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新论

中国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有着相当密切的渊源关系,过去人们从文学虚构论出发,局限于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藩篱,看不到两者间真正的互文性优长。事实上,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对中国小说的文体形成与叙事建构是有相当贡献的,它并没有阻碍中国小说的发展,应该说后世的小说叙事者对史传的追慕,恰恰促使了中国小说的壮大与成熟。所以,当我们把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统一在纪实的语境中来探讨时,就会对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进行较为公正的评判,而不是如诸多照搬西方文学话语的论者那样进行过多的否定。也就是说,中国的小说叙事只有继承了史传叙事传统的精髓,才能真正彰显其现代性文体价值。     

文章分类学与当代文学资源建构意义下的"史传传统"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描述了史传"作为古代历史散文总称及史学理论归纳"的观点并由此产生了传统文章分类学下小说文体的分类问题;而刘知几<史通·叙事>的"四体说"阐述了史传作为"文章叙事模式和由此显露的叙事诗学",对史传所含"春秋笔法"的叙事规定则完成了文章分类学意义下对"史传传统"的最终指认,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小说与史传传统间的文章学渊源关系,并为当代文学中的小说文体研究提供了文学资源的逆向回溯可能.     

论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之变异

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全面突破了传统文体规范,出现了篇章体制与叙事模式笔记小说化等文体变异现象。这种文体变异与话本小说文体观念的极端片面文人化发展直接相关,实质上是以笔记体的文体宗旨、叙事精神改造话本小说原有文体传统的结果。话本小说文体变异是创作走向衰亡的产物,而文体变异又反过来加速了创作的衰亡。     

唐传奇叙事视角艺术及其叙事文体的独立

唐传奇叙事文体的独立与其极富灵性的视角操作艺术存在密切关系。传奇作者们通过采取全知叙事框架下的局部限知叙述、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以及多视角的交叉与转换等叙事谋略,使传奇文本在叙事话语、叙事结构及叙事的时间、节奏等方面都超越了母体史传,发育成独具小说审美品格的叙事文体。唐传奇叙事艺术成就的获得,既吸纳了中国传统叙事艺术如史传、六朝志怪的营养,也借鉴了国外叙事艺术,如印度的佛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经验。     

在"异构同质"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发端

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也是中外小说"异构同质"的叙事传统。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在中外交汇、古今争斗背景下发生、形成,从晚清到"五四"的整体发端,始终没有摆脱传奇叙事传统的背景影响,既"承袭"中国小说传奇叙事的传统,又与西方小说传奇叙事模式相整合,在"传统与发展"的意义上完成了"现代"转型。     

论中国古代骈体小说的文体互参与叙事特征

文体互参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习见现象,中国古代小说从唐传奇开始便不断地融合史传、诗歌、辞赋等诸多文体,从而形成了"文备众体"的民族特色。骈文与小说相互渗透,便形成了一种以对偶句式为主、注重用典、藻饰、声律的文言小说类型,即骈体小说。中国古代骈体小说情致婉约、摇曳生姿、气韵曼妙;与散体文言小说相比,骈体小说在景致描写上也尽显神韵,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格。然而,骈体小说在叙事上却存在先天劣势,它们注重铺排场景和抒发情志,以求延缓或中断读者的阅读进程,使其流连于骈体所营造的审美共时性空间之中。所以,在对中国古代骈体小说进行规范衡量与价值判断时,应充分认知该文体的审美特征与叙事风格,唯此才能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研究与理论建构。     

中国传奇小说东传与朝鲜传奇体的确立

朝鲜士子在接受中国传奇小说文本过程中,经历阅读、模仿创作及传奇文体认知三个过程,传奇体小说逐渐发展为朝鲜汉文小说的主要文体之一。朝鲜传奇体小说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其代表作《金鳌新话》被韩国学者赞誉为"打破了朝鲜操觚界的天荒"。传奇体小说在异域的突出发展,不仅还原了汉文传奇小说在朝鲜半岛的发展进程,也真实地体现了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的历史渊源。     

