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官考核制度略述

明代的文官考核主要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都察院作为监察机关，参加文官考核的全过程，这是明代文官考核制度的特色之一。考核的形式主要是“考满”与“考察”，再补以“拾遗”。考核的标准是太祖朱元璋制定的《诸司职掌》和《责任条例》同时又因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而有所增补。明代文官考核制度利弊兼存，应作具体分析。     

论文官群体在20世纪英美两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本文从对政党政治的"超脱"、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和对社会利益的"调和"等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了文官群体在20世纪英美两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作者认为,作为英美两国民主政治两大支柱之一的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不仅解决了此前由于两党轮流执政而带来的政府官员大换班和政治的周期性震荡、政府工作的无序、行政的低效及政治腐败等问题,同时伴随20世纪英美两国历史的演进及文官制度的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在这一制度保障下的文官职业群体,由于其地位和身份的特殊性,则对英美两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明代的文官考核制度及其利弊

明代的文官考核主要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都察院作为监察机关，参加文官考核的全过程，这是明代文官考核制度的特色之一。考核的形式主要是“考满”与“考察”，再补以“拾遗”。考核的标准是太祖朱元璋制定的《诸司职掌》和《责任条例》。同时又因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而有所增补。明代文官考核制度和弊兼存，应作具体分析。     

明代文官致仕问题研究

致仕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统治者大量继承了前代的做法,又依据本朝的实际情况多所更张,形成了独具本朝特色的文官致仕制度。对明代文官致仕的年龄、待遇问题进行细致爬梳可知,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致仕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明代文官拣选制度考述

明代文官拣选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制史上一项很有特色的内容。但史籍中对于这一制度缺乏系统、完备的记述，以致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不甚了了。本文通过广泛参证有关史料，初步考察论述了明代文官拣选制度的建立、实施方法及其意义     

王府文官与明初中央集权

王府文官制度的设立与完善,是朱元璋等明初诸帝,在实行"分封建国"的政治背景下,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藩王控制的一项重要举措。朱元璋通过对王府文官的倚重、保障其政治前途等一系列措施,在加强对王府文官有效控制的同时,也极大促动了王府文官"忠君"大于"事王"的基本政治取向的形成,并在靖难之变中较为突出地展现出来。不过,由于明初藩王势力的相对过大,使王府文官系统对藩王的约束还主要停留于规谏层面,而未能形成更为完善的制衡与制约机制,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藩王势力对皇权的挑战。     

明代文官的薪俸制度及其影响

俸禄作为外附报偿,是人事制度激励机制中的重要一环。俸禄制度实施得是否合理,既关系到官员的生活水平,又关系到吏治的好坏。明代文官的俸禄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官制度的组成部分。研究明代的薪俸制度,不仅在学术上,而且作为一个历史的启示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明代文官俸给制的演变、结构、特点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冀在引起大家对中     

明代庶吉士散馆授职考

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创设的一项高级文官培养制度。授职是最后一环,随着整个制度的发展不断完善。成化以后,授职主要集中在翰林和科道二途,并有少许部属官者,而翰林尤重;对于庶吉士中不可避免的起复和病痊者,其授职也逐渐更为合理。同时授职在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亦出现了有失公允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明代庶吉士的散馆授职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为国家输送了众多人才。     

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

明代王府文官之设为例行辅导宗藩之外，又为中央政府削弱藩王力量之目的而得以加强与完善。在此目的得以达成之后，王官的政治地位便接踵衰落，具体表现为其迁转的困难。针对王官在其体系内部的迁转，朝廷先后设置了官员出身、任职时长、藩王奏保和抚按荐举等三项标准，限制大部分官员升迁至内部序列的顶点。同时，吏部又以不考绩，从而不能迁转的方式限制王官向外迁转。明后期出现允许王官外迁的制度，但因为该类官僚的劣质化，终究在实践中没有开放其外迁。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最终发展为限制该类官僚迁转的制度，其合理性在于帮助明末吏部解决过频、过多的官僚人事流动。     

明代大计考语“虚”、“实”探因

大计考语是明代文官考察时对地方官员治绩进行概要性评价的文本。吏部依据官员考语内容对相应官员的去留升调做出决定,因此大计具有极端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然而在实际政治运行中,大计考语这种理应尽力求实的文本却时常出现不实的状况。从制度史的视角对明代大计考语的"虚"、"实"问题进行探讨,可以发现考语不实的重要原因不仅在于注考官员责任感的缺失,更在于考语保密性不足导致如实填注考语的政治风险远大于收益;在保证中央政令科学合理的同时兼顾官员正常的心理诉求,才是保证中央政令在地方得到落实的关键所在。     

