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标性状小句

定标性状小句可分为差比、平比和极比三种形式 ,性状小句如果要自足就必须显量 ,这种定标就是其中的一种显量方式。     

现代汉语部分“有”字比较句的逻辑语义分析

人们表达比较范畴时,脑中会有类似物理形式存在的标尺,比较主体和比较客体在这个标尺上的“刻度”的差异就体现出了比较。此外,比较点还存在有“阈值”,阈值不同,比较结果项可能会不同。现代汉语“有”字比较句不但凸显了“刻度”和“阈值”的涵义,还凸显了“等同”甚至“超过”的句式意义,并非单纯的“平比”。对部分“有”字比较句进行形式化,概括出逻辑表达式,可以较为准确地描写和解释现代汉语“有”字比较句丰富的语义内涵。     

《朱子语类辑略》含介词标记差比句

《朱子语类辑略》含介词标记差比句甸式丰富．有介词标记“于”“如”“似”“比”．各句式使用范围和频率的不同,反映了《朱子语类辑略》差比句的特点。     

先秦“于”字比较句考察

先秦时期的"于"字比较句除表示差比意义外,还能灵活表达异比、同比、平比、极比、比拟等多种意义,这使它在古汉语中能满足基本的表达需要,因此使用普遍。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关于"于"字比较句功能的传统认识应该予以纠正。先秦"于"字比较句构成成分较为单纯,造成了其结构和语义表达的局限性,这是它后来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乎"字比较句的功能为"于"字比较句所涵盖,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荆楚方言中的否定格式

荆楚方言中的一般否定格式含“N都没V”、“没得……的”、“一个不V”等形式；含“不是”的否定式判断句包括“NP又不是那别个”等形式；对比句中的否定格式含明比和暗比两种形式；拷贝格式中的否定格式含“要（得）A不得A”等形式。     

《琵琶记》中的比较标记

《琵琶记》中"似"类平比标记有"似""好似""一似""相似"。"似"也可用于否定句式或反诘句式,表示差比。"如"类平比标记有"如""犹如"。"如"也可用于否定句式或反诘句式,表示差比。《琵琶记》中还有"是""厮象""同""一般"等平比标记。"同"或与"和"构成框式平比句式,或用于否定句式表示差比。"一般"总是与"似""一似""是"或"和"构成框式平比句式。《琵琶记》中"胜"类差比标记有"胜""胜似","赛"类差比标记有"赛""赛过",另外还有差比标记"强如""比""于"等。差比标记"比"可用于否定句式或反诘句式,在语义上仍是表示差比。《琵琶记》中的比较标记与《张协状元》中的比较标记既有同又有异。     

上古汉语比较句的三种类型

上古汉语的比较句由两部分或三部分组成;动词“比”构成的比较句,虽然形式多样,但它与比作句相比较却泾渭分明;用含有“比”义的动词构成的比较句,分为4类,特别是对“为”、“于(於)”、“……之与……”、“……之于……”等的词汇意义、语法功能作了确切的解说;用“形容词+名词”构成的比较句,着重说明它是比较句的一种独立的类型,属于形容词用作动词的一种表达方式——比动用法。     

沔阳话中的被动句

与现代汉语中的被动句相比,沔阳话中以“等/紧”构成的被动句只有完全式被动句,以及含被动意义的“遭、挨、乞、逗”谓词,没有复合形式,其所带的宾语也各有限制。在句法功能上,“等/紧”字完全式被动句可做定语、主语和宾语,在语用上是地地道道的白话,普通话中较文一些的“被”字句不能译成沔阳话的“等/紧”字句。     

“A不了差量”比较句及相关句式

本文运用量否定原理对“A不了差量”比较句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类比较句的语义表示存在少于现有量的差量,因此属于差比句.“A不差量”产生的原因是“了”虚化、省略所致.“A不了差量”句比较词“和/比”的可选性,一方面是由于句法层面表量成分和“差”的语义、用法共同制约造成的,另一方面是认知主体从不同视角对意象图式不同的关系差距选择性突显所致.     

论差比标记“比”字的性质

差比标记“比”字经历了从实词到虚词的语法化演变,学界一般将其视作介词,其句法功能为引出比较基准。然而,与“比”字具有同样句法位置和功能的“不比”、“不如”、“没有”等词都被认定为动词,这有违句法特征的判定原则;介宾短语作状语影响小句语义的表达;作为介词的“比”不符合以谓语为中心的否定句法操作和跨语言共性;“比”字为小句谓语遵循汉语句法的“时间顺序原则”。研究发现,现代汉语“比”字句中的“比”应为动词。     

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

阎若璩、汪琬为清初经学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康熙年间的礼学之争始于金石义例之辩,焦点集中在礼服学上,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论争。二人礼学观不同,研经治礼方法互异。汪琬兼采汉、宋之学,重求本义,主于律文以求"用实",不屑专事章句之学;阎若璩倡古礼以兴"古学",取法汉儒,重于考据训诂,排斥宋学,批评自朱子以来学者不事考据以致"私造典礼"之习。这场论争体现了清初礼学复兴时期的特征,对清代礼学发轫有着深远的意义。     

