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世纪英国王权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控制

15-17世纪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以王权为核心的世俗政治体系逐渐发展起来.15世纪开始,随着王权的增强,英国国王开始在国内推行宗教改革、经济改革,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控制也成为其整合英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15-17世纪英国王权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控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转型时期的英国社会发展状况.     

哲学的民族特点与文化传统——读恩格斯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

恩格斯在考察18世纪的英国状况时提出,哲学的民族特点和社会作用与其继承的哲学文化传统相关.德国人继承的是基督教唯灵论的传统,法国人继承的是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传统,英国人则是这两种不同传统的混合,因此,英国哲学具有矛盾的特点,并走向经验和怀疑论.英国人强调的是单个人的社会经验,法国人强调的则是民族性的政治经验;英国人只关注个人利益,法国人和德国人则分别从国家方面和哲学方面强调普遍利益.因此,英国发生的是社会革命、工业革命,法国进行的是政治革命,德国经历的是哲学革命.其中,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最为广泛、深远,它是整个社会运动的动力.     

论文化转型

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以文化转型的方式表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变迁又催生了社会转型.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且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起着价值引领和整合协调作用.分析起来,后现代社会主要发生了五大形态的文化转型: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公益性文化向盈利性文化转型,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工业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文本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型.这些分属不同层面的文化转型,通过自身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1895～1920)——以知识阶层为中心的考察

从甲午战争后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代,政治文化也发生嬗变.新式知识阶层登上政治舞台,通过启发民众、培育人才、组建社团、兴办实业、变法革命等方式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推动传统封闭的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型.但是,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使得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充满局限与困顿.     

改革后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逻辑

改革后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因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家的退出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第一推动力".社会的顺利转型,需要享有一定自主性的国家发挥积极作用,包括提供社会价值和运行规则,规制利益诉求,维护社会结构稳定.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结构与过程,构成现代国家的治理基础,当前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要求政治层面的变化,还要求加快推动社会发展,以配合现代治理模式的运行.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逻辑在于,国家治理转型需要现代社会提供基础,社会的良性发展又要求国家提供政治动力和保障.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嵌入的.     

"符号下乡":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的分析

从以政治(社会)身份为基点的政治符号的视角,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着重分析了国家对农民政治(社会)身份的颠覆和重构过程,以及农民国家观念的转变和国家整合机制的转型.在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依据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将村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成分",并给予其差异性的政治、经济待遇,从而建构起一套新型的身份系统.与此同时,国家与农民的政治关系、农民的国家观念发生转变,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也发生转型.     

20世纪初"新民"运动及国民思想的传播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跌宕起伏的急遽变革大大推进了中国社会文化及政治观念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政治制度的变革已成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主题,通过宣传新型国家观和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的轰轰烈烈的历史实践,引发了民众政治文化意识的转变.革命派和改良派共同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运动,从而使国民思想深入人心.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与挑战

现阶段,中国正经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急剧转变的现代化转型,其基本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层面的市场化、政治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二元化、文化层面的多元化、社会层面的信息化.在此趋势下,中国的社会转型应以效能化与民主化为目标取向,才能达致科学、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治理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挑战,需要客观分析、积极应对,进行理性治理.     

权威与民主平衡发展的重要价值及实现路径——基于后发国家和平转型的视角

后发国家政治体系的和平转型需要保持权威与民主的平衡发展,一方面推动权威的理性化转型,增强政治权威的凝聚力及其对政治发展进程的调控力,另一方面在政治权威的引导下逐步发展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增强权威的合法性.权威的转型为发展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民主创造各种条件,渐进民主的发展重新塑造了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此基础上,后发国家才有可能实现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和平转型.     

兼顾效率与公平:英国新工党政府经济与社会改革的有益尝试

尽管遭受“伊拉克门”事件的重创，布莱尔领导的工党仍顺利赢得2005年英国大选，实现历史性的三连任。新工党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其执政以来英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和社会政策改革措施得当。新工党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微观经济政策改革确保了英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社会政策改革推动了传统“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国家”的转型，增强了社会福利支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兼顾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     

现代科技商品经济社会之与境论--从商品视域看现代经济社会之与境

从整体论意义上讲,"现代经济社会与境"作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社会实在"和最具普遍性的"社会存在",包含了现代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是这些事实和现象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的有机整体;从商品的角度来审视,现代经济社会与境是一种以科技产品为商品的各种事实和现象所构成的科技商品经济社会之与境。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现实性上考察,抑或从时代发展需要上审视,科技产品都是商品,这是现代科技商品经济社会之与境的一般表征;同时,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来分析,科技产品在现实性上都已经成为现代商品构成中的主要部分,并且在其构成中所占比重将越来越大,这是现代科技商品经济社会之与境的本质所在。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学视野

从分析和谐社会特定的法理内涵入手,可以看出,在现代和谐社会中,法治既是其首要内容,也是其内在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法治社会。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构建和谐社会都需要法治作为保障。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试论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逻辑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而国家建设是现代国家的形成及其过程。现代化和国家建设是走向现代国家的两个重要条件。对于特定国家而言,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不仅需要国家建设,而且需要实现现代化。早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启动时间不同,现代化与国家建设呈现的关系也不同。     

现代城市社区的双重二元性及其发展的中国路径

本文从现有城市社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片面认识出发,以新型物业小区为原型指出现代城市社区具有“双重二元性”,亦即“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性”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新型社区发展的中国路径所具有的六个方面显著特点.现代城市社区的双重二元性及其发展的中国路径特点无论对于社区建设实践还是社区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了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论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

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共同体精神、秩序精神、重商精神和市民精神等方面.这些精神能够促使儒家社会的现代工商伦理体系的形成.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在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与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需要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如何更新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中国,则是需要结合新旧、会通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生命的更新及其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要学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现代性的"更新与重建",共同形成儒家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彰显儒家现代性的优势.     

国家是什么——"国家即阶级压迫工具"探本

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的社会,因而也就是拥有主权的社会,也就是最大且最高的社会,也就是独立自主的社会。因此,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最根本特征。这种特征是如此根本,以致西方现代主流思想竟然将国家与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治组织、政治实体等同起来,从而误以为国家就是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就是政权、政治组织或政治实体。马克思主义则从此出发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国家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的悠长发展历程,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之发育、发展、生成始终与西方国家社会转型保持着相互照映的密切关系。其经验、理念中的一般性内容,可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经验参考,可为中国市民社会生成所借鉴。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度环境和当下社会境况,注定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市民社会必将依循一条符合现实国情的道路,即中国社会转型所生发的现代因素催生市民社会的自身发育、市民社会的成长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动力,二者互动发展,共生共强,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共同目标。     

对中国近代“民间社会”问题的再认识

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或可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19世纪中期以来,西风东渐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初步形成,成为近代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civil society"一词译为"民间社会",或较为妥当:既表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民间社会的联系,亦可显示开始形成的近代民间社会那种既已开始脱离官方控制,但又未能完全独立自主的过渡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