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考据学巨著《尚书古文疏证》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其篇卷、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宋、元、明三代学者对《尚书》中的二十五篇古文持怀疑态度，并有所论证。直到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才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古文二十五篇是魏晋时人伪造的，从而解决了这桩千年疑案。《尚书古文疏证》对今天的历史文献研究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古文尚书》晚出词语考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古书的真伪是一种科学方法.遗贤、影响、其一曰、昏迷、来世、师古、放牛等词语仅见于《古文尚书》,终周秦之世杳无踪迹,直到汉代以后文献才“重新”出现.《古文尚书》中的这些晚出词,是作伪者“不能完全阻止他所处的时代的语言向笔底侵袭”的明证,藉此可为《古文尚书》的辨伪提供证据.     

孔安国生卒年及是否献《古文尚书》考

西汉时期,中国出现了很多儒学大师,其中卓有成就的儒学大师就有孔安国,然而现存的史料对其生卒年及相关生平事迹记载多有隐晦不清的地方。本文旨在根据现有史料对其生卒年进行考证,主要以孔安国任侍中博士、任谏议大夫及任临淮太守时间为坐标参考系,并对《古文尚书》进行考证,以求考证出新的结论。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丁若镛考辨古文《尚书》的基本理路——《梅氏书平》的逻辑基点

朝鲜学者丁若镛所撰<梅氏书平>一书是专门考辨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一部力作,在古文<尚书>考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丁若镛书中首先确立了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即重新考证历史上的孔壁古文<尚书>,然后以此逻辑基点来平议东晋梅赜所献二十五篇古文<尚书>的真伪.通过二者的对比研究,丁若镛发现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不仅篇数、篇名不符,而且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亦有出入.丁若镛由此推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并非孔壁古文<尚书>.这是丁若镛考辨古文<尚书>的基本理路.     

《尚书》史诗略考

论以人类学之普适义理,华语史诗不当或缺;而由先秦之片言,可知史诗曾存,然随礼崩乐坏而亡佚.<尚书>载先古史,并见诗格修辞遗风,试以诗序排列<尧典>,非但诗体工整,且又文义大畅.此尧之诗传,每每相符人类学对原始社会特征之描述;而种种事象细节,若非由诗格框定其表述,使记诵、传承中不致改易,则不能得传.由此既证<虞夏书>等原系史诗,又证其诗确系初民原创,于是破"集缀论"(指战国人集神话等编缀<虞夏书>之说).又因此国之信史便可推前至五帝世,犹与考古实际相符.     

《古文尚书》与《逸周书》源流考--兼与刘起釪先生商榷

《古文尚书》百篇基本未失 ,多保存在后世的不同版本的书中。《逸周书》当属《古文尚书》。     

汉代的《古文尚书》学

秦始皇焚书时孔氏在屋壁中收藏的《尚书》等古籍,有人说是用"先秦大篆"写成的。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孔壁古文的字体结构与先秦大篆不同,而与商周金文相似。汉魏官府所藏《尚书》的各种版本,毁于西晋永嘉之乱。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已被明清学者认定为伪书。若往前追溯,借《尚书》作伪之事,早在汉代已发其端,当时的古文学家已为辨伪工作开辟了道路。他们对《古文尚书》的研究,考校诸本同异,阐释篇章大义,侧重文字训诂,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宋元《尚书》学略论

宋元时期《尚书》注解之书有数百家之多,本文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侧面加以概述：一是黄伦所推崇的张九成的《尚书详说》,此书将《尚书》的“天”“帝”概念解释成人格神,强调人们须敬畏“天”“帝”,此解符合殷周时期语境;二是作为元以后官学读本的蔡沉的《书经集传》,此书将《尚书》变成了一部上古圣王的“传心”录;三是王充耘的《读书管见》,此书深批虞廷“十六字心法”,一语中的。最后,介绍了宋元时期吴棫、朱熹、吴澄对《古文尚书》的质疑与辨伪。     

梅鷟《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

明代梅鷟<尚书谱>五卷,迄今未有刊本.阎若璩称此书"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其"武断"之处表现在:断定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孔安国伪造;断定东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造;否定<百篇之目>,断定<尚书>全经七十七篇;臆造"刘向<别录>古文尚书五十八篇"篇目,等等.其"创获"主要表现在:考辨<尚书序>(大序)之伪;考证郑冲未见<古文尚书>;考辨晋人<武成>篇之伪,等等.     