试论林伯桐的汉宋兼采思想

林伯桐是晚清岭南地区知名学者之一,但是历来学术界对其研究不多。其思想介于汉学与宋学之间,治学主张实事求是、提倡"道一"观,对于汉学和宋学的分歧提出了平议汉宋的思想主张,在考据、义理、文辞、学问诸多问题上都给出了贴近其时代的客观评价,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基本概况,对于其同乡后学陈澧发扬汉宋兼采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因此林伯桐是岭南汉宋兼采思想承先启后式的重要学者,学界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清代孙梅《四六丛话》的骈文训诂

清代学术界发生了由“宋学”到“汉学”的学术转型,学风由空疏玄虚转向崇实尚博。在这种学术背景下,骈文理论观念也发生了由空转实的深刻转变,其表现就是将训诂学引入骈文研究领域,从而催生了骈文训诂。清代孙梅《四六丛话》的骈文训诂,成就尤为突出,其继承《文心雕龙》的实学精神,引“汉学”训诂之学入骈文领域,以成骈文训诂,实现了由空疏玄虚到实事求是的骈文理论观念转变,开创了骈文理论的崭新局面。这也是《四六丛话》的骈文训诂的根本价值和重要意义所在。     

轻重学说视角下的汉武财经政策

汉武帝时期，政府为了充实国库实行了一系列的财经政策，通过与《管子》一书中的轻重学说相对比不难看出，这些财经政策正是以轻重学说为理论渊源的；同时，轻重学说中法家思想的渗透也决定了汉武帝财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法家思想意识。     

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在现代文献中,'汉籍'一词出现频率颇高,却罕有辞书收录之。学界均以'汉籍'指称中国典籍,然此义项非中国固有。在中国语境里,扬雄《方言》最早使用'汉籍',尔后从魏晋至隋唐,再经宋元至明清,汉籍即'汉代典籍'之义项传续有千余年。在日本文脉中,'汉籍'相对'国书'而言指中国书籍,相对'和书'则泛指汉文典籍,又相对'佛书'专指儒学经典。现代汉语中的'汉籍'既传承古汉语基因,又吸纳日语词血液,熔铸出一个新词,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涵盖佛经及章疏乃至简帛、碑刻、尺牍、图赞之属。当今方兴未艾的'域外汉籍'研究,论者各自定义、随意取舍,呈现种种乱相。若从'汉籍'乃中华文明结晶推演'域外汉籍'应定义为凝聚域外人士心智的汉文书籍,是在中华文明浸润下激发的文化创新,构成东亚'和而不同'的独特文明景观。     

光武帝"始正火德"正解--对两汉五德制度史的一项新阐释

两汉德制,曾经历过准火德制———水德制———土德制———火德制的变化过程。《后汉书》所记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始正火德”事,向来被注家认为是汉朝实行火德制的开端,古今鲜有异辞。该文以无可置疑的史实证明,光武帝并非汉朝火德制的始作佣者;汉为火德说在西汉成帝时就已经产生了,而火德制亦于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4年)取代了土德制。所谓“始正火德”,是针对新莽的土德“伪统”而言的,意为东汉始循西汉传统,以火德制为正统制度。     

论"操诗属汉音、丕植诗属魏响"——兼及"文学自觉说"

本文不直接论述目前学术界热烈争论的"文学自觉说",而是以考察汉魏诗歌之变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曹操与曹丕、曹植的诗歌的不同,对"操诗属汉音、丕植属魏响"之说的合理内核予以挖掘,兼及"文学自觉说".     

“抬类词”共时分布的历时考察

表示“两人或两人以上合力举物”义,现代普通话用“抬”,方言中还有“扛”和“舁”,历史上这些词之间存在着竞争替换关系.从东汉起“舁”一直是通语中的主导词,直到明代被“抬”所取代;与“舁”基本同期出现的“扛”,历史上很可能是一个南方方言词,元以来也曾北上过,只是清以后逐渐从北方撤出;“抬”始见于唐代,明代以后逐渐成为新的通语主导词,“抬”很可能起源于江淮官话,然后往北往南扩散     

清初渌水亭在北京出现的文化意义

渌水亭是北京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既是帝京的江南,是"城市中的乡村",又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表征着明清易代之际,满与汉、北方游牧民族和江南之间文化上的对峙、冲突和融合。微妙地折射出清初京师对江南的武力征服和文化上对江南的倾慕和向往。渌水亭在清初的出现意义重大,负载和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功能。     

由“起”到“起来”——趋向动词“起来”的语法化

趋向动词“起来”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南朝宋开始,经过唐宋元明清逐渐成为现代汉语中表示动词或形容词时体的重要标记。“起来”语法化的过程是一个实词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起来”与其它语言单位的组合不断变化的过程。