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事件引出的“转型”话题

一跳二跳连多跳,郭台铭的灵魂受煎熬。今年以来,深圳富士康园区员工连续跳楼的悲剧一下子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就表层原因而言,富士康员工的十几跳自然既有公司管理原因,也有80后、90后员工的个人心理素质问题。但必须承认,富士康的问题并非其一家所独有,它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特殊阶段出现的特殊问题,它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富士康事件看“议题管理”

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式的短期行为相比，“议题管理”是一个更具前瞻性，长效性和战略性的过程。     

富士康事件引出的“转型”话题——警惕精神上的“高消耗”

一跳二跳连多跳，郭台铭的灵魂受煎熬。今年以来，深圳富士康园区员工连续跳楼的悲剧一下了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就表层原因而言，富士康员工的“十几跳”自然既有公司管理原因，也有80后、90后员工的个人心理素质问题。     

对“如假包换”的法律思考

产品责任是经营者因产品质量不合格和产品缺陷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如假包换作为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一种产品质量承诺,其内容远远超过其字面含义。本文从产品质量责任法的角度对“如假包换”进行法律思考,涉及到什么是假、假的证明责任、售假的法律后果等,同时对“三包”中收取折旧费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此外,还简要评析了产品质量纠纷解决的几种途径     

论“驴友”遇险事件的民事责任

自助户外运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其组织者则是法律意义上“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在“AA制”的“驴行”活动中,不能为“驴头”设定较重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在“非AA制”的“驴行”,“驴头”的安全保障义务则相对较重。基于“驴友”参与“驴行”具有自甘冒险的成分,故“驴头”的侵权责任可以减轻。“驴友”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侵权法的一般条款,而不宜援引所谓的公平原则。因为缺乏“效果意思”,不宜认定“驴头”和“驴友”之间成立合同关系,亦不能判令“驴头”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的解释方法,保险公司不能主张“驴行”活动为“探险”,保险责任亦不能因为这个理由而免除。     

富士康“去人性化”背后的灾难

今年以来，社会上最热门的词汇，除了“凤姐”恐怕就是富士康了。随着鲜活的生命一个又一个从富士康的高楼上飘下，无论报纸、杂志，还是网络新闻，到处都充斥着富士康的踪迹。加上最近的新闻也是郭总裁的道歉、撤回生死约、带台湾专家到大陆，实施心理援助计划等，还特别加了一条：建防护网。虽然国家似乎已经不再期望民众议论富士康现象，但是，由此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实在是难以抹去。     

以人为本,切实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思考

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更事关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整顿收入分配不公迫在眉睫.当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综合运用三个条件:一是中央财政收入能够解决大量的民生问题,有了共享的财富基础;二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强烈意愿和社会共识,可转化为推动改革的势能;三是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要像抓节能减排那样通过可量化的方式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抓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战略期”要综合推进五大改革.不断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肯定劳动价值,实现分配正义,这不仅是执政为民的体现,也是社会公平和国家长远发展的保障.     

对“拼车”现象的法律思考

近几年,随着私家车的普及,带来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能源紧缺等严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我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出现了自发性的"拼车"现象。"拼车"现象的出现符合历史发展,也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环境需求等相适应。但是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如对传统出租车行业造成冲击,是否为"非法营运",存在安全隐患,发生事故后责任如何承担等,从法律角度可以对上述问题做相应的解答并提出一些建议。     

从“三鹿事件”谈企业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三鹿奶粉作为中国的民族品牌,曾一度是国人的骄傲,三鹿集团也立于中国牛奶企业最前列几十年,可瞬间崩然倒塌。其后的经济伦理问题值得我们很多人的深深反思。企业对其利益相关的群体必须行使其社会责任,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其中对于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尤为重要。三鹿事件仅仅用逐利的动机并不能完全解释,因此,我们需要对关涉到企业行为的伦理核心问题——企业对消费者社会责任进行梳理,才能真正找到解决企业当中存在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以避免第二,第三个三鹿集团倒下。     

“伤熊事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的"伤熊事件",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反响,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评价这一行为,媒体也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当我们仅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待这一事件时,确实也带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刘海洋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舆论媒体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司法,以及如何完善我国的刑法典,这都是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法律思考.     