中国文言小说的“纪闻”特点及“新奇”之美

中国古代小说生发于“道听涂说”“街谈巷语”,天生具有“纪闻”性,兼与记录口传耳闻之事理的子书、史传同源异派、同宗异脉,从而形成文本创构中的“纪闻”传统。历史地看,以笔记体与传奇体为主的文言小说常常经由民间“传说”“传闻”等口头传播,最终落实到文人“纪异”“纪闻”等笔头载录;同时,又常经由强调传播者的“说”“语”等体式,最终落实为强化创作者“闻”“传”等体性,“纪闻”性的血脉贯通其间,且愈演愈强。相对于常常拘泥于“实录”“传信”的史传而言,小说大多在“贵耳”“遵闻”观念影响下,凭着“妄言妄听”底蕴,风行于“纪异”“传奇”等观念之上,并形成较为鲜明的“纪闻”特点和“新奇”之美。     

从"史传"模式到现代叙事——"文"、"史"观念的分离与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

“五四”时期中国小说的现代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描述为从“史传”模式到现代叙事的转型,这其实也就是一个“文”的观念独立的过程。“五四”时期,中国小说在审美对象、审美方式、时空观念等方面一系列的变化,都是通过与“史传”模式的分离表现出来的。     

明清章回体小说文体探源

章回体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文体类型,它的创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深厚的文学传统.文章将从话本小说、俗讲变文、史传文学三个方面对影响章回小说文体产生的各种因素做共时态分析.对章回体小说文体的渊源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理清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脉络和对章回体小说的理性审视,而且对我们准确把握现当代小说具有现实意义.     

《史记》《汉书》叙事中融入诗歌的原因探析

《史记》《汉书》的史传叙事中融入诗歌有多方面原因:从文体角度看,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是史传文体复调潜质的显现;从文化传统角度看,史传叙事中融入诗歌既受引诗传统的沾溉,又受楚骚文化的浸染,同时也有民间文学的渗入;从创作主体看,优秀的史传作者往往具有"史德""史学""史识""史才",且兼具诗人气质,这为史传叙事中诗歌的融入提供了创作主体上的可能性和倾向性。     

明清讽刺小说的文体建构和叙述模式

明清讽刺小说可分为文言与白话两大类型，他们表达的核心意义则具趋同性即讽刺主题意义的表达。它们都秉承“史传”与“诗骚”的叙事格式，通过文体的互变、互渗，各自展现小说的叙述风格。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明清讽刺小说要比明清神魔小说、世情小说所呈现的文体形式更丰腴、更多彩，所涵盖的讽刺形式甚至横跨了神魔、世情类小说，因为明清讽刺小说把神魔、世情类小说固有的叙事方式熔铸到小说的讽刺体裁之中，这使得明清讽刺小说真正有了“文备众体”创作畛域。     

小说前史时期的叙事因素——以《桃花源记》为中心

史传文学对中国小说文体的影响在以往的论述中被奉为圭臬,因而小说文体本身的特性往往在这种强调下被悬置.本文以虚构性为前提界定《桃花源记》作为小说文本,论证其在传统叙事模式基础上,采用了独特的限知视角、倒错时间和诗意背景,从而构成不同于史传的小说审美特性真实性、惊奇、双重语境、移步换景.这种创格出现在小说创作主体的群体尚未自觉的魏晋“前史时期;’,体现了中国小说叙事多元性的潜在因子.     

