篱栅与通道：社会转型时期进城务工农民的民主参与问题

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农民进城务工较为普遍,而进城务工农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则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进城务工农民--作为一个"公民"根据宪法和法律享有民主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却因种种因素制约无法行使,这不仅是其无法行使权利的重要内容,更是其一系列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进城务工了,选举权利却被"搁置"在遥远的农村,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固然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而"农民"、"农民工"的概念界分及其阶级属性的不明确,则是当前进城务工农民行使选举权利受碍的根源所在.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要让农民有序市民化。然而,农民进城务工,一部分农民工适应城镇生活,顺利融入城镇,成为新市民;一部分农民工难以成为城镇就业主体,融入城镇受阻,有的回乡务农或创业,成为新农民或小企业主,有的则回不去农村,又融入不了城镇,成为漂的一族。可见,农民市民化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农民工的融入性教育势在必行,迫切需要建构融入性教育机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让更多的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顺而有序。     

城市建设中“农转居”居民的就业问题——以河南省洛阳市新区为例

城市新区建设中,城市郊区农民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农转居”居民,他们需要实现新的就业。由于现行就业制度、社会就业环境和自身的原因,他们的就业具有就业率偏低、稳定性差,就业区域狭窄、技术含量低,希望的就业途径和实际的就业途径存在矛盾以及就业收入和就业期望值差距较大等特点。在促进“农转居”居民就业问题上,应特别强调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加速经济的发展,拓宽就业渠道;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树立统筹理念,建立常态机构;提高“农转居”居民素质和实用技术能力;支持”农转居”居民实现自主创业。     

关于进城务工人员若干问题的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飞跃发展,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时代潮流,进城务工人员已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几点看法。一、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称呼问题"农民工"的称呼,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而形成的。但仔细推敲,这个称呼不确切。首先,这个称呼不能准确体现进城务工者的身份。"农民工"的称呼概念模糊,说他是农民,又有工字;说他是工人,又有农民二字。最多只能表明他们是来自农村的务工者,     

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环境的长效机制

农民工进城就业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制度、观念、管理和政策法规等几个方面。解决农民工进城就业问题应打破城乡体制和政策分割,调整社会结构,实现社会结构的一元化,逐步建立统筹城乡就业的管理体制,尽快把农民进城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强化和健全对农民工的法律保护和管理,加快建立健全农民进城就业的资金保障和服务体系,加强对进城就业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建立适合进城就业农民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农民到农民工:经济发展战略下的制度变迁分析

中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出"农民→农民工→市民"独特路径,进城务工的农民先成为"农民工",不能享有市民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转为市民则面临重重困境,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由此产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与二元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文章对农民工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阐述农民工制度的形成背景、博弈过程、路径依赖特征以及制度构成,并对农民工制度的效应与影响进行分析。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浅析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广大城市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速度也日渐加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需求方。由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农村人口收入偏低,众多的农民选择进城务工,形成了一个较大的供给方。农民工进城不是融入城市,而是作为一种城市边缘人的角色进入,因此农民工在城市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关系到其自身的社会保障问题却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做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不仅关系到农民工自身生活,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维度、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农转居社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区类型,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治理问题,内在地要求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与成熟的城市社区相比,当前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总体水平不高,相关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基层党组织转换不彻底、政府服务缺位、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居民参与意识不足等,制约了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有必要在优化各治理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强化各主体的能力建设,注重形成整体合力,以提高农转居社区的治理绩效。     

城乡文化冲突下的“农民工”形象叙事研究

当下文学受社会农民工潮流的影响,对进城农民的描写形成一个创作的潮流。当下小说从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场景设置,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农民工形象心理流变的历程图。作家并没有单纯描摹进城农民生存境遇,而是把农民工放在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的冲突下,进行叙述,展现了进城农民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精神世界。     

深刻认识农民工加入工会的重大意义

2003年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将尽可能多地组织农民工入会,同年9月,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进城就业的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党和政府肯定了农民工在工人阶级中的     

农民工就业现状与消除就业歧视的对策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迅猛发展,许多农民离开农村进城务工,随之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尤为突出。尽管我们在解决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然而,仍然存在职业培训欠缺、就业待遇歧视以及社会保险参与率低等问题,我们应该在制度上、法律上和思想观念上探讨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保障机制创建——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部分地区的农村调查