明代文官匿丧与诈丧现象探析

匿丧、诈丧是丁忧制度衍生出的机会主义,主要存在于低级文官中。这些文官通过匿丧行为,规避丁忧制度带来的经济、政治、身体等方面损失或不便;而诈丧则是利用丁忧制度提供的丧假和复职等权利,逃避职事,蒙混选官。为保障丁忧制度的存在,明朝制定了相关的行政、法律制度,有效地打击了匿丧、诈丧等行为。     

理解沈从文——也谈沈从文改行

沈从文改行,是沈从文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沈从文从事文学创作25年左右,从事文物考古却有40年左右。如何估价后40年,也是沈从文研究中回避不了的问题。应该承认,沈从文必有政治的原因,同时,其个人的兴趣爱好因素、“人弃我取”的择业思想,也应给予充分重视,否则将难以正确估价沈从文后40年的工作和人生道路。     

论《松雪斋文集》中仕元心理的文学呈现方式

《松雪斋文集》是赵孟頫入元后的心灵记录.他应征出仕,颇有用世之志,骤受恩遇,则进一步激发了其参政意识,然而宦海浮沉,感慨良多.赵孟頫对自己出仕的叙述有着"捉来官府"、"误落尘网"、"诏举逸民"、"擢自布衣"四种解释模式,追忆中的自我美化和强化,是现实境遇影响的结果,也是其自我心理的需要.而他对仕元生涯的慨叹,则由钦羡逸民与自述本志、有意用世与渴望归隐两种叙述框架交织而成,其心理特征是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的交战.他的归隐田园、官事尘杂、蛾眉见嫉、贪恋君恩四种描述归隐之志的视角,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归隐之志.而这正是南宋遗民文学所呈现的共同心理特征.     

朱熹对科举态度的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明清时期,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与标准答案,因此,朱熹在当时科举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以致近百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模式:似乎朱熹是热衷于科举的罪魁祸首,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是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紧箍咒。事实上,南宋朱熹一生中对科举制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转变:一是启蒙求学阶段,以最初从众的参与心理逐渐转变为一种矛盾的怀疑态度;二是自书院讲学开始,由对科举的不满逐渐发展到对其进行不断地批评甚至抨击;三是在其晚年的思想成熟时期,在认真批判科举制弊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至于朱熹离世百余年后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中的消极影响,既是他生前不曾预料到的,也是与他倡导改革科举制的主张相违背的。     

唐休璟晚年历官考论

《〈两唐书·唐休璟传〉补阙》一文较详细勾勒了唐休璟传奇的一生,然而关于唐休璟一些经历,特别是对其晚年事迹的叙述颇显粗。文章通过对唐休璟历官的考察,结合武后至玄宗时期政局来探讨个人活动的深层原因以及历史环境与个人的互动。     

谢晦的人生与文章

谢晦是我国古代文章家。著有表檄三篇及《悲人道》等文章。表两篇是谢晦向宋文帝陈情表明自己不愿谋反心曲的。檄是谢晦不得已向京邑下的战斗文书。谢晦的文章数量不多,却阐释了他的人生历程,代表了他的文学成就。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及其生命绝唱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 ,是诗人后半生避乱生涯的苦难终结。它典型地反映了盛唐文人在安史之乱后的悲剧命运。杜甫在湖湘之旅中创作的一百余首诗歌 ,寓寄着诗人的爱国思想、忧生思想、民本思想、平叛思想、怀乡情结、恋旧情结、孤高心态和隐遁意愿 ,堪称诗人毕生政治理想和善良人性的总结。古老的湖湘大地未能留住杜甫早逝的生命 ,但却如同屈原、贾谊一样 ,留下了诗人辉映千古的政治理想和人文精神。湖南近代以来人才辈出 ,富有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中也积淀着杜甫的精神滋润。     

杨巨源生平诸事考

杨巨源是中唐著名诗人,其诗时人赞赏备至,然其生平诸事仍存疑窦.本文结合史料及前人成果,试对其生卒年、籍贯、仕履及交游情况加以考辨.     

北宋名相李沆生平及为政思想

李沆是北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真宗时位至宰相.他在位期间,重视吏治,"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尤注意抑帝奢心,"日取四方水早盗贼奏之",每谓人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故有"圣相"之美誉.     

简论方以智的人生际遇及其诗歌创作

方以智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及其心态的变化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年为贵公子,少年轻狂,满怀建功立业之志,诗歌创作超迈豪爽。中期逢战乱,遭流离,坎坷不遇,狂性消退,诗作多反映现实,抒写抑郁不平之气,诗风沉郁豪宕。晚年为僧,为人和学术均趋成熟,心性平和,诗歌创作呈平淡自然之色,而又具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