史传叙事体例对汉唐小说结构之影响

历史叙事是最早形成的叙事范式,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能力源自先秦两汉的历史著作。汉魏六朝小说、唐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因借鉴史传叙事体例有所不同,文体结构也存有差异。相较于汉魏六朝小说,唐代小说的叙事体例更接近于史传的叙事体例。不仅如此,唐代小说模仿史传叙事体例,结构上呈现出阶段性演进特征。历史叙事的形式,为小说提供了固定的框架结构。历史叙事的本质,为小说提供了区别于历史而获得相对独立地位的参照系统。     

“文备众体”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唐小说吸收某一文体、某一文体元素进行小说叙事,破"体"为文;唐小说还从前代作品中吸取"营养"进行创作。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某一种文体,与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其他文体元素及"营养"一样,以吸收和组合两种文本自合方式,成为小说文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而形成其"文备众体"的艺术特征:"吸收"就"形式"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形式"上吸收前代不同的文体或不同文体元素及其表现手法加以会通;"组合"就"内容"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内容"上从前代作品中吸取相似或相近的"文本"加以融合。     

中国古典人情世态小说的文体建构与宗教意象

(一) 小说文体研究实际是叙述语境、语言、结构、方式、观点等的审美研究。古典人情世态小说是在神话故事、志怪小说、传奇话本等中国小说的演变过程中,一种独特主题类型的小说形式。它与宗教文化的联系和情结,在主题原型方面最有密切联系,拙文已有论述。然而,作为独特的小说文体,宗教精神对其思想主题的渗透,也必然影响着它的叙述模式和语境、结构的形式。譬如,宗教意象的因果报应的观念与其小说说教化、历史化的情节模式;阴阳五行说与其小说“二元互补”的叙事结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世裕化、非理性化的倾向与其小说叙述方式的变更、调整等等。清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无进一步认识中国古典人情世态小说自身变革的过程和审美的价值;甚至,更具有中国小说自身演变规律性寻求的意义。     

西方古代叙事文体的发展、特征及文化语境

西方古代叙事文体是西方小说文体发轫的根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欧洲的叙事文学,它包括古代神话、史诗、传奇、故事等。在这些文体中蕴含着小说文体叙事的基因：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叙述者、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方法等基本要元素。本文梳理了西方古代文学中叙事文体的发展,探讨了在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不同叙事文体的特征和总体特征。     

古小说探源

吴志达先生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发表了《古小说探源》一文,对中国古小说的渊源提出了更全面的看法。传统的观点认为,只有神话,寓言故事与小说有渊源关系。吴志达先生则补充说,除此之外,叙事散文、史传文学,特别是大量的野史杂传,对我国古小说民族形式的形成,乃至故事内容,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先秦诸子的散文中,有许多作品是包涵着小说成份的:即有较完整的故事情节,有人物形象,以及艺术上的想象和虚构,这些实际上具备了我们现代所理解的小说的某些要素。当然,历史著作、记叙性散文,与小说是有区别的,其区别的标志是:所叙之事和所写之人,是否借助于想象和虚构。史传文学对小说有深远影响,但不能把史书和小说     

大众传播与20世纪90年代小说文体

本文对 2 0世纪 90年代小说文体与大众传播关系进行了考察。 90年代以后 ,小说叙事在公共空间建构中的突出地位逐渐为大众传播所取代 ,小说叙事的独特性开始从公众接受的视线中变得模糊。以新闻为代表的大众传播的叙事产生的压力 ,激起了小说叙事向新闻与大众传播叙事的倒转。影视的传播强势也导致了小说文体对自身追求的放弃和对影像叙事法则及生产逻辑的屈从。文体实验则旨在划清日益模糊的文学与新闻、大众读物、影像传播的界限 ,形成了文学书写面对大众传播的话语强势的拒绝和逃亡。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莫言小说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继承与创造

莫言对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宗于情感""情景交融"的叙事内容产生了共鸣,通过叙事技法、情节结构、人物刻画等手段传达出他的志情倾向和某种意旨。莫言积极发掘中国神话中的民族精神,把神话作为寻求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品格的文化之母,从六朝志怪、唐传奇、元曲到明清传奇以及近代新兴的民间传统戏曲,他都积极借鉴与吸收,从中找到民族复兴的动力源泉。多元叙事结构与视角的融合从人物故事场景、叙事策略到语言形式全方位地塑造了莫言的小说文本,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突出了"中国叙事传统"的意义,从而确立了莫言小说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