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教的存在论架构与文化生命的运化

本文讨论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在“良知”作为存在之知，作为道德判决之知，作为感物应事之知诸层面，均开展了存在论视角的诠释和理解；本文继而讨论“良知”在文化诸层面的存在性显现和一气贯通的生命形象；由此两截便是在本体论和宇宙论的论城里，解说“良知”作为存在的全体展开的意义，以及作为“天道于穆的全幅意义”的展开的意义，从而依此良知学说展示了一种以存在论为境城的文化的价值学说。     

王阳明的心外无物浅析

“心外无物”是阳明心学的基本命题之一,王阳明试图通过“心外无物”的理论纠正程朱理学以来形成的那种从心外求理的误区。在王阳明“心外无物”的思想当中,心的感知意义处于次要地位,道德至善之心才是此心的根本,相应的物也不再是孤立于人之外的冰冷之物,而是与人相关的“事”,甚至于是人的道德行为。王阳明论述“心外无物”的目的是要通过“成己成物”的教养历程,将外在于人的“物”,纳入到主体的“心”中来,将作为良知的善良意识凸显出来,但在其凸显出了良知的同时,却极容易走向自然人性论中。     

王阳明“格物”“致知”说分疏——以《传习录》为中心

王阳明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其对“格物致知”说的阐释颇具革命性,不仅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解释框架,而且因此发扬和深化了心学一途的学思脉络。与朱子相比,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训释的反动体现在：将朱子训物为客观物质实体与人类道德行为二义窄化为道德事为,物成了心之物,并且相应地穷理被局限于体认天理或良知,即格心。与此同时,所谓致知,仅仅变成了克除私欲,发明本心或使天理流行充塞,最终导致了贯通心与物、心与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与朱子学说分道扬镳,但也因此以简易直接的方式宣告了自己心学理论的特色,并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明学以济大同--阳明“致良知”之学的政治维度初探

王阳明有着非常深切的救世之心,“成物”或者说“外王”是王阳明的核心关怀之一,把握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不应忽视此点。王阳明认为世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良知之学不明”,他开出的救世之方是“讲明致良知之学”,显然,其“致良知”之学有着很明确的“外王”旨趣。王阳明心目中的“大同”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各尽所能、人人视人如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讲明致良知之学”,使人人致其良知才能实现。     

晚明学者刘邦采对“致良知”学说的发挥

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提出的“致良知”学说,风靡晚明思想界,其弟子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构成了晚明思想史的重要内容。顾炎武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风流至于百余年之久,古有之矣,……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即王守仁)之良知是矣。”(《日知录》卷18)研究思想史上的这段内容,对于深入把握晚明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了解晚明社会思潮与明末清初进步社会思潮的关系,均有重要意义。本文仅通过刘邦采对“致良知”学说的发挥,略窥晚明学术思想之一斑。刘邦采,字君亮,号师泉,明吉安府安福(今江西省安福县)人。其生卒年不可详考,     

阳明对儒学本体功夫论的继承和发展

本体功夫理论与儒家心性学说相联 ,是儒家心性学说发展演变到宋明时期的必然结果。明朝中期阳明本体功夫论即他的良知和致良知说的诞生 ,是我国古代本体功夫思想成熟的标志。在阳明看来 ,对自然界的态度 ,是一个良知的问题。“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体境界 ,就在“致良知”的功夫之中 ;离了功夫 ,即无所谓本体。今天 ,当人们呼唤人与环境、人与生态的谐调发展之时 ,就不能不承认阳明本体功夫思想在这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王阳明“致良知”哲学思想探微

以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为研究对泉,对“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认为“良知”包含最高的精神本体、植根于心里的天理、至善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三层意思,“致良知”的工夫包括“无事时存养”“有事时省察克治”两种,而“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的连续互动过程是“致良知”学说的必然呈现,并概括总结“致良知”学说中包含的自律精神、自主精神和求真务实精神。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董仲舒则“屈君而伸天”,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儒家虽然肯定君主制度,但其与君权之间亦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从民本进至民主, 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由仁转智——论阳明学派对“是非之心”的辨析

对宋明理学家而言,如何理解四端之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程朱一系的解释中,仁之德性“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四端之中心。阳明学兴起后,由于王阳明对是非之心的强调以及“知”“智”古字相通,因此部分王门后学提出“良知为智”这一命题,并进而主张“知（智）亦统四端”,倾向于以“智”的角度诠释良知,并通彻于心德之全部,希望由此彰显并保住心之超越性、涵盖性、主宰性以及纯粹至善无对性。仅以对是非的判断定义良知,引发了部分学者以后天之念而非道德本心理解良知的歧见,由此又引起了王门内外学者的理论反思。     

王阳明良知自律的研究——兼与康德意志自律比较

王阳明良知学说是中国哲学上一个重要思想 ,一些学者对其予以多角度阐释 ,然而却忽略了良知的基本内核 ,即自律。王阳明良知自律包含自觉、自愿、自然和实践的品格 ,它与康德意志自律有相同之处 ,又存在诸多差异。正是王阳明良知自律思想 ,实现了对程朱理学的革命性变革 ,也为当前如何摆脱道德价值危机提供某种教益和启示     

