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经验、宣传策略与宗教立场——试析《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对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的记载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记录了19世纪30年代南中国海地区的历史文化现象,表现了刊物创办者和撰写人对于鸦片战争前期中国历史、文化和人们思想、道德的认识及评价。这份刊物对于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所作的反应和评论,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本土后,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认识接受和交流状况,为我们理解此阶段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人物保留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西方“60年代”的转型与中国的“民族”自信

西方所谓的"60年代",实际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结束于70年代,就"民族"而言持续的时间还更长。这个时期,西方各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转型,总体上告别种族主义、同化主义阶段,开始实施承认和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多元文化政策。让当代人意外的是,当时的中国曾以其特有的魅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推动过西方的这一转型。回顾中国对西方"60年代"转型的影响,尽管世界形势和我们的国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历史上的这一影响中所体现的我们"民族"理念的精髓,即民族平等和公平正义的理念,既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历史资本,更是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自信所在,理应倍加珍惜。     

文萃与信息

中国民族学的基本特征 黄惠焜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著文认为,中国民族学具有以下八个特征:①它具有世界民族学的一般共性、一般理论和一般方法,是世界民族学的一部分;它并不是一门与世界民族学对立或脱离的特殊民族学。②它具有过去西方民族学家从来不具有的学科对象: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这一文化时间无比之长,空间无比之大,内涵无比之深,关系无比复杂,与西方民族学传统的个别性、零散性、小区域性的研究极不相似,更不等同。③它是中国国土上特定阶段的民族学,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未来高级阶段的民族学,亦即当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学。④它特别重视民族关系、重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适应和心理协调,并以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为自     

哲学大众化在当代中国述评

哲学大众化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分为5个历史阶段: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工农兵学哲学运动,80年代西方文化热中的大众哲学,90年代哲学反思中的大众哲学,新世纪以来思想人本化中的大众哲学。     

对三十年来中国审美文化嬗变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审美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阶段;二是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的"图像时代";三是90年代末迄今为止的"身体美学"阶段。中国审美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方面相互镶嵌啮合;另一方面又各具独立而鲜明的特色,构成了一种包含多层悖论式的相异面之间的融合文化,体现了现代与后现代相交织的特点,也体现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冲突与融合的特征。未来的审美文化就发生于人与不断被疏离的自身的抗争之中。     

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

西方学者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兴起于上一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性别研究逐渐取代妇女研究而成为学术界主流。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通力合作,在理论、方法及资料上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女性主义学者改变了中国妇女的牺牲品形象,而还原了她们作为历史主人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他们又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探讨性、性别及两性关系的形成、发展与变化,试图找出中国妇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压迫与受歧视的根源。现在的新倾向是,西方学者开始放弃西方中心论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妇女解放理论,而注重在第三世界内部寻找构成妇女受压迫及两性不平等关系的特殊因素。     

民族学的应用与中国民族地区现代化

当前 ,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发挥民族学的应用性 ,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为此 ,民族学研究必须更紧密地与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表现为历史形成的若干特点 ,由此形成中国民族学方法论上的特点和着重点。如何处理好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与协调问题 ,以及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 ,是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上述方法论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多元视角中的深化——京派文学近30年研究综述

京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学流派,其命运在现代文学史中几经沉浮。由于历史原因,京派文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处于相对沉寂的阶段,从80年代开始,京派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与文学流派渐渐被研究者所关注。详尽梳理京派文学近30年来的研究概况,从它的历史、文学观、思想内涵、艺术风貌及其与中西方文化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把握京派研究成果,对推进京派文学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宋蜀华先生对中国民族学理论的探索

文章指出宋蜀华先生多年来坚持民族学中国化是理论探索的立足点,提出了用"纵横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民族的独到见解;在中国历史民族学的发展事业上做出了重要建树;并在生态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表现了三个突出之处。中国民族学已开始进入自觉并走向成熟的第三阶段,即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阶段。     

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新启蒙主义”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在对待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立场上,西化派主张用西方文化的价值来判断中国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持批判态度。科学主义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需要以科学为标准来重新衡量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派则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吸取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中国文化。各派对于中西文化的认识,基本上延续了＂五四＂先辈们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态度。把中国文化放在传统与现代的单线历史进化中,不能全面认识中国文化。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深刻把握中国社会变迁,对于中国文化脉络仔细的梳理,在多元的脉络中认识与分析中国文化。     

