客观、冷静、中性的立场,尽量"还原历史情景"而不作价值判断.但是,文学研究的性质不仅要求文学史写作者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而且要求研究者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作用,对文学现象和作品作出价值评判,因此,只有站在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才能发现以往文学史所不能发现的优秀作品,才能找到文学作品潜在的意义与价值.     

方法、眼光及文学史建构

文学史观研究是一项既强调理论性又离不开文学史写作实践的综合性工程,它要求探讨者从现象着手时必须进行逻辑的提升,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出富有规律性的见解。本期本专栏的两篇笔谈便是从实际出发而又以发现规律建构文学史观为目的的综合性讨论。何锡章提出了文学史分期与价值立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古代"、"现代"、"当代"这种文学史的分期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误区,它不但人为地割裂了时间的连续性,而且弱化了文学评价的美学尺度和内在艺术自律,使文学外在他律研究成为主流。通过反思多年以来文学史研究的道路,他呼吁文学史研究应该回到人的价值,也就是要以现代中国人的价值目标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立场。这是文学史研究价值立场的真正合理选择,是保持文学史研究意义的本原所在。李继凯的文章进一步强调了方法与眼光对文学史观建构的决定性意义,他总结出了三种具有启发性的"眼光"要求,即与综合性或宏观研究方法相适配的全局性眼光,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相适配的比较性眼光,与发展观或未来学方法相适配的前瞻性眼光,认为只有实施这样学术层面的"三种眼光",才能有助于建构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史。     

文学史分期与价值立场

文学史观研究是一项既强调理论性又离不开文学史写作实践的综合性工程,它要求探讨者从现象着手时必须进行逻辑的提升,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出富有规律性的见解。本期本专栏的两篇笔谈便是从实际出发而又以发现规律建构文学史观为目的的综合性讨论。何锡章提出了文学史分期与价值立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古代”、“现代”、“当代”这种文学史的分期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误区,它不但人为地割裂了时间的连续性,而且弱化了文学评价的美学尺度和内在艺术自律,使文学外在他律研究成为主流。通过反思多年以来文学史研究的道路,他呼吁文学史研究应该回到人的价值,也就是要以现代中国人的价值目标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立场。这是文学史研究价值立场的真正合理选择,是保持文学史研究意义的本原所在。李继凯的文章进一步强调了方法与眼光对文学史观建构的决定性意义,他总结出了三种具有启发性的“眼光”要求,即与综合性或宏观研究方法相适配的全局性眼光,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相适配的比较性眼光,与发展观或未来学方法相适配的前瞻性眼光,认为只有实施这样学术层面的“三种眼光”,才能有助于建构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史。     

哲学诠释学的效果历史意识与文学史的诠释学意识

文学史写作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具有一种深刻的文学史意识.已有的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着效果历史意识的缺席.哲学诠释学的效果历史意识与文学史的诠释学意识的关系表现为:文学史的对象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文学史作者的意识是一种历史性的意识;文学史写作的视域是一种历史性的视域.文学史不只是以史研究史,更重要的是以一种历史性的、开放的文学史意识理解、诠释和建构文学发展的历史,阐发文学史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     

叙事传统与中古史传文本的文学史研究意义

本文以如何面对传统为议题,探讨史传文本的文学史研究意义。在传统文学史学的谱系里,史传文本是文学观念的一个风向标。史家采摭诗文入传提示我们,传记文本自身除了具有文学价值以外,还具有文学史和文学观念史层面上的研究价值。史传中的文学史图景渐次清晰,文学史家本着当代书写理念的某一种叙事话语可以从中采撷资源展开重构,文学图谱就会愈加清晰,在文学传播场域中也会渐次形成新的书写维度。在文学考古中如何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成为一项学术使命,只是这里的"重绘"很难复现过去的文学图景,只是以现代学人的学术理念来更新既有的文学史图景,文学地图的重绘是学术全球化视野下的必然选择,也能够体现出重绘者的叙事能力。     

论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方法

开创21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除了转换思想观念以外,改善学术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文学史研究不应该先有成见,然后去演绎这一成见,而应该先弄清曾经发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以及所以发生这些现象和事实的原因,然后才能正确地评价其意义和价值,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文学史研究所要做的工作首先应该是朴学的工作和史学的工作,然后才是文学的工作和美学的工作.鉴于当前的文学史研究太重成见,太多想象,因此,在文学史研究中提倡历史实证的学术方法尤为迫切和必要.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社会

