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抗诉制度改革研究——以刑事诉权理论为切入点

刑事抗诉权是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而请求法院重新审判的权利,其本质属性是刑事诉权而非法律监督权.现行刑事诉讼法将刑事抗诉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不利于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维护法院判决的稳定性.从诉权的角度解构刑事抗诉权,应当明确区分检察机关对未生效判决的上诉权和对已生效判决的抗诉权,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建构.     

论构建我国检察机关民事公诉制度

民事公诉制度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针对部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权利的民事案件提起的诉讼.该制度已在世界很多国家的法律中确立,然而在我国立法上还没有关于民事公诉制度的明确规定,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公共利益无人保护的局面.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在立法中构建我国的民事公诉制度.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性诉讼的可行性分析

面对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及价格违法等公益违法行为得不到正确处理的现状，笔者认为，应当使检察机关成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要主体。因为从理论和现实上分析，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     

论刑事被害人诉权

刑事被害人诉权以刑事被害人“因何可以进行刑事诉讼”这一命题为研究对象,它是刑事被害人具体诉讼权利的基础和抽象概括。研究刑事被害人诉权的历史沿革,揭示其发展趋势,并从诉权角度对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进行重新审视和对我国刑事被害人具体诉讼权利的配置提出独到的见解,使之更趋科学、合理。     

重构我国刑事公诉撤回制度的思考

撤回公诉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撤回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的公诉案件的诉讼活动。我国现行刑事公诉撤诉制度存在着立法规定缺失,撤诉性质、事由不明确,撤诉时间规定不合理,撤诉后的处理及处理程序不明确,对撤诉的制约不力,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保护,撤诉后重新起诉条件不严格等缺陷。重构我国刑事公诉撤诉制度的基本思路是:立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撤诉权,明确规定撤诉的理由和方式,规定撤诉的时间、效力及重新起诉的条件,强化撤诉的制约监督机制,加强对撤诉过程中当事人的权利保护。     

在交互中融合: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考察

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人"与"公益诉讼人"之身份有所重合,其中蕴含着公诉权力涉猎领域蔓延和公力救济保护范畴扩张的双重机理,表现在权力界度、诉权顺位、对审关系及司法救济门槛等多方面。回归检察机关的公益属性地位,并将这种特殊程序视作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对过去公益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反制,从而在"公益诉讼人"主体明示、能动性诉前程序构建基础上,实现民事公益诉讼对于刑事诉讼的形式依附和实质独立之融合。     

审前阶段刑事诉权研究

刑事诉权在两大法系审前程序的发展既有个性也有共性。其个性在于迥异的诉权发展模式。在大陆法系国家遵循的是“建议型”诉权模式，在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是“处分型”诉权模式。两种模式本身并无孰优孰劣之分，模式的形成是源于两大法系对刑事诉权的保障阶段和保障理念上的差异。我国应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并结合自身国情适时将诉权理论引入刑事诉讼审前阶段。     

检察机关对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提起民事诉讼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迫切需要建立相应的司法保护机制。各地检察机关的积极实践，一方面对防止国有企业资产的进一步流失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突显了目的的正当性与手段的违法性之间的冲突。而在国有资产保护领域建立民事公诉制度是现实的需要。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难点与对策探析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倍受社会关注的同时,也面临着法律依据不足、司法资源短缺、震荡三权内在平衡、影响司法公平公正等难题。为此,检察机关一方面应以提起国有资产流失案件诉讼作为公益诉讼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另一方面应推动立法机关修改现行相关法律,并最终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诉讼法》,使检察机关走出提起公益诉讼的困惑。     

诉权理论导入我国刑事诉讼体系的必要性

诉权理论导入我国刑事诉讼体系与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入息息相关。分析诉权理论导入刑事诉讼的必要性对于建立我国的刑事诉权理论体系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诉讼核心的转变、人权保障的强化和诉讼研究体系的创新等角度来看,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导入诉权理论十分必要。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探析

