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兼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和成书时间

一九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给《三国演义》的研究提供了一部重要材料。书中有一些用小字印出的夹注。在该书《前言》中,章培恒先生从小字注考证出成书的年代,马美信同志则把小字注当作评价作者思想倾向的根据。后来,章先生和周楞伽先生发生争论,两位学者都把这些小字注当作作者自己所作的文字(参见《文学遗产》1982年第三期《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马美信同志在《<三国演义>的原本》一文中也再次以小字注为据分析“原本”(按,指嘉靖本)和“毛本”的区别。但是,这些小字注是否出自作者本人之手?郑振铎先生曾在《三国志演义的演     

《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

《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张志合我在拙文《（三国演义）初考浅论》中，曾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流变作了一个初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并不是罗贯中的原作，也不是《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黄正甫刊本《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     

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关系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裴注的资料进行了全面而认真的梳理和考辩,并在服从于《三国演义》整体创作要求的基础上,对裴注的资料加以引用,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细节。     

《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演义》优劣比较谈

一、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据说最接近罗贯中的原著。它的特点是除正文之外还有不少的“小字注”——对正文加以补充或解释。在“小字注”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     

《三国演义》(毛宗岗本)中的曹操也是正面人物形象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颇有作为的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当时社会和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都是有贡献的。这在史学界大概已成定论。但《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却还在被误认为是个“粉面奸臣”,这实在冤屈他了。其实,我们细读《三国演义》,再和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对照来看,可以发现,《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也并不是个反面人物,而是基本上属于功过并存,功大于过的正面人物。 如众所知,《三国演义》材料的主要来源,是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引。我们细读《三国演义》,不难发现,有关曹操的叙述与描写,在许多重大事件和情节上,甚至包括某些细节,是基本上忠实于《三国志·武帝纪》和裴松之注引的史实的。陈寿     

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述祖德诗》佚注

在《佛祖统记》中，发现谢灵运佚文一篇，即谢撰《庐山法师碑》文，此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漏收。在《俄藏敦煌文献》中，得《文选》残卷一通，其中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注文用双行小字夹正文中。此注既非李善注，亦非五臣注，为唐人注《文选》的别一种珍贵写本。文章论证了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述祖德诗》佚注的学术价值。     

《三国演义》小字注考索

考察<三国演义>小字注的来源及其功能,认定小字注虽非一人一时所加,但小字注极有可能在罗贯中原本中便已存在.通过一条带有时代标记的小字注,初步分析<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的可能性极小.     

关羽和貂蝉

貂蝉这个名字,不见于正史,仅仅是元代出版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曲选》中的《连环计》杂剧里面,才说吕布的妻子姓任,小字貂蝉,可见是出于民间艺人的虚构。《三国演义》里的“王司徒巧使连环计”故事,也是在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的。 清代地方戏中出现了《斩貂》一剧,演述曹操杀了吕布之后,把貂蝉赐给关羽,关羽认为貂蝉是     

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附有小字注,我认为此项小注即出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作者罗贯中之手,并曾据此考定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及写作此书的大致年代(参见我和马美信同志为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前言》及《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所载拙作《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其后,王长友同志发表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对我的看法提出商榷意见。我想,通过讨论,我们将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故特进一步申述鄙见,以就正于王长友同志和其他同行。     

《傅子》与《三国演义》

《傅子》中收录了大量有关三国纷争及人事沈浮的故事，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将其中的大量篇幅首尾完具地引入，所引达五十三条约六千三百余字，为罗贯中的创作的《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都取材于《傅子》     

马其昶《毛诗学》按语

马其昶之《毛诗学》主要采用集说的形式,但别下己意,则用按语标识。通过对其按语进行归纳爬梳,大致可分为:解释经文,申述毛传,文学讲评,申述诗教等几种类型。经马氏疏解,经传之义得以大明。     

《古代汉语注释商榷》献疑

《古代汉语注释商榷》(下简称《商榷》)一书的出版,对古汉语、训诂学教学有着重大意义。然而该书中尚有一些不足之处: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的注释本来不误而误驳;王先生未注而《商榷》误注;王先生注释欠妥,《商榷》的注释也待商。另,《商榷》中排版或引书上有错误。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在宋代韩学中的地位与价值