新历史主义的西方传统与中国阐释——尤根·皮埃特斯教授访谈录

针对当下中国学界逐渐升温的历史批评趣味,本文就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个在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历史转向思潮的理论产物,与尤根.皮埃特斯先生展开深入和广泛的经验交流和理论探讨,采用学术访谈形式呈现新历史主义批评在西方知识界的理论发展轨迹,为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在中国学界的本土理论建构提供某些不同寻常的经验借鉴作用和批评反思契机。     

历史自然灾害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历史自然灾害学是对古代时期自然灾害状况、演化及其规律进行研究并服务于当代社会建设的一门学问。中国古代无比丰富的历史文献中有大量天象、地象、气象、水象、海洋象、生物象、人体象等自然灾害和异常的观察记录,为历史自然灾害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历史自然灾害学在中国大致经历了1949年前、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20世纪90年代至今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发展侧重点,其持续的继承和发展,促进了历史自然灾害学在中国不断地深入和成熟,使中国历史自然灾害学研究水平在世界具有一定的领先地位。     

接受与研究:洛特曼符号学在中国

洛特曼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状况,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在后一阶段中,中国学者从文艺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与相邻理论的关系、在西方文论史上的意义、俄罗斯本土研究状况以及中国学界对洛特曼理论资源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形成对洛特曼理论的立体研究图景.     

新中国70年党对文化战略地位认识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地位的认识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历史性变迁,历经四个阶段:文化从属于政治阶段;文化与经济并行发展阶段;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协同发展阶段;文化上升为国家软实力阶段。这种历史性演变,充分说明了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日益成熟,也使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理论的认识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探索文化发展规律,总结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西南民族学研究"主要指我国大西南地区的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研究,它是广义的"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部分。以地理范围论,是指对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广西、重庆,以及湘西、鄂西等地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关这类学科的研究。反思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是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初创时期;20世纪50、60年代,是西南民族学研究的第二阶段,即对西南民族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的重要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西南民族学研究承上启下的发展时期。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今后还有许多亟待加强的工作:注重我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和学科体系的建设;编好西南各民族完整的民族志;继续整合力量,深入开展西南民族的综合与专题基础研究;将各民族特色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鼓励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加强民族学的应用研究。     

卷首语

现代学术史意义上的中国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始于20世纪上半叶。历经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研究、20世纪50年代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和80年代西南民族研究的繁荣时期。近年来,日益呈现出跨学科、跨地区和国际化的研究趋势。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从2007年10月起,我们将开辟“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栏目,并陆续开通人类学理论与个案研究、名家访谈、口述史、田野调查和书评等专栏。为学者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从宏观角度梳理了西南民族研究的发展历程;美国著名…     

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起源问题再认识

中国社会工作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专业社会工作,另一个是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本土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分别对应着中西方社会的传统特质,即乡土社会与工业文明,这是探讨中国社会工作历史起源问题的两分法.扶贫济困成为政府责任,是社会工作兴起的最基本标志.根据这样的概念界定,可以把本土社会工作的起点前移到宋代,如此就可以进行中西方社会工作历史起源问题的对照、比较,形成一条关于中国社会工作起源和发展的完整线索.     

儿童社会技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儿童的社会技能问题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引起西方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共同研究的热点课题。西方关于儿童社会技能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儿童社会技能研究的早期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六七十年代儿童社会技能研究的停滞阶段和20世纪70年代后儿童社会技能研究的迅猛崛起与发展阶段。但我国关于儿童社会技能的研究起步较晚,亟待拓展和加强。     

中国民族学的历史和现状

西方学术界常称希罗多德为历史学之父和民族学之父,我国学术界也称司马迁为中国历史学之父和中国民族学之父,从文献研究的角度考察,此类称呼未尝不可。有的民族学家还依据民族形式和发展的历史,提出了原始民族学、古代民族学、近代(或现代)民族学和社会主义民族学,或原始社会民族学、奴隶社会民族学、封建社会民族学、资产阶级民族学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本文所谈的“中国民族学”仍按传统的定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民族学、即旧中国的民族学和新中国的民族学两个部分。中国民族学的历史上限,暂订于一九二六年。     

新中国的民族学与民族学研究院

一、学科史略民族学，就其作为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范围及独特的理论与方法的一门科学而言，非中国所固有，是本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经过廿多年的传播、学习、实践，到新中国建立前夕，民族学已经在中国扎下根来，并在教学、科研、学术队伍等方面有了相当的进展。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民族学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发展道路。多数学者倾向于将这一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文革”时期为中间阶段，此前和此后各为一个阶段。“文革”以前的这一时期，民族学经历了深刻的学术转型。教学方面，被称为“资产阶段民族学”的专业教学活动到１９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