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     

"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天津

“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 ,逃亡海外的梁启超提出的文学变革口号 ,这两个“革命”作为维新派在 19、2 0世纪之交发动的整体性文学变革的组成部分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其最初的孕育、发生 ,是与天津分不开的。一　　“诗界革命”的口号 ,最先出现在 1899年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一文中。他提出诗界革命的原则是“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语句 ,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在此后的《饮冰室诗话》中又举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为“近代诗界三杰” ,作为诗界革命的样板。可见实际上早在口号提出之前 ,以革新诗的意境、语…     

"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的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论、著有唐小兵编辑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１９４２—１９７６）研究》，洪子诚的《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这些论著或论文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等并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文化形态。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并不是“前现代”或现代化“倒退”的产物，而是现代性文化的另一…     

意识形态与"左联"的信仰系统构成论

20世纪中国文学史面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一特殊文学团体时,因习惯于社会政治学和纯文学两个极端的思维和认知,遮蔽了它许多丰富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它身上鲜明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其特征也不是单纯的主流政治话语,它是一种整合的意识形态文化概念,是一种政治革命信仰体系依附文学精神主体幻象的特殊形态。本文旨在通过“左联”文学社群政治与文学胶合的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构成分析,来贴近和认识“左联”这样一个繁杂群体真实的本体世界。     

日常生活平庸性的回应——"新世纪文学"的一个侧面

当前的“新世纪文学”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新文学”实现了超越,一是对文学直接投射“现实”的可能性的反思,并导致了对于文学复杂性的再认识；一是关注现实生活的具体性,致使一种日常生活的特色开始呈现出来。这两种文学走向都是对当下历史境遇的投射和反映。但这种反映也凸现了一种持续的困扰和焦虑,即如何面时日常生活本身的平庸性问题。这种时日常生活平庸性的感受,正是当前境遇下文学的典型表征。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及“新少年写作”等文学现象中,显示了这种日常生活的平庸性所带来的新困扰,而对这种平庸性的焦虑与不安仍然是新语境下文学写作的基本主题之一。     

文学启蒙与性别困境——对十七年文学女性形象的背景分析

肇始于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文学对女性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相对独异的时期,它一方面担负着某种“无性化”的指责,另一方面则以众多的革命女性形象塑造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传统,使一种“新社会意识”真正走向广大农村。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在“革命”文化的背景上来考察“五四”启蒙主义与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启蒙的关系,因为当革命话语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信念时,反而使性别问题更见突出。一女性成为革命作家的叙述中心并不是从十七年文学开始的,它在４０年代的战争文学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表露。钱理群在《“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     

时间的意义--"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时间维度

“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在时间方面的规定性按照以下过程展开:将线性时间意识引入叙事;由此,这一时间意识内含的进步信念得以确立,并在叙事中表现为强烈的时间焦虑;进而,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超越时间的目的。“十七年”文学的上述意识逻辑使之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文学终结"论的中国解读

“文学终结”论在中国的形成 ,其蕴涵存在着价值论的迷失。电讯时代与文学终结论有着复杂关系。“文学终结”论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症候式阅读”的理想文本 ,细细解读 ,将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学生态进行更具深度的思想体察。     

民族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

民族形式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意味”可以从当时占主流的有着文学“性质”的两种题材（即农村题材小说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替代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叉的“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手法中见出,它是新民主主义文艺“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也是苏联文艺“中国化”的过程。     

萧红小说与"五四"文学传统

左翼小说家萧红从"五四"文学传统中吸取了艺术营养,把国民性改造的主题与左翼文学的革命叙事结合起来,将女性的立场贯彻到社会革命的题材中,创造了一种融细腻写实与温婉抒情于一炉的小说风格.萧红的经验,有助于人们反思左翼文学的成就与不足.     

