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审美——王阳明美学思想核心问题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王阳明的“良知”含义及其与审美的内在本质联系 ,从而更好地把握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实质。本文作者认为 ,王阳明的“良知”既是一个道德范畴 ,也是一个价值范畴、境界范畴 ,更是一个审美范畴。在其道德性与超道德性、体验性与审美性的“致良知”建构中展示着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仁”是个体爱人精神之充塞

本文对当前学界提出的“仁”是“人的理想人格化”的观点提出商榷。指出其对“仁”之本义并非“爱人”的四个依据均不能成立,其提出的“仁”是人的理想人格化的定义,由于“理想”涵义的空泛和“人格”超越孔子论“仁”的道德范畴,故包容性大而失当,未能揭示孔子论“仁”之本义。孔子之“仁”,乃个体爱人精神充塞所达之境界,它是爱人原则与人的生命存在的统一,是内在爱人精神与外显人伦事功的统一,是道德追求与道德境界的统一。     

王学的罅漏和刘宗周对王学的补救

阳明心学是在程朱理学不足以羁络人心的情势下建立的。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所以不能羁络人心,在于朱学以为心仅仅具有明觉的功能,在格得天地万物之理之后,才与天理合一。这种观点不但把心看得虚了,而且也容易使学者游心于外物,使心为物累。针对朱学的这一弊端,他重新提出“心即理”的命题。王阳明认为,人心之所有者,不惟明觉,而且天理充盈,因此无须通过朱熹所谓的“即物穷理”,待格得天理之后,才能达到与天理的合一。但是王阳明“心即理”这一基本命题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罅漏。“心即理”中的心,指主体意识;理,或天理,则是封建社会道德准则的异化,亦即封建纲常的异化。封建社会道德准则是该社会全体成员的意志通过复杂的合成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意志的体现,因此封建社会的     

本体与工夫之辩:致良知说再阐释

王阳明以致良知立说，致良知的过程具体展开为本体（良知）与工夫（致）的统一。王阳明以“本体上说工夫”与“工夫上说本体”界定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在对本体作先天预设的同时，又以后天工夫限定了本体，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理论张力。由工夫而达本体的过程，既表现为正面的切入，又有去蔽、日减的维度，后者以意见的悬置与世俗的意义世界之消解为其内容，其中包含多重理论意蕴。     

王阳明与余姚

王阳明先世为山东琅琊人,自东晋王羲之南迁会稽,至南宗迪功郎王寿(阳明十一世祖)迁居余姚。明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王阳明出生于余姚城内的“瑞云楼”。因王阳明出生时有“瑞云送子”的传说,当地群众就称之为“瑞云楼”,以寓仰慕之意。到弘治九年,王阳明的主要学生钱德洪也出生于“瑞云楼”,实为历史之巧合。     

超越与内在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合一不二,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超越与内在——比较康德的实践理性与王阳明致良知学说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 ,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 ,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 ,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 ,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 ,合一不二 ,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 ,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 ,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 ,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 ,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论王学内在的二重性

王阳明的心学包含着多重内容,而其主干则是良知与致良知说。从逻辑上看,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便是以良知为起点而渐次展开的。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作为整个体系的基石,蕴含着二重规定:它既以理为内容,同时又具有“吾心”或自心的形式;理主要是普遍的道德律,吾心则构成了主体意识的个体形式。前者赋予良知以普遍性的品格,后者则赋予它以个体性的品格。按王氏之见,内在于良知的理,通过事亲敬兄的道德践履(行)而展开为具体的道德意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普遍的     

良知与良觉，性觉与心觉——兼论王阳明思想的儒佛之辨

王阳明的良知论乃是作为一种“觉学”而存在的,并不是知即为觉,而是良知实乃一种良觉,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觉,因为只有道德理性潜藏其中的良觉,才是良知。本文认定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觉”就潜在地浸渍到阳明的思想深层,从而终成“理—知—心—觉—性”的基本思想架构。从佛教的影响来看,这种良觉就是由“性觉”而来;从儒家的传承观之,这种良觉本自“心觉”而发。实际上,作为人类“情理结构”的良知,本然具有“知—情—意”全整结构,也就是既包含理性化的观念和意志,也包孕感性化的情感。良知乃是理性内在积淀的结果,但却呈现为道德直觉的外化形式。王阳明意义上的“结圣胎”,就是这种理性凝聚的规程及其结果。     

论道德回报

道德回报是道德的内在本质要求，是公正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美德的充分彰显和具体体现，它使有序的社会伦理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是道德自身“利益”实现的必要条件。道德回报之道德既是现实性道德与理想性道德的统一，也是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统一。道德回报之回报包括“对道德的内在回报”和“对道德主体的外在回报”两个方面。道德回报机制的建立有赖于政府的道德化，并主要通过对行政人员的“赏善罚恶”实现政府对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供给。     

评“法轮功”的反动道德论

“法轮功”欺骗群众的一个重要理论，是它所宣扬的反动道德论。这一理论与它的元神不灭论、反动的宇宙论等相互联系，共同构造了一套混乱、玄虚的歪理邪说，宣扬粗陋的有神论和唯心主义，欺骗、蛊惑了许多人。因此，为了彻底肃清“法轮功”的流毒，我们必须对它的反动道德论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批判。一、反动的道德物质论道德是人类理性觉醒的标志，是人类走向文明的起点，是人类具有自我意识的确证。具体说来，道德是人类用以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道德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具体表现为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     

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证误

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证误王路平学术界多有把王阳明讲学贵阳的书院说成是“贵阳书院”，本文根据贵州地方史志，考证了王阳明当年主讲贵阳的书院是“贵阳文明书院”而非“贵阳书院”。王路平，男，１９５６年生，现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阳明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

