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像姐姐那一家子

赞美姐姐(波兰)维·希姆博尔斯卡我姐姐不写诗,看来她也不大可能突然有兴致写诗。她像婆婆一样,她不写诗她像公公一样,他也不写诗。在我姐姐家里我感到安全:没有什么可触动我姐夫写诗。而虽然听起来有点像亚当·马切东斯基的一首诗,但我的亲戚们确实都不写诗。     

"种"诗的农民

他是农民，意外事故造成身体残疾，致使他不能种地。于是他改“种”诗，已收获近千首。他痴痴写诗，不仅为了自己的理想，也为年迈的父母。他的名字叫沈建。     

谈民间文学走向世界

在解放初期,我是由于工作的需要,组织的分配,参加了民间文学的工作。从前我也不是搞民间文学的。学生时代,我喜欢写诗。那时候,我是学经济学的,并没有学文学。我进入文艺界是很偶然的,当然也还是由于个人爱好。对于民间文学,虽然搞了这么多年,研究工作做得不多,主要是做了一些组织工作。因为我们中国的民族很多,民间文学非常丰富,需要组织搜集、研究。最基础和最大量的工作还是搜集和抢救,研究是建立在搜集成果之     

译诗的原则

我因为喜欢读诗,所以喜欢写诗,也喜欢译诗。读了不少译界前辈的译诗理论,确实受益匪浅。然也终有疑惑。因翻译界前辈各自成一家之说,诗当如何如何译,诗当又如何如何译,众说纷纭。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我想,诗歌翻译有一条大家都可遵循的原则吗?本来,作诗者情之所至,信手写来,如行云流水,无迹可寻。因此,作诗法之类的东西想来是不应有的。但作为诗歌翻译,却是一门科学,应是有迹可寻的。于是我想,译诗原则之类的东西应该是有的。     

先坚持一段时间

除了实习,我们学生出去做兼职,父母和长辈也不一定会同意。曾有长辈对我说:“找什么兼职呀,你的零用钱又不是不够,还不如待在家里好好看书。”于是一份即将开始的兼职,就这样“吹”了。其实十几岁后,很多事我们应该自己做决定了,而不是一味地接受父母的安排。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人并不能代替“我”来做决定。针对本期“新近热议”提出的问题,我觉得要分两方面来看——其一,这份实习工作自己非常喜欢,那么即使工作地点离家远、工作起来辛苦,     

晚年快乐如诗

原来工作忙碌惯了,突然离开多年从事的工作岗位很不习惯,想想闲着也不是办法,晚年怎样度过才有意义呢?回想过去在部队,我上过几年军事院校,除了学习军事技术外,在文化上也有很大的提高,在训练和作战空闲时,也写过一些顺口溜、快板之类的。现在离休在家,时间更充裕,更有条件学习写诗了。     

居民是一面镜子

来到社区工作的第一年,就赶上了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人口普查员,经过系统的培训后,我上岗了。我所在的社区成立得比较早,辖区内的人口也比较多。     

学者治学：读书与治学

学者周谷城曾说：我最早读书时，只知拼命地读。以为读了很多书，就是有学问，当时并不知道什么叫治学。直到二十岁左右，心窍开了．才把读书与治学结合起来。当时又拼命地读心理学的书，大约涉猎了十几种．没有一种我能完全反对，也没有一种我能完全接受。于是我又拼命读社会学，大约也涉猎了十几种，也没有一种我能完全反对或完全接受。在这种不能完全反对人家的又不能完全接受人家的情况下，自己总想搞出一个名堂来，树立自己的学术系统。192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替我出版了一本书，名叫《生活系统》。     

在印度赶火车

因为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到过印度,有一次,工作之余能有几天余暇周游小憩。多年的旅行经验让我多少有些自以为是,于是天真地安排了到孟买的两天观光自助游——为了体会印度人民的真实生活,特意请朋友代购了一张普通印度人常用、相当于我国普通慢车的浅色车票,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在印度坐火车。     

导演自己的生活

那一年的暑假,持续高温。母亲将我和妹妹关在屋里,她担心室外的高温会让我们中暑。那一刻,感觉家如囚笼。若是在屋外,再无聊,也能看看蚂蚁上树比赛,听听蝉开音乐会,学学麻雀教雏儿说话。关在屋里,连玩具也没有一个。自制的弹弓,也因为父亲担心伤了同伴的眼,而被没收。于是,我只好在屋里和妹妹打架,我打得妹妹大哭。母亲从菜园摘菜回来。她不看妹妹脸上的泪痕,手在篮子里掏着,欣喜地制造悬念“,瞧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快乐地扑过去,又失望地退了回来。母亲掏出来的是司空见惯的辣椒和茄子。母亲说“:我们能不能把它们变一变呢?”她让我…     