李调元《逸孟子》论析

李调元是清代四川著名学者,其著作《逸孟子》一直未被学界所重视,此书的整理文献较少。经过对《续修四库全书》中《逸孟子》的整理,从作者、写作缘由、文章结构、文章内容等方面对《逸孟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借以发现其文学价值。运用对比的方法,将《逸孟子》中的文段与《孟子》一书中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对《逸孟子》的文本进行概述,并肯定了《孟母传》一章的文学价值。通过对《逸孟子》与《孟子外书》的关系分析,阐明了《逸孟子》在孟子逸文研究方面的意义。     

“正始“与“正始之音”含义初探——从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两段文字谈起

“正始之音”一词含义甚丰、用法多样，其本义、引申义和比喻义皆不止一端，与之相关的“正始”一词亦如是。“正始之音”可以用来表达“魏晋清谈”以外的其它含义，尽管陆游与王应麟曾对此提出过质疑，但却无法改变“正始之音”一词多义的历史现象。鉴于古今学者对“正始之音”一词的诸多误释或误读，有必要重新探其渊源、考其流变。     

论三体石经《尚书》异文的类型及价值

今本<尚书>与石经本<尚书>之异文可分为五类,这些异文主要表现为借字与本字、古字与今字的不同,亦存在义近通用、异体换用和文字讹变的现象.这对于我们认识早期<尚书>写本的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异文也是校读今本<尚书>不可多得的材料.     

理气无缝隙——河东薛瑄的理气关系建构

明初河东薛瑄学宗程朱理学,融合张载关学,以求道为己任,继承了宋儒的道统观念和超越意识,并结合明初时代问题的转换将观照的重心从形上超越领域转向实然宇宙和内在心性,尤其在理气关系上凸显出融合张朱、消理重气的新动向,在宋明理学思想演进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李调元诗歌本质论初探

清代巴蜀著名诗人、学者李调元有论述诗词赋戏曲的理论著作四十卷。从人类发展的角度,他认为诗歌是天地自然之乐,人情应当同于天籁;从哲学的角度,他认为万物源于气,人也禀气成形,进而认为忧悲喜怒,人之气也。为此,他鲜明地提出诗道性情的观点,进而提出诗歌当抒发真情,所谓语语从肺腑中流出。这种诗歌本质论较前人有重大突破。     

李调元古籍编刻活动与文献学思想述略

李调元的古籍编刻活动贯穿于他的一生,包括访求珍本、编订成书、编撰大型丛书及后续的修订增补,为保存巴蜀文化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李调元编刻古籍从内容上来说经史子集四部齐备,还刊刻了几部大型丛书如《函海》《续函海》,编纂了《蜀雅》《全五代诗》等大型总集。他广泛收集有关历代巴蜀文献的资料,尤其是明人杨慎的著述,汇刻到《函海》中,才使得这些著作因《函海》而保存下来。他在文献的甑订与辨别上,非常注意可靠性与完整性,因而所编刻的古籍质量很高,是清代中期蜀中刻书的代表。所撰写的几十篇《函海》序跋,或考订作者,辨析版本,或纠正前人误说,补充内容,皆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反映了李调元的文献学思想。     

“古史即诗”:《尚书》史诗因素考辨

《尚书》的早期叙事篇章以四篇《虞夏书》为代表,由上古的口传叙事史诗发展而来,虽经后世史官和诸子学派学者的不断加工修订,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早期口传叙事史诗韵散相间的巫瞽讲唱因素,具有"史诗兼诗与史,融而未划"的特征。如果去除后世添加上去的历史叙事话语,便可发现其中蕴藏一部初具规模的早期汉民族史诗的雏形,包括"虞舜史诗"和"周民族开国史诗"两部分内容。借鉴叙事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从《尚书》文本的叙事语言和文体入手,可为解决上古汉民族史诗缺失问题提供新线索和新思路。     

古写本《尚书》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尚书》文本流传纷乱复杂,素来是经学中的难题。乾嘉名儒段玉裁、阮元于《尚书》文本考订用力甚勤,但受限于材料不足,许多涉及中古时代的《尚书》问题悬而未决,能否获得新材料成为学术突破的关键。清末民初敦煌学家罗振玉独具卓识,发现敦煌隶古定本《尚书》残卷,进而由出土材料实证传世日钞本存古而可信,开辟了《尚书》文本研究的新路径。罗氏捃集四种伯希和所藏写卷和四种日藏《古文尚书传》旧钞,并刊印广布,为现代《尚书》古本汇集和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依托深厚学养,他运用二重证据法、“东”“西”古本合璧、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理念,探寻文字源流,校订异文讹误,勾稽文本联系,考辨文本真伪,取得超迈前贤的成绩,有力推动《尚书》研究方式的近代转型。     

隋唐尚书工部制度渊源考

隋唐工部尚书的职能深受《周礼·考工记》影响,并与司空之间存在因承关系.东汉是隋唐尚书工部制度的萌芽期,魏晋南北朝是雏形和形成时期.隋唐尚书工部四曹在西晋时期就已全部出现,此后,除了所属部门变动剧烈外,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到了隋朝,由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大兴土木以及中央制度的调整,尚书工部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对后世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