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容到形式：“社会性别”研究的新路径

“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四字词语在现代汉语中是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关键词gender在中国的翻译、使用而出现的,其概念界定与使用的众说纷纭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研究界对这一问题理解上的差异性与驳杂性。从复原生理、心理层面上的传统性别差异到批判性别生成中的男权文化机制,从执着于提升被压抑的个人、身体价值到强调公共领域中的女性参与,从建构多重主体的性别维度到解构生理性别与文化性别的二元对立,从注重精英叙事中的女性话语到开始与大众文化结缘,社会性别研究在新时期文学中经历了繁富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在这其中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研究一直较为薄弱,形式研究关注叙事人、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修辞等形式要素体现的性别权力关系,能够丰富和发展尚嫌薄弱的新世纪文学叙事学研究,为私人化写作落潮后的女性文学开拓新的话语空间,增强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理性、专业性、国际性等。     

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社会性别理论是西方女性主义的重大理论建树,于20世纪90年代逐渐被中国的妇女研究者所关注并迅速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理论建构和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的实践推进,推动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发展和男女关系的根本改善。     

全球化与中国妇女健康

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它是一把双刃剑:既可给妇女健康带来积极的影响,推进妇女健康的发展;又可以给妇女健康带来消极影响,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这里着重探讨全球化机制———特别是公民社会和公共政策的发展,市场化、商业化与私有化对社会服务的介入———与中国妇女健康的互动关系,可以促进中国健康政策的改革与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     

新媒体时代小说叙事的媒体化蜕变——以王芸小说为例

面对大众传媒时代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冲击,一些传统的文学文体也在不同程度上改变自身的文体特性与功能,以适应新时代受众的接受诉求。王芸的小说就是典型个案,它们普遍表现出向现代媒体叙事特性亲和的趋向。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叙事主体的公共媒体身份的去性别化;叙事内容的日常热点人事的去典型化;叙事语言的泛修辞化包装的唯美化;叙事文体的故事本体回归的讲述化。它们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叙事特性与功能,体现出向大众传媒讲述故事的文体特性融合的走向。     

为谁参政？--参政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分析

参政妇女代表和反映女性群体的利益和呼声,是妇女参政的意义之所在,也是推动更多妇女进入政治领域的主要诉求之一。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从对传统性别分工和性别角色定型的认识、对男性中心社会传统价值观的看法以及对中国男女平等现状和实现途径的认知等指标来看,与普通妇女和参政男性相比,参政妇女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意识,对于妇女参政的态度也更为积极。这一发现反驳了认为参政妇女不能代表妇女群体的利益,是“穿裙子的男人”等观点。     

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政策的性别缺失研究

针对我国妇女的合法权益频爨侵害的现象，我国立法部门及各级政府制定了促进妇女权益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公共政策。但现行的立法未能对妞女权益提供全面维护，妇女权益的保障在显性层面和隐形层面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针对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公共政策，分析其中关于妇女在人身权、财产权方面的劳动保护、计划生育、性骚扰、产假等内容，指出了我国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政策在决策成员、信息通道、概念界定、特殊权益保护等方面存在的性别缺失，并就解决问题的对策提出相关思路：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引入社会性别分析；修正现有不合理的公共政策，并构建有利于两性和谐发展的公共政策；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引入社会性别分析。     

中国妇女发展的社会政策演进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妇女发展的社会政策,取得了诸多成绩,为促进妇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六十多年来妇女解放和发展的经验表明,只有将社会性别视角运用于各项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才能真正推进性别平等。     

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面临的五大挑战——以福建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在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不断扩展和深入的进程中,伴随着个体自我意识的日益强化,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也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难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妇女日益增长的多元、多样、多维度、多层面的需求和个体意愿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之间矛盾的显化;性别平等的社会目标与传统文化中不利于妇女因素的惯性力量之间冲突依然明显,在一些领域有所强化;三农问题和性别问题相交织,结构成三农问题的性别化和性别问题的三农化;现代化问题与性别问题相交织,结构成现代化问题的性别化和性别问题的现代化;社会阶层分化与性别问题相交织,结构成社会分层的性别化与性别问题的社会阶层化.     

农村留守妇女性别平等意识研究——基于常德市安乡县实地调研的经验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和入户访谈的方法,对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4村100名留守妇女进行实地调研,从留守妇女对社会地位、劳动分工、家内事务和两性性别角色的认知四方面可以看出,新时代农村留守妇女的性别平等意识呈现出有所觉醒却依旧保守的特点。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落后且结构单一、基层行政主体的性别平等意识欠缺、传统性别观念根深蒂固及农村留守妇女自身局限等。只有立足于农村留守妇女的现实境况,建立针对性强的就业保障体系,增强公共政策与管理中的社会性别意识,注重性别平等的文化教育,调动妇女们的主体积极性,使她们从意识层面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后选举权初期美国右翼妇女参政研究——社会性别之视角