本文在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诉讼主体资格、赔偿范围进行探讨后,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人、被告人并非仅限于被害人、实施侵害行为的人,而从广义去理解,更符合我国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实质和精神;人检察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地位界定为法律监督者身份;赔偿范围不仅包括物体损害赔偿,而且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论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依法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不仅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可行性,而且也具有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其对缓解"执行难"、遏制"执行乱"具有重大的意义。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要遵循依法、谦抑、程序保障等原则。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并就监督范围、监督方式以及检察机关的监督职权等内容作明确的规定。     

未成年犯罪刑罚适用之探讨

犯罪低龄化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如何治理未成年犯罪成为世界各国刑法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结合我国刑典的有关规定,对争议颇大的从宽处罚、缓刑、累犯、附加刑、非刑罚处理等问题,进行严肃而又积极的探讨,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的未成年刑罚制度。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初探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是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我国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受到很大制约。本文通过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生成和发展的解析,探求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与当代民事诉讼原则的内在关联,试图从比较法的角度寻求理性构建和完善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调节检审关系。     

关于检察权性质的思考

关于检察权的性质,目前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行政、司法双重属性说和法律监督权说四种观点。它们各有特长及不足。将检察权定性为独立行政权能科学地推进检察机关的改革。     

审判独立与抗诉监督制度的完善

司法公正需要审判独立和对审判权实施监督两方面的共同支撑。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司法现状,检察权对审判权的监督必不可少,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统一。在改造抗诉监督制度时,必须坚持“不损害独立审判权”的底线,把抗诉理由的标准由“确有错误”修改为“认为有错误”,把抗诉范围限定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案件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案件,并对抗诉期间和抗诉次数作出严格限制以维护审判结果的终局性和权威性。     

论群体性媒体侵权案件的诉讼模式

群体性媒体侵权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受众的公共利益,而现行的诉讼制度不利于有效地保护这些公众的利益,因此应该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由检察院作为原告,对群体性媒体侵权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经费由检察院支付.在损害事实的认定上,可以分为经济利益的损害和精神利益的损害.可以告知受害人在一定期限内主动登记,然后根据登记人数和损害程度,凭借有效证据补偿受损权益.     

进退两难:相对不起诉制度之博弈分析

相对不起诉制度是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免予起诉制度废除后的产物.从10余年的司法实践过程来看,相对不起诉在检察机关应用较少,主要是体现了检察权对审判权的谦抑.从该制度最初的功能设计分析,相对不起诉是为处理刑事案件作适当分流而设计的,它应该是解决刑事案件中利益冲突的途径之一.长期的实践表明,该制度面临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导致相对不起诉制度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从保护被害人权利来说,完善相对不起诉制度,使之成为刑事案件中利益冲突解决的正式途径,应该是新的刑事诉讼修改的一个重要内容.     

论再审检察建议的制度化

再审检察建议业已成为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生效判决实施法律监督的一种常规方式,其意义体现在矫正了抗诉案件集中于高层级检察院所引发的失衡,使法律监督的结构更趋合理。修订之前的《民事诉讼法》缺乏对再审检察建议的规定,相关立法层次较低,协商性立法以及实践中的协商性法律监督大行其道。法律监督的实效性受到很大影响。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是再审检察建议实现制度化的良机。立法还应明确规定再审检察建议的启动、制发程序以及再审检察建议的效力等,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严格依法监督也是实现再审检察建议制度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论职务犯罪初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职务犯罪初查权是指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审查的权力。在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中,初查权是监督制约机制最为薄弱的环节,主要表现在：举报运行模式不合理,初查权行使主体、监督主体分散,举报人、控告人的权利监督缺失等。完善初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路径是：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初查权,明确权力分工,合理分解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使控申部门、侦查部门和侦查监督部门之间形成合理的内部权力制约机制,进一步加强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制约,强化举报人、控告人和人民监督员对初查权的监督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