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代派诗的“母语情结”

探寻台湾现代派诗歌的创作历程及其发展轨迹,可发现其代表性诗人的经典文本的主要特征,都包涵着关于新诗的现代性与汉语性、先锋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重要理论内核。     

论袁可嘉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袁可嘉把他在40年代关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系列诗论文章结集出版,命名为《论新诗现代化》,这本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思想影响,同时又结合了40年代中国新诗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九叶诗人创作实践而形成的诗学理论,在9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重大突破。袁可嘉本人则称之为"中国式现代主义",并从思想倾向和诗艺两方面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一突破为我们寻找到一个研究的出发点,即袁可嘉的诗学理论借鉴了哪些西方话语,同时又进行了哪些中国化的探索,进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     

袁可嘉诗学体系的现代性追求

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上承二三十年代中国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理论和京派文艺理论思想精髓,并借鉴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诗学思想,把追求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性作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主旨。八九十年代,袁可嘉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主义这一新的诗学概念,诗学体系更加充实完整,充分表现了现代性的特质。     

骆以军小说创作的多元范式

通过对文本资料深入挖掘,从神奇真实、存在主义和本土改造多个角度阐述骆以军将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相结合,将西方文学形式与台湾本土内容相交融,实现其后现代主义小说多元化创作的新方式。     

余光中诗学对内地新诗创作的启示

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学理论对内陆地区新诗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饱满诗风品格,对反文化至上者、仅"写我"创作心理有良好的引导作用;其独特创作技巧对内地新诗的诗行、分段等有一定的启发;其融古典于现代的创作理念能促进内地诗人、批评家对传统文化重新思考。     

香港当代新诗理论批评发展轮廓

香港的50、60年代的新诗评论从主张写实到现代主义;作为经济飞跃发展的70年代,新诗本土意识成长;"九七"回归后香港诗评的主体性仍在。但总体来说,香港当代新诗理论批评虽然在悠长的梦境中逐渐苏醒,但毕竟在狭窄的空间内挣扎,难于出现经典文本和诗论大家,其成绩远远比不上台湾和内地。     

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处理好五大社会生态关系

新诗现代性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把新诗建设成采用现代诗体抒发现代情感,直面现代生活唤醒现代意识的诗,现实任务是培养现代人和建设现代国家。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五大社会因素决定着新诗的“中国特色”,影响着百年新诗的现代性建设。新诗现代性建设是系统工程,要激进又保守地处理与时代的关系,介入又疏离地处理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热情又冷静地处理与文化科技的关系。要适度利用政治赋予新诗特有的批判精神来产生反现代性的力量,来加强对现代性的反思甚至批判。不能再让商业诗歌和艺术诗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极端对抗。要弄清纸质诗歌和网络诗歌的差异,高度重视网络诗。新诗不能极端现代,现代主义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现代性转移而被中国化重构的境况之中,现实主义诗歌的保守带来的对现代性的“反动”是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动力。     

《蓝星周刊》发行与内容初探

1950年代是现代主义导入与狂飙的年代,也是现代诗运动与论战狂热的年代。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等,都有引领风潮或推波助澜的功绩。《蓝星周刊》是蓝星诗社第一份机关报,是其最初发声的园地。研究1950年代的诗社、诗刊或文化,遗漏这个重要诗社的发表场域,恐将失之偏颇。《蓝星周刊》不仅在1950年代台湾贫瘠的新诗土地上提供发表园地,提倡抒情与纯正诗艺,也清楚显示蓝星诗人维护新诗的积极态度,更挺身检讨自己创作的缺失,以此勉励诗人们要有反躬自省的精神,以走出当时虚无晦涩与政治干扰的创作气氛。本文以全观的角度,从《蓝星周刊》的发行与编辑、作者与作品、翻译与评论来探究体会当时诗刊出版环境之不易,与诗人理想之坚持,更多的是不同多元声音的发现与传播。     

浅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

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以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诗派和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拉开了新诗现代化的序幕,"九叶"之一的袁可嘉不仅创作诗歌,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诗论体系.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袁可嘉的创作和研究兴趣从西方浪漫派诗歌转到现代主义诗歌,新批评理论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袁可嘉诗论中心"新诗现代化"入手,探寻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渊源,并讨论袁可嘉如何将英美新批评理论"中国化".     

香港诗人文化身份的认同定位——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新诗

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新诗,通过对五六十年代“难民文学”和现代主义的深刻反省,既不囿于新月式的浪漫抒情,也不盲从西方现代派,以香港作为立足点,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诗风从晦涩走向明朗,存在主义色彩弱化,具有本土意识的诗刊及其诗作得到蓬勃发展,香港诗人的文化身份由此从暧昧走向认同地位。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也是香港新诗踏上一个里程碑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