农民工是我国当今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是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力量,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纽带。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及其制度安排,导致相关的农民工问题层出不穷,降低了农民工作为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而农民工市民化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和最终选择,应通过城市社会保障和农村土地保障制度及机制的合理创建,尤其是通过保留进城农民在本轮承包期内的承包地,允许其长期流转,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机会成本。     

公共品性质与农村需求：新政十年回顾总结

农村公共品是特殊意义上的公共品,与一般公共品不同的特征就在于其暂时性、过渡性。农村很大一部分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进城之后公共品供给不足,如果过度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实际上是一种逆城市化行为,意味着浪费,与此同时,农民工进城后其子女入托、就医、就学等难题则得不到有效解决。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首先应增加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水平,如果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水平没有增加,单纯靠公共财政扩大农村公共品投入是不可持续的,中看不中用的。土地入股将社保福利寓于其中,是最具有社会性的城市化方法,能够从根本上满足农民进城对公共品的需求。     

按法律规定办事保障农民工权益

进城务工农民(以下简称农民工)作为日益庞大的一个新弱势群体,其权益保障缺失已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     

农民工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分析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突出,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就业的压力逐年增大,同时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中国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采取了农民工流动方式向城市流动,而农村居民和广大农民的素质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因此,即使农民可以完全自由进城打工,其在就业竞争中也必然处于劣势,仍然无法改善其与城市居民在就业上的相对地位,因此,发展我国非正规就业,是缓解在农民工就业压力的主要渠道。本文研究了当前农民工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必然选择和大力发展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可行性,并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发展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必要条件。     

皖北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B市的调查

由于城乡分化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加上城市内部分化日益严重,皖北农民市民化的困境集中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城市户口对农民工没有吸引力;二是本地企业留不住本地农民工;三是土地收入不足以保障生活;四是进城农民的"低收入"、"低保障"遭遇了城市的"高房价"。要走出上述困境,从市场层面来看,要赋予农民平等的市场准入权,让进城农民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从社会层面来看,要开放城市公共生活,让进城农民在城市居有其所、享有与市民平等的各项社会保障。     

再议劳动者地位问题:劳动力产权强度的视角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多年来,劳动力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以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然而与此同时,各种劳资冲突和劳资纠纷问题也日益突出,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农民工在劳资关系的弱势地位问题尤其受到关注。如果说在改革初期劳动者地位可能受制于劳动力产权残缺的状况,那么,当劳动力市场和劳动法律制度逐步成熟和完善时,劳动者地位则主要取于其实现劳动力产权的能力,即其劳动力产权强度。决定劳动力产权强度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维度:个人变量、结构变量以及制度变量。劳动者是异质性的,不同劳动者群体在劳动力产权三个维度上的强弱决定了不同的劳资关系类型——雇主管治型、雇主主导型、制度保护型、自我保护型和雇员主导型,以及不同的劳动者地位——完全弱势、弱势、受保护的弱势、受压制的弱势和强势。只有理顺最突出的农民工劳资关系问题,一个均衡和谐、劳资两利的中国劳资关系模式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而且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平衡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变与社会身份的缺失

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方式与自我价值认同上明显区别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对沈阳的个案研究认为,从农村到城市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主观与客观上模糊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作为社会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表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归属出现了原有定义与现实情况既矛盾又重叠的特殊局面,造成了其城市生活环境下社会身份的缺失,并进一步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     

论农民工主题写作中的"返乡"叙事

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最为广泛的社会潮流.在此背景下,农民工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更成为世纪之交"乡下人进城"文学和"底层写作"的主要表现对象.仔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下的农民工主题写作中,对人物的命运结局设置存在两种叙述模式,或是留在城市,或是返回乡村.乡下人怀着渴望与憧憬从乡村逃离来到城市.而城市生活的碰壁与对乡村的眷恋则使他们纷纷踏上归途.与"乡下人进城"相对应,"返乡"不仅是一种现实选择,更是一种包含丰富意味的文学形式.     

泸州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情况调查

农民工进城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方面。泸州有农业人口390万，约占全市人口总数的85％。城市化率在17—20％。据有关方面数据，目前泸州有进城农民13．5万多人。农民进城务工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民工进城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