从一定意义上说 ,每一部文学史著作都是一个过渡性文本。因此 ,对于研究主体来说 ,文学史具有广阔无垠的空间 ,有一种永恒的潜在张力。所以反思规范与挑战规范正是一个文学史教学与研究者的天然使命。本文通过文学史的构成、重写文学史从呼唤到实验、回归文本与名著重读、追寻文学史的心灵史意味、倾听民间回声、夹缝时代、世界文学史格局中的中国文学史、当代意识与学院派批评的建构等多视角阐释 ,申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文学史观念 ,强调文学史家在一定意义上应是思想家 ,他的历史思考应与现实思考水乳交融。而对于文学史研究者来说 ,尊重文本乃是第一要义。因此 ,作为寻求文化现场的文学史研究应到作家的心灵文本中去勘察     

“他者”眼中的鲁迅形象——以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为考察中心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等人较具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中,建构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类”形象。与传统文学史家不同,他们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趣味。经过“他者”的多角度阐释,鲁迅形象得以不断增值,从而呈现出多副面孔。鲁迅形象的多样化描述,反映了鲁迅本体蕴涵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同时,我们必须全面审视海外汉学的研究视角,以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来辨析其中的洞见和谬见,惟有如此,鲁迅研究才可能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     

新诗“进步”的文学史呈现

作为"第二个十年"新文学史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诗的文学史呈现以"进步"为基本逻辑展开。受知识、视野、观念等诸多因素制约,不同史家对新诗发展描述相互影响和借鉴,从而使新诗表现出叙述的类同性,当然也不尽相同。进步成为新诗叙述的逻辑前提,同样体现在文学史评价方面,评价的"进化焦虑"说明"进化"本身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公共话语。建立在个人感性认知基础上的新诗微观史还原了"进步"话语面临的困境,证明新诗史是叙事学编码的想象结果。     

试论清代戏曲、小说对文学史观的贡献

如何正视小说戏曲取得的成就 ,扩大文学史的范围 ,是清代文学史家面临的课题。金圣叹用“才子书”梳理出新的文学史线索 ,表现了他的超前意识。其他人则从艺术叙事手法上 ,指明《三国演义》较《史记》进步。王士礼真则提出“双轨制”的价值标准 ,焦循的“文体代变”详细论述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它们为后来的文学史观“现代化”作了铺垫。     

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中国文学史著作甚多,对于文学史问题的认识颇多分歧意见。如果就文学史最基本的性质问题,围绕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这一至为简朴也至为根本的原则,从不同层次进行辨析、论述,那么可以认为文学史具有史学的品格,文学史是文学研究的分支,文学史是建构的。     

文学史:现状、问题与思考

文学史在近代以来的大学文学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发展的某种不平衡性,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从20世纪初第一部文学史问世,到21世纪初琳琅满目的各类文学史的繁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其中所经历的曲折与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正在成为一种历史的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文学史的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关系,都还有不少问题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探索,比如文学史研究如何走近历史,灵性、悟性、文学性与文学史写作及教育的关系,文学史教学与文本阅读问题,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文学史格局,等等,而所有的思考与探索,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及其文体形态的演化

西周以来的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德治＂主义的构建促使了重言、记言传统的形成,由此自西周以来出现了大量的语类文献。＂语＂在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它载录的是＂善言＂;从文体形态方面来说,上古语类文献主要包含言、语、事语这些类型。由于这些文体形式是历时性生成的,所以它们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及其生成方式是不同的,整体上来说,这些文体形式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史官群体其自身社会地位与传史方式的变化。     

不在场主体的遮蔽——关于文学史主体界定的思考

对文学史主体及主体性的界定,可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认识到文学史内涵的双重性特征;其次认识到文学史研究的过程性特点;再次从文学史研究的过程性特点出发来阐述文学史主体的特性。这样,文学史主体并不是单单主体性所能涵盖,而应该呈现为主体间性的特点。     

敢纳须弥芥子中——《中国文学简史》前言

追溯中国文学的历史流程,不能不瞩目于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千汇万状的优秀作品:作品映现出特色,特色凝固成传统,传统又沉淀为历史。追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进程,则不能不期望:未来的"大文学史"除了应当兼有独立的学术品格、独特的学术构想和独到的学术视野外,还应当具备涵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的全新体系。这就必须从纵横两方面加以拓展——"纵"能思贯古今,勾勒出文学兴衰因革的轨迹;"横"能视通中外,映现出文学源流正变的脉络。     

张资平：在“历史情境”与“历史叙述”中

在现代文学的"历史情境"中,许多研究者都将张资平与郭沫若等并称"创造社"四大金刚",而在文学史叙述中,张氏却始终无法摘去"三角恋爱作家"、"汉奸文人"的帽子.这之间的巨大裂痕,原因主要有三1.权力叙事干扰了文学史家的独立判断;2.道德至上的历史伦理观,影响了文学史家的公正评价;3.文学史研究未能把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文学生产、消费系统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们还应该有一部全面考察文学接受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