平衡与差异:五四时期中日文学交流史论

中日两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五四时期中日文学交流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交流双方鲜为及时地介绍对方同时代的文学。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介绍日本近代文学时带有清醒的功利性目的 ,日本译介中国新文学时则忽略社会的功利价值而注重从文学角度看待五四新文学。由于中日两国这一时期文学自身的现代化变革都已完成 ,双向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交流局面也便开始形成     

创造社与十九世纪末欧洲文艺思潮

创造社作家留学日本期间,普遍对19世纪末欧洲文艺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文艺观的形成和文学创作上,他们都受到了19世纪末欧洲以唯美主义为核心的文艺思潮的诸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新浪漫主义文学观。     

五四文学革命与留学生教育

五四文学革命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极大成功 ,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大都在国外接受过西方式的现代教育。西方现代教育赋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全新的文化视角 ,使他们能够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对中国现代文化变革进行深刻的反思 ,从而促动了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历史进程     

《诗经》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

出土文献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字的考证训诂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在出土文献研究中引入文学解读方法,可帮助厘定出土文献与已有资料的异文考辨。此外,出土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在治学方法上都注重文化背景,出土文献研究借助文化考察对文字作出新的训诂,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空间。     

出土文物(文献)与中国美学史

出土文物器皿和出土文献资料所蕴藏的文化—美学含量,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物(文献)的新成就,实证性地为中国美学史的"新学问",提供了"新发现",使得研究者重新面对和考量已有的对象和结论。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所阐释的"三类比较论",对于近、现代宏观学术理念和方法论具有崭新的意义。地下和地上,出土和传统,文献和实物,或互证,或反证,或补证,其近缘关系,为深刻意义上的现代学术转换亦即历史维度—审美维度的价值重构奠定了基础。出土文物(文献)从多方面对中国美学史的基本经验产生早期积淀,形成诸多审美原则,从而在审美的普适性上泽被深远。     

新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史写作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三种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思潮:一是蕴涵着政治反拨、人的觉醒和文学独立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二是在现代化和现代性诉求下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三是1990年代后适应经济转型而出现的市场化或世俗文学思潮。文学思潮的活跃不仅带来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观念的更新,也使文学史的编撰从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的属性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开放和包容的世界眼光来架构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框架,使得文学史的书写更加全面、客观和真实。然而,有的文学史也出现了有意淡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世俗化文学过分强调和过度阐释等偏颇。     

不自觉的分歧、错位与湮没——“新世纪文学”命名之争分析

关于＂新世纪文学＂研究的论争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在有关＂新世纪文学＂命名的论争中,＂新世纪文学＂建构者阵营中存在着较大的学术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提倡的原因、概念的界定以及文学特征的概括。学术界对＂新世纪文学＂命名进行批判的时候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错位＂现象,基本上没有意识到＂新世纪文学＂建构者阵营中的分歧。     

呼唤崇高--21世纪文学精神的价值取向

崇高既是一种美学形态,又是文学追求的一种境界.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崇高"的美学意蕴在新时期文学中逐渐消隐了.消解崇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学精神的萎顿.新时期文学崇高的消解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21世纪的文学精神应秉持崇高的品质,有作为的中国作家应树立政治良知,崇尚道德操守,肩负历史理性,在对历史、文化、社会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上,塑造出崇高的文学艺术形象来.     

重估现代女作家的出现——以新文学期刊(1917-1925)中的女作者创作为视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入学堂学习的女学生迅速成为了新文学杂志的重要作者,在女作家成长的过程中,新文学期刊及其主办者、编辑者的帮助和扶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女作者们借助现代出版的平台走向社会,走向读者,以集体的方式浮出历史地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     

文学理论:不断扩展的边界及其界限

近年来 ,对文艺学学科进行反思的声音逐渐增多。应该说 ,这种反思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富有建设性的。因为只有通过反思 ,才能回过头来看清楚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否正确 ,是否存在着一些失误 ;我们应该扬弃什么 ,坚持什么。在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中 ,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这很正常。正因为有了不同的意见 ,这些意见又处在了相互的交往与对话中 ,才有利于对问题的解决 ,有利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我们希望这样的讨论继续下去 ,深入下去 ,也希望文学理论界更多的学人参与进来。文学理论的“越界”问题就是这次反思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些中年学者认为 ,由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和“文化研究”时代的来临 ,文艺学应该“越界”、“扩容” ,应该把文艺学的对象扩大到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上。这样 ,他们就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关注。还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们承认文化研究有其合理的因素 ,也可以借鉴文化研究的方法 ,但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文学而不是其他 ,因为文学并没有终结 ,文学依然活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讨论 ,能使人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 ,作出慎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