浅谈《茶花赋》的艺术构思

在杨朔同志辛勤耕耘的散文园地里,《茶花赋》是一株引人瞩目的奇葩。在这篇一千六、七百字的短文中,作者借景抒情、托花言志,热情地讴歌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茶花赋》的成功是多方面的,艺术构思的成功即是其中之一。杨朔同志在散文中以追求意境著称,同时也以致力于构思见长。他说:在工作和生活中“时常会有些东西触动你的心”,“凡是遇到这样动情的事,我就要反复思索,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要象写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     

“自我保护”中的养生之道

英国的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一生任职颇多,他希望自己能健康长寿,老有所为。然而,事与愿违,在他59岁时,牙齿先后脱落。有位医生告诉他,最多只能再活两年。赫胥黎很了解自己的身体,于是精心设计了一套“自我保护”方法。首先,果断地停止了他的解剖工作,以减轻体力的巨大消耗。后来,他又辞去了教授和渔业部检察官的职务,最后辞掉了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职务。许多人很为他惋惜,而他却说：“我的理智和良心已经向我指出,我已无法完成这个会长职位的各项重大任务,所以我一分钟也不能再干下去了。”他经过一段自我调整和保护,身体逐渐得到了康复,享年70岁。     

轻松一刻

见缝插针 —位游客在街头被轿车撞倒在地,他神情恍惚地问:“我这是在哪里呀?” “先生,这是你需要的东西,”—小贩马上递上一张市区旅游图,“每张2块。” 空欢喜 “我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喝酒。”酒店里有个人在招呼大家进去。 他喝干了杯子里的威士忌,又喊道:“我要再来一杯,每个人也可以再一杯。” 于是大伙儿怀着感激的心情又干了一杯。那人喝下第二杯酒,从兜里掏出两美元钞票,“啪”的一声放到柜台上,说“我付账的时候,每个人也该付账了。”     

亲历马来西亚智障中心

在国外,我做过一次小手术。当我术后醒来时,一位义工的手伸了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虽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微笑地看着我,但是义工的形象使我终身难忘。于是,在此之后,我也成为了一名义工     

走错会议室

去年，我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实习。初入职场，因为要熟悉的工作内容很多，那段时间我忙得焦头烂额。可就在这档口，我还因为粗心大意，走错会议室，闹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囧事。那天下午，我需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任务分配会议。因为上午要出外勤，现场工作收工后，眼看快要临近开会时间了，于是我一路急匆匆地赶回公司。回到公司，我也没有再次细看会议通知，仅凭印象，就三步并作两步地往一个大会议室走去。     

一份“爱的计划”

临近年关的时候,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它是一位长者写来的。这位长者在国家的一个部委工作,几年前接受过我的采访,因此熟识了;又兼他平日里也喜好写诗作文,与我多有诗文上的唱和,久而久之,有了不少书信上的往来,渐渐便成了忘年交。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小友:见字如面。新春伊始     

守住生命之尊

世界啊,纵使你千百次地用耻辱将我摁倒,我也将千百次勇敢而坚强地站着,守住我生命之尊,用我高贵的头颅与热血浇灭你耻辱的火焰!——题记依稀可见,滚滚汨罗江边的楚大夫,迎风而立,满脸清泪,他恨,恨国家之危;他耻,耻权势之腐。他不能忍受权贵玷污自己高贵的灵魂。于是,这个背负着     

写作是一种快乐——散谈诗歌创作

回顾我的诗歌创作历程,我深切地感到写作是一种快乐。我把写诗当作一种修炼、一种领悟、一种传达、一种释放的人生体验。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写诗没有半点功利色 彩,我觉得诗歌与我有缘;诗歌能让我表达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能抒发自己的快乐与忧伤;能揭示人世间的美与丑、虚伪与真实;能让人从绝望中找到希望。诗歌是一片净土, 是一座能引人洗心革面和忏悔人生的殿堂。于我而言,诗歌是灵魂的栖息地,我坚持按自己的既定方向去写。     

改变世界不如改变自己

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北岸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竖立着一座无名墓碑,上面刻着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大意是:当我年轻的时候,我雄心勃勃,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可是当我历经了世事的沧桑后,我发现我根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于是我将目光放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可是当我进入晚年后,我发现我根本不能改变我的国家,于是我决定只改变我     

请关注老年诗文化现象——序《赵润民诗选》

赵润民同志与我结交半世纪，相知甚深。他长期从事党务工作，“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来爱上了写诗，随感而作，成篇颇多。他将诗稿送给我看，触发了我许多感想，我鼓励他集印成册。现在，他准备付印，要我写几句话，我欣然应允。像我们这样七八十岁的老同志，大都参加工作颇早，而文化素养偏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不少同志补习文化课，学书画，学写诗，学文学，其热情高且弥笃。学写诗，走的是一条思想艰苦却又充满情趣之路。涉足此途，心驰神往；进入角色，思想集中；吟哦推敲，断须几茎；名利荣辱，全都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