城中村改造中社会保障问题的法律思考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独特现象,作为现代城市与传统村落之间的＂混合社区＂,城中村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改造城中村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城中村＂改造的关键是突破＂制度瓶颈＂,构建与身份转变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机制。     

关于“小产权房”的法律思考

房产权本来没有"大"、"小"之分,"小产权"也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它的涵义没有一个规范的解释。"小产权房"存在着多种法律风险,"小产权房"的产生折射出很多深层次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将会产生严重的结果。因此,应立即叫停"小产权房"建设,同时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从法律和政策两个角度认真研究对待、解决和规范"小产权房"问题。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分析

在城乡二元化体制下,我国原则上是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但随着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我国法律一直在突破这个原则,理论界对农村宅基地能否进入土地市场也存在着重大分歧。基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解决农村面临的融资难题,实现“物尽其用”的物权原则,应当放开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许可宅基地使用权进入土地流通市场。同时建立与完善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与登记制度,完善农村保障体系,确保宅基地使用权有序、平稳地进入流通市场。     

劳动者罢工权初论

罢工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最早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由工人阶级长期不懈斗争的结果,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明确的立法规定。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不可避免地存在罢工现象,但对此却没有明确立法规定。虽然此次《工会法》的修订确了当发生停工、怠工时工会的权利和义务,也只是事后的补救。我国应在《宪法》中把罢工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规定下来,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罢工行为。     

土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土地承载着社会保障功能的同时,也承担着经济发展、文化和情感寄托等多种功能。现实中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缺位而使土地保障地位凸显,便产生了“土地换保障”的认识与做法,实践中发现这是一个不对等命题。正确认识土地权益与农村社会保障的不对等性,准确把握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趋势,通过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帮助农民创造更多财富、加强小城镇文化建设等途径,正确处理土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关系。     

遇难船舶避难准入法律问题研究

现行国际法体系下,关于遇难船舶是否有权进入沿海国水域避难,难以得出明确结论。国际海事组织在避难地问题上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脱离避难准入权的单纯避难地的存在并不具有实质意义。鉴于绝对的避难准入权与国家主权原则存在直接冲突,遇难船舶避难问题更现实的解决路径是提高国际船舶标准及提倡船籍国承担责任原则,而非创设一种绝对的避难准入权。在国际法上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缺乏统一标准的大背景下,我国宜采取个案分析的方式,对具有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进入我国水域进行适度干预。     

社会保障主体的责任问题与法律完善

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出现的资金短缺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各社会保障主体的责任划分不清、分担不当以及相应责任追究机制的缺失。社会保障主体的责任具有其特殊的性质和特点,我们应当以社会共同责任与和谐社会目标下的利益平衡为理念,合理划分政府、非政府组织、用人单位和个人等主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责任,界定各主体应承担的义务,完善相应的法律追究机制。     

法律上环境权范畴的界定

将环境权作为一种应然的道德权利,已经在学界达成共识;而将其作为一种应然的法律权利则面临诸多困境。其原因在于法律上环境权的范畴界定不清,尤其是环境权利的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不明且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操作性。环境权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一种新型权利,具有不同于既有权利谱系的典型特征。     

城市农民工处境的法律透视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城市农民工整体处境堪忧.困境的法律成因包括立法与执法两个层面.从立法层面看,宪法确立的公民权利平等原则未通过具体制度得到落实,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具体制度导致农民工在城市中实际上处于边缘地位.另外,现行劳动纠纷解决机制也为城市农民工的维权设置了障碍.从执法层面来看,行政执法疲软和司法救济不力致使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要使城市农民工摆脱当下困境,一方面须在具体制度上真正体现和落实宪法的平等精神,消除歧视,并改革现行的劳动纠纷解决机制;另一方面应理顺劳动监察执法的运行和约束机制,加强执法力度,同时通过审判和执行制度的局部改革,给予城市农民工以更加公正、低成本和及时的司法救济.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探析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国内外文献多有涉及,但是学者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学而不是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立足于对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有关立法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从法律的视角来研究制度问题,并且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