依据传统社会性别,美国妇女的社会身份是贤妻良母,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极其有限。选举权实质性拓展了妇女群体的参政空间,右翼妇女自然包括其中。在罗斯福“新政”和二战期间,右翼妇女以反共、反犹、反“新政”、倾纳粹为核心的思想极具时代特征。在上述思想驱动下,她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试图影响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通过对右翼思想和反战行为的解读,可剖析右翼妇女参政对美国传统社会性别的颠覆与突破。     

《边城》的民族伦理与性别叙事

《边城》在重塑中国形象时其叙事基点是张扬民族伦理;民族伦理表述框定着文本的性别叙事：失衡的自然性别设置、抽空与变形的社会性别意涵、诗性叙述背后的传统性别文化逻辑、女主人公的“失语”与“假借”、一潜一显两代女性的爱情悲剧与民族历史文化命运表里互衬的结构等,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社会性别形象;在女性及“边城”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寄予了作者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想象,隐含着“内部东方主义”的文化逻辑。     

论后选举权初期美国妇女的参政困境——基于社会性别视角

获得选举权揭开了美国妇女参与选举政治的序幕.但由于内化了贤妻良母的传统社会性别身份,美国妇女在后选举权初期未能积极参与投票.即使参与投票,她们亦无法只依据自我的社会性别身份而形成统一“投票集团”.因对社会性别平等有着不同理解,各女权组织间分歧严重,这无形中消减了妇女的参政效应.通过社会性别视角,文章着力剖析后选举权初期美国妇女的参政困境.     

论个体性别社会化和性别角色表演

长期以来,基于性别差异,尤其是男女两性性别差异的两性性别心理及其形成一直是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热门议题。以社会学为视角分析个体性别心理的形成与发展,主张个体性别社会化和性别角色表演是社会性别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两大重要概念,探讨了个体性别心理形成与发展中的性别社会化和性别角色表演,认为社会和个体合力建构了性别心理—行为机制,而这一机制又对个体的性别社会化和性别角色表演进行导向和规范。在这一机制中,社会影响力无疑是强大的,但个体的建构力也不可小觑。因此,即使是个体,在改善现有的性别文化,创建新的性别制度中,也是大有作为的。     

传统性别分工对选用女性干部的影响——基于湖南省某市两次干部考试的思考

当今各级政府干部选用,性别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一定作用,从而导致女性参政处于不利地位。究其原因最为关键的是传统性别分工所带来的影响所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导致了性别刻板角色的形成;二是它强化了带有偏见的社会性别文化。     

文学叙事中的赛金花

文学叙事中的历史人物负载着历史文化传统、话语讲述年代以及叙述者个人的观念和情趣。清末名妓赛金花作为一个不断被整合的符码,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其形象与意义作出了相距甚远的叙述与阐释。这些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赛金花形象投射着时代主流话语的变迁以及叙述者社会地位、性别身份的差异。     

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

为实现男女间真正的平等,公共政策应当具有社会性别视角。在我国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政策中不乏体现性别平等的规定,但实际的执行中却仍然存在分配承包地时歧视妇女、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与我国传统的婚嫁文化有很大关系,此外,政策规定中的性别盲点、各地的“村规民约”违反法律规定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性别问题的产生。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角度对相应的政策和法律进行完善。     

社会性别的建构与形塑——对一个布朗村寨的田野观察

文章以一个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村寨作为田野观察对象,发现当地妇女的社会性别表达具有明显的当地特点,宗教信仰、生计模式、传统文化、人生仪礼等形塑和建构了本地性别规范。近年来市场经济以及人们对现代性的想像,可能会超越传统的宗教、习俗、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有可能重新建构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仪礼规范。这种变化不只表明社会性别深深地嵌在当地独特的文化与制度之中,也会随着制度与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得到调整和重构。     

通过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实现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论中国妇女发展实践中的理论与策略

摩塞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来源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与实践,该框架旨在通过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来实现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其发展计划既扎根于妇女的实际需要,又时刻被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所指导.中国的国情与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很多相似性,中国妇女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很难被表达,而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又容易被忽视,因此该框架对中国妇女的发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根据中国有关妇女培训和小额信贷的发展实践,在应用该框架时应注意三点：发展实践要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在进行需求调查时,一定要让妇女拥有话语权;必须从满足妇女的实用性需要入手来吸引她们参与发展实践,从而解决问题.     

中国开展社会性别预算的障碍与对策

向妇女赋权、提高妇女地位和增加妇女工作机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性别预算产生并逐渐引起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社会性别预算的开展是社会公平和性别平等的必然要求,是公共财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开展社会性别预算已具备一定的条件,但也存在障碍。有效开展社会性别预算需要健全和完善法律政策体系,深化公共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积极开展社会性别预算培训和宣传倡导工作,选择社会性别预算实施的重点领域等。     

新目标 新阶段 新作为——对推进高校女性/性别教育的思考

我国在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已由追求受教育机会的平等,进入追求教育过程及教育结果平等的新阶段。要实现教育过程及结果的性别平等,远比实现受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更为艰巨和复杂。《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凸显了对"妇女与教育"领域的重视,要适应新阶段,实现新目标,应当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开展女性/性别教育的新作为,为提高妇女地位国家机制建设提供智库,为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人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