晚明拟话本小说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考论--以《型世言》为中心

<型世言>和<三言><二拍>之创作非如学界通常所认为的,一受程朱理学之影响,一受阳明心学之影响.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非对立之学说,其伦理指向是一致的.<型世言>中体现出的也不是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而是已经世俗、功利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阳明学说兴起后儒家伦理通俗化的运动,儒家思想在由上层向下层传播时所发生的世俗化转向如蒙书、功过格等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晚明拟话本小说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     

王阳明心学的产生及其特点

一王阳明心学的产生明朝官方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它在明初占有独尊的地位。成化弘治以后,长期被压抑的陆九渊的心学开始抬头,王阳明则公开地打出了陆学的旗帜,以(?)扬他的良知学说,给了儒家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一个极端地发展。嘉靖以后,陆王心学在思想界风靡一时,《明史·儒林传》说,阳明学“门徒徧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我们先谈一谈这个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文化断层”之我见

在当前有关中国文化的讨论中,有的研究者提出了我国文化史上所谓的“文化断层”或“文化断裂”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断裂”现象?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提法问题,而且涉及到有关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方面,故不揣浅陋,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一) 近年来人们提到的中国文化断裂层,主要有两个时期:一个是明朝末年的“反儒文化断层”,另一个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化上存在的“断裂层”。晚明时期,无疑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极有色彩的时期。从明代中叶,王守仁高举“致良知”的旗号走上舞台,阐述“朱子晚年定论”,对传统的程朱之学提出不同的解释,到钱谦益低吟着“敢将零落怨天涯”,被清廷列入《贰臣传》,“姚江之学”风行天下。“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其间王艮、王畿,龙溪、近溪,讲学之风,遍及各地;李卓吾喜笑怒     

良知与沉沦——浅谈海德格尔的“此在”

海德格尔是德国存在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此在”概念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处于核心地位。海德格尔对“沉沦”和“良知”的思考打破了所有以前人们思想中固有的理论框架,让沉沦和良知在存在的深度上作为人最切己的生存现象,活生生地显摆出来。我们在沉沦中寻求解脱,召唤良知!     

阳明对儒学本体功夫论的继承和发展

本体功夫理论与儒学心性学说相联 ,是儒学心性学发展演变到宋明时期的必然结果。明朝中期阳明本体功夫论即他的良知和致良知说的诞生 ,是我国古代本体功夫思想成熟的标志。在阳明看来 ,对自然界的态度 ,是一个良知的问题。“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体境界 ,就在“致良知”的功夫之中 ;离了功夫 ,即无所谓本体。今天 ,当人们呼唤人与环境 ,人与生态的和谐发展之时 ,就不能不承认阳明本体功夫思想在这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晚明文学革新思潮初探

明代文坛上,自始至终贯穿了拟古与反拟古的斗争。明代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市民阶层的成长,出现了新的进步思想:即是文学观点上的尚真主情和哲学上的反理学禁锢求个性解放的新思潮,于是反拟古的提倡通俗文学的市民文艺应运而生。这是文学的革新和思想解放的运动。 这个思潮的先导,当上溯到与程朱理学对立的陆王心学,晚明的文学革新是这个思潮的直接的产物,公元十六世纪中叶,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风靡一时。《明史·儒林传》说:阳明学说“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这种思潮,动摇了程朱理学在中国的长期统治,成为当时文学革新的思想基础。 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徐渭、李贽、袁宗道三弟兄、钟惺、谭元春、汤显祖、冯梦龙、凌濛初以及明末的爱国作家陈子龙、张岱等。     

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海德格尔的良知之思

海德格尔的良知之思令人惊讶。这种惊讶并非由于其理论或观点的新颖性或颠覆性，而是因为海德格尔的良知之思在括去了一切良知假设和道德教条之后，真正让良知在存在的深度上作为人最切己的生存现象活生生地自身显摆了出来。很明显，由海德格尔的良知之思所打开的这个新局面，隐含着各种良知理论和道德学说最终都不得不应答的某种咄咄逼人的意义态势。     

李二曲思想研究状况述评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二曲的思想研究一直是一个不太被学术界重视的领域。一直以来,学术界不仅以“陆王”心学说,“程朱”理学说,兼采“程朱”、“陆王”说和“王学”、“庄”学说等多个不同的视角对二曲思想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阐析,同时在二曲学的学术宗旨上也观点不一。此外,学术界认为二曲思想的内涵和特色主要表现在“悔过自新”说、“明体适用”说以及教育哲学思想等方面,由此而孕育的二曲思想以启蒙和经世致用指向昭示出鲜明的的时代特色。在此基础上,学术界一致认为二曲思想不仅与关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与实学以及西方文化（天主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曲思想对我们的现代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阳明“无善无恶”到“有善有恶”之宇宙生成论阐释

四句教是阳明良知学说的核心宗旨,而良知学乃是建立在天理良知这一宇宙本体上的。这一宇宙本体有一个生发的过程。当其未发之时,未发已发一体,皆为虚灵自然本然,此即为“无善无恶心之体”;当其已发之后,未发已发亦然一体,此一体之自然本然即为善,而为物所滞产生过与不及即为恶,此即为“有善有恶意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