宋代魏仲举所编的<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虽非出自专家之手,难以全面地总结宋代韩学的成就,但它仍是宋代韩学的的渊薮,其价值不容低估.<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集注、集评、校勘等方面.它在校勘方面略显薄弱,但其集注、集评却价值极高.<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中引用到的主要注家、注本虽大多已经失传,但其基本的面貌、格局、风格等都可以据它进行勾勒.集评中所保存的大量资料,其文献、文化、文学价值也都弥足珍贵.     

周密笔记的遗民情怀与史料价值

周密宋亡后以笔记野史和遗民气节名,遗民身份与其笔记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遗民情怀渗透在其笔记从内容到文字的各个方面:在内容上表现出怀旧、反思、控诉的主题,写作时强调“得其实”与“直书”,文字中流露出浓郁的盛衰之感和追念之怀。他的笔记蕴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表外筹资：方式、诱因及信息披露

通过传统融资渠道向银行取得贷款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表外筹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表外筹资的主要方式有经营租赁、应收标据贴现与背书转让、附有追索权的应收账款出售、资产证券化等；其诱因主要有：开辟融资渠道和粉饰会计报表；相关信息披露主要是通过会计报表附注实现。通过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应加强相关制度建设，规范表外筹资行为。     

论《诗林广记》对宋诗宋注的摘引

蔡正孙《诗林广记》大量摘引宋诗宋注,并通过"《诗注》云"、"注者《诗注》云"、"注者云"、"直引不标注"四种不同的摘引方式,表达了对宋诗宋注一分为三的态度:纯粹的诗注、诗注的诗话化以及可以共享的知识。究其原因,宋诗宋注的繁荣与释评兼备的注释特点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而蔡正孙对宋诗、宋注的重视以及《诗林广记》体例上的创新则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合理的保证与必要的条件。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辨伪

1959年发现的《红楼梦稿》,为杨继振在光绪年间所伪造。它既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稿本”,更不是程伟元、高鹗修改过程中的稿本或付刻的底稿。梦稿本偶尔抄入的批语,证明胡适后来认定的有批语的抄本才是“真本”、“原本”的标准,是不能成立的。脂本中有关曹雪芹生平家世的批语,也因此获得检验其真实性的参照系。     

司马迁受刑的原因与《史记》成书之谜

司马迁受刑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遭遇李陵之祸,李陵之祸只是导火线,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不满与批评。关于《史记》的成书之谜,《汉书》明确指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似已有定论,但王充的《论衡》与《文选》的李善注似又否定了《汉书》之说,故特意挑明疑点,以求高明。     

“通变”中的《牡丹亭》——在东南大学戏曲名家昆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传奇《牡丹亭》是汤显祖根据前人的笔记、话本所提供的素材重新创作而成;它之所以能以昆腔演出,则得力于叶堂对宜黄腔的改制。可以说,传奇《牡丹亭》是文学、戏曲“通变”的产物。目前出现不同的演出本,正表明《牡丹亭》仍与时俱进地处于“通变”之中;也只有如此,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昆曲方能在不断的流传中趋向繁荣。     

论《红楼梦》容庚藏抄本之底本——与夏薇《“籀红室藏本”和一段旧公案——〈红楼梦〉120回抄本系列研究之一》商榷

依据抄本的缮写避讳形式,推断《红楼梦》容庚藏120回抄本的形成时代在道光元年之后。据此,进一步比勘此抄本与当时坊间流传的其他刻本之间的文本异同现象,论证容庚藏本实乃远于脂本、程甲本和东观阁本版本系列,而更近于程乙本版本系列。通过异文举证,考定该抄本在缮写时很可能参校了道光壬辰王评本;并以光绪丙子王评本、光绪大观琐录本等佐证容庚藏抄本并非《红楼梦》早期版本。同时,证伪了"它的存在已经使《红楼梦》120回抄本早于第一个排印本的结论成为可能"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