本文从王阳明的心体观念着手,集中阐释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的哲学观。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王阳明处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时期,面临着道德的理念化和世俗化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了以良知本体为内含的心体观念,实现了儒学道德主体的本体转向从理学先验理性的天理本体向经验存在的良知本体的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使个体存在真正成为道德理性的现实载体,而且使个体存在在最基本(最本原)的意义上成为道德实践(事实)。但是,存在的道德化也就是道德的存在化。就此,阳明心学转向包含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它不仅把儒家道德优先原则推到极至,而且在这个无限性扩充中,道德精神在向存在还原的方向实现了价值超越道德由于存在的无限性扩充,实现为超道德的存在。     

王阳明思想中“言语”与“心”的内涵

王阳明的一生 ,可以说始于“无言” ,终于“无言” ,但在始终之间却有“言语”。这“言语” ,实已隐含了阐明其思想的关键。本文探讨了作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的“良知”(心之本体 )说以及“致良知”、“心即理”等“言语”的意义及其思想内涵。作者认为 ,在王阳明那里 ,良知本身是不能用话语来捕捉的东西。而“良知”一语 ,是把本来无法用言语来阐明的本然自我 ,用言语作了表述。提倡“致良知” ,就是要回归自己本然的样子。这若有似无、若简易而又精微的“良知”话语 ,成为对最深邃精奥之本我的指涉。这个表述自我回归之无尽期的语词 ,在自我本然中即化为“无言”的存在。这应该就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终极目     

王阳明论“理是一个过程”

朱熹提出“理一分殊”学说。他将精神本体的“理一”凝固化,在此前提下,讲“分殊”、“铢分毫析”。对此,王阳明道:“辨析日详,然亦日就支离决裂,旋复湮晦。”(《朱子晚年定论序》、《全书》卷七),“析理亦精,学益支离。”(《别湛甘泉序》、《全书》卷七)王阳明强调的是:“一”、“主一”、“合一”、“理一而已”(《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道一而已”(《传习录》下)。但是,王阳明并没有将“理一”凝固化,而是将它了解为一个过程。     

道德教育的走向：建构与创新

当代道德教育要适应现今以及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理论和实践应不断适应性新世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 ,建构新的道德教育理论是新世纪道德教育的使命。在当今开放性社会及知识经济时代道德教育的着力点是培养和塑造具有高尚道德理想和信念即道德人格完善的人。道德教育只有不断创新才会寻找到新的生长点 ,富有极强的生命力。建构和创新是中国 2 1世纪道德教育的必然趋势和选择 ,也是一场道德教育观念和体系上的深刻变革。道德教育建构与创新的现实基础是走出道德困境 ,重塑人的精神 ,实现德性的复归。同时道德教育的建构与创新应遵循几个方面 :适应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 ;社会化和个性化的统一。其基本思想体现在 :树立创新道德教育观念 ;建构创新性的道德教育内容 ;注重独立性和开放性道德人格的培养 ;采取以自我教育为核心的道德教育方法 ;建构道德认知与道德情感相融合的道德模式。其基本内容包括人文精神、主体精神和协作精神的弘扬     

大学生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失调的原因分析

本文深入分析了大学生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失调的原因,认为其原因主要包括道德本身“知易行难”属性,学校和家庭教育体系的不足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等几个方面。因此,对于寻找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实现大学生德育的知行统一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而帮助提高大学生整体思想道德水平。     

古希腊实践智慧的消解与近现代技术的异化

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西方哲学家对近现代社会的技术“异化”根源分别进行了自己的探究,但实际上这种异化现象从思想理论层面上来说肇端于西方近代思想家对古希腊“实践”的伦理或道德内涵进行过度的“技术”解释,即用“技术”吞并了实践的伦理或道德含义,从而使实践智慧被消解,理智德性也不再对道德德性产生任何影响和作用。这就必然导致技术“异化”现象的发生,即技术理性被无限放大,使其与道德德性渐行渐远。因此,为了消除和防范技术的异化,应该重视挖掘古希腊哲学中关于实践智慧的合理性,从而使实践智慧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其理论价值的同时对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马克思实践概念中“应当”与“是”涵义探考——基于实践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内涵转向

当代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诸如马克思道德概念、共产主义理论等一些核心思想中始终存有“应当”与“是”的涵义之争。解决这一争议需要我们追问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进一步考察实践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观念论转向中的内涵转换、演进的过程。康德划分了现象必然世界（“是”的世界）与道德自由世界（“应当”世界）之间的界限，将人类的道德实践诠释为“应当”按照自我颁布的道德法则去行动。谢林“绝对同一”打破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由先验向绝对观念论的转向。黑格尔哲学中继续秉承了实践概念“是”的内涵规定，并将其进一步演绎为主观道德外化为客观伦理的人类精神历史运动。马克思以实践辩证地统一了主客体，赋予实践概念以“改造世界”的全新内涵，但其“本质对象化”的生产实践中仍然保留了“是”的内涵范式，并将其融贯于道德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联合体等其他核心理论之中。     

贝克莱、王阳明认识论的主要差异

学术界一般总是把贝克莱与王阳明作为剖析主观唯心主义的标本,并在他们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其实,他们两人理论上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本文拟就王阳明、贝克莱在认识论上的差异与历史作用问题作一分析比较,以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一、“观念”与“良知”内涵上的差异观念与良知分别是贝克莱与王阳明认识论中的核心范畴。因此,要比较二者认识论之差异,可以首先通过比较二者认识论中的这对核心范畴的本质属性来了解它们的差异性。什么是观念?拿贝克莱的话来表述:“存在就是被感知”,“存在就是观念的集合体”。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极为荒谬的命题(事实上,这命题一直成为我们哲学的批判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